有的長滿了草，有的是光溜溜的新墳。看到這片墳場我不由想到我和陳濤埋葬老龔的那座叫太陽島(不知怎麼跟哈爾濱的一座公園同名)的墓場。相比而言，這小西地墓場要寬廣得多，大概有幾百座墳塋吧。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犯人一座墳，這是錯不了的事。想想有這麼多同類客死在他鄉心裡便沉沉地痛。墓地邊沿有一排早就挖出來的墓坑，這樣死了人就不用現挖。我們將曹大個子的屍體用繩子放進墳裡，抽出繩子就開始埋土。埋完土，看看西面的太陽正慢慢墜落。賣木梳的趙仁——將趙仁冠以賣木梳的得解釋幾句才行。現代京劇《紅燈記》裡有個賣木梳的角色，是個奸細。於是犯人便把那些打小報告的叫做賣木梳的。某人只要被劃到賣木梳的行列，人們便不再信任他，鄙夷他，躲避他，當面冷嘲熱諷背地裡罵他。這遭輪到我來罵趙仁。事情還得從那天出公差埋曹大個子說起，我好像命運不濟，在清水塘時派我去殺牛殺豬，到了我樂嶺又派我去埋死人。心裡頭彆扭，忍不住發了牢騷，說叫埋人就埋人，反正咱是磨房裡的磨。
我從小西地回來傻朱把我堵在了監捨外，劈頭蓋臉就是一通罵，把我罵怔了。心想真是見了鬼了，剛埋的死人，要是出錯該是曹大個子從墳裡跑出來告的狀，還會有誰？這自是瞎說了，死人要能站出來告狀這世界就大亂了。我終歸還是弄明白是我說的那句磨房的磨惹了亂子。這句歇後語的後半句是：聽驢的。磨驢拉就動不拉不動，不是聽驢的是什麼？我立刻意識到有人把這句話告了，說我罵管教是驢。這是太歲頭上動土，還了得。也是急中生智，我很快想出一種說法來為自己開脫。我說這是我們老家的一句俗語，形容人做事不主動，像磨一樣，推一推動一動，不推就不動。傻朱似信非信地看著我，大概我的解釋確有些道理，他還是接受了，說你們勞動改造就是要積極主動嘛，否則怎能改造得好呢？我趕緊點頭稱是。這事就這麼對擋過去了。當晚解若愚便告訴我是趙仁跑去告的狀。我聽了很生氣，晚點名後回監捨的路上我問他今天是不是說了我的壞話。他說沒有啊，咱倆無怨無仇我幹嗎說你的壞話？我說有人看見了，你賴不掉的。他不吱聲了。我說對那句話我以前不信，現在信了。他問什麼話。我說趙仁不仁啊。我聽他嗓子眼裡咕噥了幾下，沒放出聲來。
梁楓——梁楓是個小個子樂天派，整天笑瞇瞇的，那狀況一點不像在蹲監，好像在自己家裡過舒心日子似的。他把別的犯人也似乎當成家裡的人，很友好，很關心，有事沒事願和人拉家常。他有個習慣，說起話來兩手不停地打手勢，像指揮唱歌那樣，一拍都不停。解若愚說他最怕聽梁楓說話，說叫他晃的頭暈。傻朱更不客氣，說梁楓你說話不叫手老實我就把你的手捆起來。可他身不由己，改不了，有回真的叫傻朱給綁了，以示懲戒。就是這回加深了我對他的印象。我說的加深印象不是指他被綁，而是綁起來後仍然認真學習毛著。他手不能翻書頁了，就埋下頭用舌尖舔著翻。他學毛著不是裝樣子，而是從內心裡想學，也從內心裡崇拜毛澤東。他被捕前是青島一家報紙的編輯，青島反右當中發生了一樁很重大的事件，即所謂「山大學生鬧報社」。事實的起因和性質與K大學生「鬧」人民日報社類似，學生對報紙發表的歪曲性文章不滿，要求報社領導出來進行對話。
領導不出來，到街上收買了許多閒雜人員充當革命市民對學生進行圍攻。這行徑被梁楓看在眼裡，在後來的一次會上梁楓對領導的這種「不磊落」提出看法，這是問題之一；另外他還寫了篇《社會主義國家會不會有悲劇》的文章，在反右之前發表出來，這也是個問題。「二罪並罰」就打成了極右。先是遣返回原籍，不久，被一個本家侄子揭發了反革命言論(具體是什麼不詳)，就被逮捕判刑。他頭一次同我說話是我到我樂嶺當天，剛進監捨門便有一個小個子犯人接過我的鋪蓋卷，兩眼笑瞇瞇的，說我姓梁叫梁楓歡迎你。我當時很哭笑不得，沒吭聲。等我安頓好他又跑到我面前，說以後有什麼事找他。我問句你是班長嗎？他頭和手一塊兒搖晃說不是。後來我倆時不時地說上幾句話，他也忙，需要他「照顧」的人很多，我倆也沒有多少交往。但我得承認他是屬於「好人階級」範疇的，他是那種無論受到多少挫折都精神不倒且癡心不改的人。
我記得的第二次「重要」談話是在一根繩休息時，他走到我跟前，說老周我能向你提個問題嗎？我說什麼事。他說不是事是問題。我說什麼問題呢？他說你先保證對我說實話。我覺得這個要求怪怪的，什麼年頭了，還向別人提這種問題，在社會上都辦不到，何況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下的勞改農場呢。我不說話。他以為我默認了。就問了，說老周你說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有沒有悲劇呢？我聽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寫的那篇文章聯繫起來，心想原來他是在搞「民意測驗」，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說就這個問題嗎？好回答：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悲劇，社會主義國家是人類最合理的社會，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的國家怎麼會有悲劇呢？他兩眼直瞪著我。我說這個問題你一定問過許多人吧？他點點頭。我又說大家的回答和我沒什麼兩樣吧？他再點點頭。我說這不得了。出於對他的善意，末了我說句，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以後不要再向別人提這個問題了。他沒吭聲，眼裡仍然瀰漫著迷惑。
這一次是在「馬廄」裡他找到的我。說他寫了兩首詩，(天啊，怎麼一當犯人都詩興大發呢，莫非勞改農場真是個富於詩意的地方？)想請我批評指教。連日來我一直煩著，情緒低落，起因是蘇英那封來信。我不耐煩地說我不懂詩，怎能批評指教你？他說毛主席教導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向工農兵學習……我打斷他說，服務、學習都到不了我這兒來呀，我是個什麼東西？是工農兵嗎？他說咱們雖然是犯人，可幹的是農活，應該屬於農民範疇吧。我聽了哭笑不得，覺得無需再推諉了。既然他想讓你聽他的詩朗誦，不達目的就不會罷休。我說指教談不上，學習學習，你念吧。他清清嗓就點頭擺手地將他寫的《傾訴》朗念起來：癡三丁，腿兒彎，對著主席來訴冤。
你訴什麼冤？我要跟著主席走，別人叫我來坐監；坐監就坐監，死了也心甘。念完《傾訴》，他又念他寫的第二首，《夢中見毛主席》：晚夜風雪激相會在北京正欲傾盆吐忽聞獄卒聲我說好詩好詩，表達了對毛主席強烈的崇敬之情。但個別地方須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語不當，黨和政府要把我們改造成新人，這是恩德，怎麼能說冤呢？第二首中的「獄卒」也用語不當。獄卒是舊中國對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稱，用在新中國的管教幹部身上是錯誤的。他點點頭，要說什麼，正這時聽班長張克楠吆喝乾活了開始幹活了。談詩也就到此為止。
馬廄——吃飯時，高雲純亮出一副用棗木製作出來的刀叉，大大小小四五件的樣子，並且用刀叉開始了這頓晚餐。高雲純製作刀叉的時候大家都看見了，以為是鬧著玩，沒當回事，現在見高雲純真用上了便都圍上前看熱鬧。高雲純先用木刀將窩頭切成若干片，然後又如法炮製將蘿蔔鹹菜切成片，將食品加工完好後便開始食用。用一副大叉叉窩頭片，用一副小叉叉鹹菜，吃得一絲不苟。看熱鬧的人中有的吃過西餐，有的沒吃過西餐，無論吃沒吃過都以一種譏笑的神情看著吃飯的高雲純。高雲純也不理會，依舊一樣一樣叉著吃。後來解若愚先開言，說高雲純你鬧啥怪呢，人家外國人是怎樣用刀叉吃飯的，用刀切麵包抹奶酪，切牛肉，然後叉著吃。沒這套家什不行，咱吃窩頭鹹菜用得著這些東西麼？純粹的出洋相。
高雲純將最後一片窩頭用叉送進嘴裡，邊咀嚼邊說中國人外國人都很重視餐具，不是有句「美食不如美器」的話麼？比方同樣吃窩頭鹹菜，用刀叉和用筷子味道就不一樣的。解若愚問怎麼個不一樣？高雲純說用刀叉吃是西餐味兒，用筷子吃是中餐味兒。解若愚說胡說。高雲純說不信試試。梁楓接話說老高把刀叉借我用用，嘗嘗味道一樣不一樣。邊說邊從高雲純手裡取走刀叉，切起了窩頭鹹菜，之後又學著高雲純的樣子叉著吃起來。高雲純問老梁你覺得味道變了沒有？梁楓一邊用嘴品著滋味兒，一邊說怪了，真怪了，窩頭的味道真的變了。梁楓的話引得大家轟笑起來。又有人借用高雲純的餐具，吃了同樣說味道不一樣了。高雲純揚揚自得地看著解若愚說，怎麼樣，你不試試？解若愚說我不試。高雲純又轉向大伙說我還保存一部分棗木，誰要做刀叉的話可以和我講。梁楓說我想做一套，可沒技術。高雲純說我教你。接著又有幾個人表示要做一副刀叉，並請高雲純當老師。高雲純一一應承。這頓飯吃得滿熱鬧。
袁光——袁光袁書記要離開我樂嶺農場了，據說上級要給他換一個好些的環境，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聽了這個消息很是替他高興，同時也不覺得奇怪，理所當然似的。像袁光這樣級別的高幹也在勞改農場改造總給人以處理不當的感覺。共產黨掛在口頭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實際掌握的卻是「大人物從寬小人物從嚴」。從肅反說起，「歷史反革命」中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被槍斃的甚少，有的抓起來關關就放了，還有的一「統戰」又做了大官，而對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當一部分被「突突」，剩餘的被判以重刑。這不是要評說什麼，只是講出一個基本事實。至於********中湧現出來的「現行反革命」性質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話叫「一個不殺」(這句話從有些人嘴裡說出來好像給了很大恩典似的)，這總算給右派們留了一條活路。而在處理上職位高的仍然是大受優待，基本上是不抓不關，任務只是好好學習，而那些如我輩等就一鞭子趕到改造場所改造了。同樣也不是對此加以評論，要說的只是袁光這位大學書記，不知怎麼成了通常中的一個例外。
我說過一直對袁光有一種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機會對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這樣的機會也不容易。聽說他要走，我就想無論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談一次。
同樣是在一根繩，我見袁光一個人趴在石牆上休息，便走過去，就開始了以下的對話：袁書記聽說你要離開我樂嶺了？佟隊長告訴我了。
能回K大嗎？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嗎？不是想不想的問題呀。
袁書記，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為什麼要向我道歉呢？你不會忘記，我向你提了一個蠢問題，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說蠢，我鼓掌不是同樣蠢麼？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該向你提問題。
事情不像你想的這麼簡單哩。
那還有什麼？不好說。
……
已經過去的事，別提了。也沒必要提。
聽袁光這麼說，我只有不提了。至於他說的「不好說」其真實情況是後來「二進宮」到豐城監獄後李德志告訴了我。
胡公公、二姑娘——將這兩個名字寫在一起會給人一種狎暱的聯想。事實上卻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聯繫在一起是因為歸隊後在「馬廄」裡我同時看見了他們兩個(他倆由不同的勞改單位同時轉來)。自從在草廟子胡同看守所分別，這是頭一次見，從這一點也可看出，中國勞改單位之龐雜，熟人相逢並不是樁容易事。即使這次重逢，如果不是緣於當局的總體「戰略部署」也是難以實現的。見面後我十分地驚訝，驚訝不是他們的面目有了改變，而是同他倆打招呼時旁邊有人向我詢問：周大學你認識胡公公和二姑娘麼？草木春發秋枯鳥蟲毛損殼脫，而落在一個犯人身上的外號，竟然像落在身上的烙印一樣，輾轉相隨，終其一生。實讓人匪夷所思。我向胡公公、二姑娘打聽「二分之一」的下落。胡公公說「二分之一」被判刑後的第一站是清河農場，那時他也在。大約半年後他病死了，得的是傷寒。
火盆地——火盆地是農場最邊緣的一塊農田，開春播的玉米，苗出齊了，全大隊出動間苗。農場的犯人成天幹的就是農活，耕地、下種、間苗、鋤地都一樣，有什麼可說可道的？只因這天出了一件意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