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新劇目排練之前，他便向自己看好的女演員暗送秋波。回應自是不一樣的。知曉他伎倆或尚不願放棄演出機會的人只好違心聽他擺佈，而那些不肯就範的就有霉倒了。設計唱腔時他在這女演員音域的上限高出半個音階，試唱時一唱就唱破了嗓子。即使硬頂著唱下來，到真正演出時心裡也十分緊張，演技得不到正常的發揮。稍不留神唱破了嗓子就一下子砸了鍋。女演員把他恨得要死，不斷到團長那裡去告他的狀。團長是個不懂業務的工農幹部，怕得罪了趙仁，趙仁一「拿把」便演不成戲，只好兩方面虛與周旋。後來就開始了反右。
活該趙仁倒霉的是，這時劇團分配來一個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作曲不再是趙仁的一統天下。於是長久壓在團長心頭的那團怨氣便膨脹起來，想起那句有關報仇的古語曰：不是不報，是時機未到。現在時機到了。反正劇團要有人當右派，他就把這個名額給了趙仁。趙仁打右派令那些遭他作踐的女演員們人心大快，這足以證明趙仁打右派很有群眾基礎。《人民日報》的那篇《工人說話了》的社論在這裡可以改造為《女演員說話了》，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句話正好應在了趙仁身上。遺憾的是在整個運動中趙仁的情況僅僅是一個特例，況且讓他這樣的人也劃為右派讓許多當了右派的人都覺得面上無光。
董善，也是四十歲左右年紀，看模樣倒挺憨厚，下嘴唇厚於上嘴唇，就是人們所說的地包天。他原是北京某區委宣傳部的幹事，除了整材料寫通訊報道外，還鼓搗點文藝作品，小說、詩歌、戲曲，什麼都來，也時常發表，在區裡小有名氣。部裡的一位副部長也迷戀文藝，時不時也小打小鬧寫點，共同的愛好將兩個本來地位懸殊的人拉近了，成了好朋友，經常在一起切磋。整風開始後，有天副部長對董善說市區不設文聯，對繁榮文學創作不利。現在許多單位成立了文學社，咱們是不是可以挑頭搞起來一個，將廣大文學愛好者團結在周圍。董善立刻表示贊同，並說這事宜早不宜遲，應該馬上動手搞。副部長就讓他先在作者中摸底。因為形勢很快就發生逆轉，開始打右派了，文學社還未及進入實際性操作，就夭折在萌芽狀態中。
不要說這不成什麼問題，就是有問題也是兩人你知我知的事。不料董善卻就這件八字尚不見一撇的事對副部長進行了揭發，還將平時副部長對他說的一些他認為有揭發價值的話也一股腦兒端出來。到頭來，副部長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出現這個結果是因為他忽略了一點：揭發組織反革命小集團，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啊！他後悔不迭，卻也晚了。後來事情的發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常言道虎死有威，副部長的那些尚在位上的老首長老戰友們出面幫他把這件事情擺平，又給他董善羅列了些事，把他送進了監獄。有句話叫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個右派都有自己的「罪惡史」，這些東西本來是寫在檔案裡的，並未公諸於眾，可到頭來就弄得大家「彼此彼此」都知道。這傳播者主要是管教幹部。我時不時想到趙仁董善是因為這兩個小子實在太可惡。
王妃——看到王妃是五一勞動節這天。我樂嶺農場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行首場演出，在場部前面的空地上壘起一個檯子。檯子的四角豎起長長的桿子，扯起天幕邊幕，這簡陋的戲台就很撩撥人心了。演出還未開始，台前已按預先劃分好的區域坐滿了黑壓壓的觀眾，最前面位置是場領導管教幹部及他們的家屬，再往後是清一色的犯人，光頭的是男犯，留發的是女犯，中間由小一號光腦殼的少年犯隔開。農場很少開全體犯人大會，也極少有演出，因此這是男犯與女犯難得聚首的機會，可以說這是犯人們的節日。女犯們已不存一般社會上的女子面對男人表現出的那種矜持，而是將火辣辣的眼光朝男犯堆裡睃來睃去。男犯則更邪乎，就像同時接到向右看的口令似的齊刷刷將整個腦袋轉向女犯們，這時倒真能體現出我們自嘲的「撐死眼珠子餓死吊頭子」的情狀。坦率地說，我自己也未能超凡脫俗。不過我不像其他男犯看女犯那般漫無邊際，我有目標，這目標就是妃們。
聽張撰說從帽兒山轉來的幾十個女******包括著四名妃(五妃中的一個妃因病保外就醫了)，我想從眾多的女犯中把這幾個妃認出來。說起來這想法也確實古怪。我坐的位置與女犯的位置相距三十多米遠，這樣的距離看人的面目只能看出個輪廓，朦朦朧朧的。這時我的頭腦中突然跳出「霧裡看花」這個字眼。她們是花，是監獄之花。想到這裡我的眼有些濕。我轉回頭，低垂著，直到演出開始。節目一個接一個地往下看，小演唱，對口詞，天津快板，京劇清唱，小舞蹈，器樂小合奏，二胡獨奏，板胡獨奏，男聲獨唱，女聲獨唱……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內容不斷重複，單學毛選節目就有三四個：兩個老頭學毛選，兩個老婆學毛選，兩個毛頭(兒童)學毛選，夫妻雙雙學毛選……表演也雷同化，不管是老頭老婆還是毛頭，都是手持一本打開的毛選，在台上邊唱邊扭。接下來是女聲合唱《我們的田野》，總共十幾個女犯人一排站在台上。張撰已提前告訴過我，演唱者中有包括王妃在內的三個妃。但因距離遠，從中很難辨認出哪個是王妃。嗓門都很嘹亮，優美的歌聲響徹原野：我們的田野，美麗的田野，碧綠的河水，流過無邊的稻田。
無邊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靜的湖中，開滿了荷花，金色的鯉魚，長得多麼肥大。
湖邊的蘆葦中，藏著成群的野鴨。
……唱完《我們的田野》，又唱了一首《打靶歸來》。這是一首軍營歌曲，輕鬆抒情，可想想是一些女犯人在唱，就覺得有些古里古怪的味兒。最後一個節目是歌劇白毛女片斷，我知道王妃要再次出場了。是年關躲債那場戲，先是楊白勞出場，唱了一段後，喜兒出場。頭一眼看見扮演喜兒的王妃，我覺得眼前倏然一亮，真是個可人兒。面目身條都極佳，張撰說王丹鳳不及並非誇張，如果以業餘的標準來評判，王妃的表演是出類拔萃的。動作協調，嗓子清亮圓潤(這時我不知道怎麼提到了趙仁，心想幸虧不是由趙仁譜曲，否則該輪到王妃唱破嗓子了)。演出很是成功，謝幕時熱烈的掌聲讓二人下不了台。最後作為補償，楊白勞唱了個學習雷鋒好榜樣，喜兒唱了個京劇《紅燈記》片斷「做人要做這樣的人」。這是第一次見王妃。
張撰——在一根繩，張撰悄悄把我拉到沒人的地方，問我對王妃的印象如何。我說很好很好。我問他和王妃的關係有沒有發展，他坦言有發展。我問下一步想怎樣，他歎口氣，說身不由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點點頭，潛意識中覺得他倆的戀情是行進在荊棘叢中，不會順當。張撰又告訴我，幾天後他們宣傳隊還要赴其他勞改農場演出，他說可以借這個機會打聽一下馮俐的消息。如果在以前，我會一下子振奮起來，因為這的確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可現在我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我知道希望渺茫，自來我樂嶺後，只要有機會我便向從各農場(包括監獄)轉來的難友打聽馮俐的下落，回答都叫我失望。馮俐好像從這個世界消失了。可我也不想有違張撰的好意，說聲謝謝了。張撰看出我的情緒不好，安慰說老周別難過，你快出獄了，出去後一定會找到她的。有情人終成眷屬啊。說到這張撰像突然想起什麼，眼光越過一根繩向婦女營那邊望去，只是下意識地看，不求尋覓到什麼。他壓低聲音說：老周我做了首詩，送給她的。我念你聽聽，看寫得行不行，最好幫我修改修改。我說畫家成多面手了，又成了詩人。
他笑笑說：不是有人說戀愛的人都是詩人嗎？他說我念了，題目是《籬笆上的花》：你是一朵打破碗碗花抖一身美麗朝籬笆上爬風吹雨打擋不住你的步你為什麼叫打破碗碗？叫打破碗碗，但不要打破碗碗碗碗留下，好裝盛秋天的果實假若有一天碗碗真的打破你不要傷心不要哭泣還要往上爬呀往上爬不料我叫這幾句詩弄得眼淚汪汪的，是啊，往上爬，往上爬，爬到籬笆外面去……傻朱——剛消滅兩個「黃團長」(犯人對玉米面窩頭的戲稱)，就聽監捨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那粗腔大嗓一聽就知是傻朱。我一邊喊到一邊往門外跑，見傻朱背著手凶凶地盯著我。我不摸頭腦，心想莫非有什麼事讓人報告了？面臨危險我一下子想起高雲純對我的告誡，趕緊從鼻樑上取下眼鏡，攥在了手裡。不料惹得傻朱哈哈大笑起來，他笑得很得意很放肆，像吃飽了的鴨子呱呱呱地叫。
我又叫他笑怔了，心想今天這傻朱是咋的啦？喝了癡老婆尿？傻朱笑夠了才開言說是高雲純那小子又教出你這麼個學生吧？我沒吭聲，心想原來這伎倆已被傻朱識破了，看樣高雲純除了我還對其他的「四眼兒」進行了傳授。只見傻朱又板起了臉來，厲聲命令道周文祥你把眼鏡戴上！我的心怦怦地跳，心裡鬥爭到底戴還是不戴，不戴是抗拒命令，戴要冒眼被打瞎的危險。這時又聽傻朱吼叫周文祥把眼鏡戴上，趕快戴上！我知道無法抗拒了，手哆哆嗦嗦把眼鏡架在鼻樑上，同時趕緊把眼閉了。捨車保帥，眼球無論如何要保住啊！我迎接著傻朱的出手一擊，全身從頭到腳每一根神經都在戰慄，眼前像有一團火球在閃耀，在燒灼。我覺得快支撐不住了，要倒下了。這時耳畔又響起傻朱鴨叫似的怪笑，我睜開眼，見傻朱笑得臉都變形了。我立刻明白他是用欲擒故縱的手段來折磨我的神經。
我憤恨極了，心裡罵你這狗娘養的。傻朱停住笑說道：這回念你初犯，饒了你這個跟屁蟲，下回見了我再他媽四眼兒變兩眼兒就一拳把眼鏡打進你腦子裡去。你聽見了沒有？我說聽見了。這時他把背在後面的手送到身前來，我看見他拿著一封信，他把信丟給了我，就轉身邁著熊步走了。信使我忘記了其他，從信封上熟悉的字跡和落款地址一看就知道是蘇英，我心裡犯疑，她咋知道我轉到我樂嶺來了呢？我抽出信瓤看，僅寥寥的幾行字，除千篇一律的好好改造外，還有這麼幾條信息。一是她於兩年前摘了帽子，二是大病了一場，再一條是關於馮俐的，說聽人說小馮目前關在晉城監獄裡，恐怕出不來了。這條信息使我全身的血驟然冷下來了，呼吸都停止了。馮俐咋重新關進了監獄？出不來了又是什麼含意？！我幾乎要哭出來，傻朱剛才沒打出來的那一拳讓蘇英打出來了，打在了我的心上……
小西地——小西地是犯人墓地，在我樂嶺農場正南的一個小山坡上。到墓地來的人不外乎兩種，一是被活人送來的死人，二是送死人來的活人。犯人中流傳的那首掘墓歌將人生看個透徹：「挖呀挖，挖呀挖，今天咱們埋別人，明天別人埋咱們。」我是頭一次到小西地，自是擔當「埋別人」的角色。「別人」是同監捨的曹大個子。他是我樂嶺農場的「坐地戶」犯人，或者說是「臥床戶」犯人。自我來後就見他一直躺在鋪上不起身，整天哼哼唧唧，飯吃得很少，半個月前乾脆不吃飯了，說「辟榖」了。「辟榖」這字眼其實與絕食是同一種事物的兩種說法，大家都清楚，說「辟榖」無非是想使自己的「絕食」趨於合法化，這樣死了沒人追究「自絕於」什麼什麼的。我聽監室其他「坐地戶」犯人講過他的大體經歷。讀中文系時知道了文藝的現實主義創作最根本的一條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曹大個子就是一個典型人物，或者說是個類型化的人物：富家子弟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起來造老子的反，然後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這種類型的人物在共產黨內是屢見不鮮的，他們的大致人生走向有二：一是為革命捐軀成了烈士；二是活了下來在新政權中當了首長。曹大個子本應成為後者，是命運乖戾不測讓他這個革命者到頭來成了革命的罪人。他的父親在土改中被當地農民打死，他事先不知道，大軍向南挺進途經家鄉時他突然起意回家看看，故事就從這裡開了頭。他騎馬於部隊駐防間隙回到自己的村子，正在這晚還鄉團在村裡屠殺村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聽著槍響如爆，他站在村口思忖再三，返回了。可有人看見了他。村政權給有關部門寫了檢舉材料，說是他帶來了還鄉團。他拒不承認，又苦於無法證明自己沒有參與反革命殺人，最終被定了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當然沒殺人只是聽他個人說的，真實情況永遠是個謎了。我和另一個被派公差的犯人用板車將曹大個子的屍體拉到小西地墓地時，已經有一個犯人等在那裡了。那犯人是場部勤雜班的，見面時自我介紹說姓程，又說許多年來我樂嶺死了人都歸他處理。他用手往山坡上指指，我看見了一大片墳包錯落的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