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地回來正準備吃飯，郝管教到監室說周文祥有人來探視。我一聽血忽地直衝頭頂，急問是誰？郝管教說是你未婚妻。那一剎那我幾乎暈眩過去，踉踉蹌蹌跟在郝管教後面往隊部走。隊部有一間接待室，一室多用，其中一用便是犯人與探視家人在這裡相見。到門口後郝管教說周文祥你是頭一次接受探視，向你宣佈幾項紀律：一是要注意保密，不要把農場的情況透露出去；二是注意政治影響，有利於改造的話說，不利於改造的話不說；三是要思想純潔，作風端正，不許與探視人有身體上的接觸。否則後果自負。聽清楚了嗎？我說聽清楚了。郝管教又追問一句能做到麼？我說請郝隊長放心，我一定做到。郝管教點點頭說你進去吧。我手慌腳亂地推門進去，見一年輕女子正站在窗前往外面看，我叫了一聲馮俐！年輕女子聞聲轉過身來，我卻一下子怔住了。她不是馮俐，是蘇英。我吞吞吐吐地說蘇英是你？蘇英莞爾一笑說：很失望吧周文祥？我這時方意識到自己的失態，連忙掩飾說哪裡，你來看我我很高興，我只是沒想到……我以為是馮俐……蘇英問馮俐常來看你嗎？我搖搖頭，說她沒來過。蘇英說我聽說馮俐在帽兒山農場，離這兒很近，為什麼不來看你？我又搖搖頭說不曉得。
蘇英說這也很符合她的性格。我不語，她看著我又是一笑，說好吧，不說這個了。換個話題，周文祥我問你一句話，我來你真的很高興嗎？我說真的很高興，來這兒以後你是頭一個來探望我的人。蘇英顯出吃驚的樣子，說是真的嗎？我說是這樣的。蘇英笑了起來，說看來我很榮幸啊。我苦笑一下說蘇英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現在是什麼人物，幹嗎這樣挖苦人呢。蘇英說我沒有挖苦你的意思，能成為第一個來看你的人我真的很高興呢。這時外面響起吃午飯的鐘聲，我說蘇英你在這兒等著，我去打飯來。蘇英止住我，說我帶了飯來，咱一塊吃。我猶豫一下，說那我去請示一下管教。蘇英說我已經和管教說好了。我問管教答應了？蘇英說開始不同意，說帶給犯人的東西必須由管教幹部過目。我偷偷塞給他兩盒香煙，他就不吱聲了。我吃驚地看著蘇英說你這是賄賂行為啊！蘇英笑笑說不就是兩盒香煙嘛，再說人家撇家捨業的在這兒改造你們也蠻辛苦，還不該慰勞慰勞人家？我忽然覺得眼前的這個蘇英與一起編輯《大地》的那個蘇英有些不一樣了，至於變得哪些地方不一樣了一下子也說不清楚，是變好看些了？變成熟了？變世故了？變得滿不在乎了？反正我覺得她不同從前了。
我想這些的時候，蘇英已把她帶來的東西一樣一樣擺在桌子上，真是很豐盛的。有燒雞、有麵包、有香腸、有炸魚、有點心，看著這些稀罕物我的口水都要流出來了。我還聽見自己的肚子咕嘟咕嘟地叫。我由衷地說蘇英謝謝你還想著我。蘇英沒吭聲。我再看時她卻淚流滿面了。她並不擦淚，任憑兩行淚水順面頰往下流淌，滴落在衣襟上。我慌張起來，說蘇英你，你咋啦？她說沒什麼，周文祥你別管，我就是想哭，周文祥你說我沒有哭的權力嗎？我不知該怎樣回答她。她說周文祥其實你是知道該怎麼回答的，你是不便於回答或者沒勇氣回答。那麼我來告訴你答案吧，你、我以及許許多多像你我這樣的人是沒有哭泣的權利的。哭泣的意義是否定，是不。我們沒有說不的權利(若干若干時日後我在書攤上看到過一本《中國人可以說不》的書，看過這個書名我便把它丟到一邊了)，只有說是的權力，你說是不是啊周文祥？我幾乎是下意識地說是。
她說那麼開始吃飯吧周文祥。我說是。就開始吃飯了。儘管心情複雜，可美味終歸是美味，美味使心情漸漸開朗起來，我狼吞虎嚥地吃著，這時嘴的功能只剩下一種，就是咀嚼吞嚥。蘇英哭過後也顯得平靜些了。她一直看著我吃。我叫她吃她說不餓。她說起自己的一些事情，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她說她目前在西城一家翻砂廠勞動改造，情況還好，雖然累一點，但還能堅持住。與那些送到勞教勞改單位的同學比就像是天堂的日子。她說估計今年就能摘掉右派帽子。我問怎麼會這麼快。她說她和工廠領導的關係處得很好，關係好他們就能說你改造得好。我說關係好是通過賄賂嗎？她笑了笑，說有那麼點吧。世界上哪有不吃腥的貓？建立友好聯絡感情光靠空口白話不成，物質才是基礎。共產黨信奉的不就是唯物主義嗎？我知道蘇英的家庭條件是很好的，她父親是一家小廠的業主，合營後留用。母親在一家醫院當藥劑師，收入也不菲。
她又是獨女，所以她推行起唯物主義還是很有基礎的。但說實在話，對她的這種做法我是不大贊同的。總覺得不正當。就是說人不能為了達到某個目的就不擇手段。當然我還是希望她能早早摘去帽子，過正常人的生活，就算是工廠是天堂，可她畢竟是天堂裡的奴僕啊。接下去蘇英又談到她和工人師傅的良好關係，這種良好關係不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而是工人師傅對她的同情。有一次她問一個師傅看沒看見報紙上的那篇《工人說話了》的文章。那工人師傅說聽人說報上有這麼一篇文章。她說文章裡說工人階級的呼聲是********的根據。那工人說淨胡扯，如果哪天見到寫文章的人就問問他是從哪個工人口中聽到的。她趕緊說千萬別問，弄不好你也要倒霉的。他說我是工人怕啥，能給我也戴上右派帽子？她說戴不上右派帽子還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呢。聽了她這番話我不由暗暗為她擔心起來，我告誡她必須接受教訓，不要口無遮攔。不要再鑄大錯。
聽了這話她陡然站起身來，神情緊張，走到前面向外望望，又走到後窗向外望望。而後神情恢復正常，走回桌邊說幸虧沒人偷聽。嚇死我了。這時候的蘇英我就分不清是從前的還是現在的了。後來我倆又說了些話。後來郝管教就進來了。我倆都明白接見到此結束。蘇英站起身朝郝管教笑笑，道聲謝謝，又對我說文祥我對你說的也不少了，千萬要好好改造啊。過些日子我再來看你。她走了。我小聲對郝管教說郝隊長真的很感謝你啊。郝管教說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馬上就要出工了。回到監捨後，大家都一齊把目光對向我，每一隻眼裡都標著一個問號和一個驚歎號。已經榮升班長的高幹陰陽怪氣地說周文祥還不趕快匯報匯報剛才接見，違沒違反場部的規定。我不搭理他，高幹又上來了那股邪勁，涎著臉說過來讓我摸一摸，違沒違反場規一摸就清楚了。我氣得要命，剛要罵他流氓又把話壓在舌頭底下，我擔心和他鬧起來肯定佔不了便宜。也正好這時上工的鐘聲響了，把這事給沖了。
3月28日：逃跑的犯人抓回來了，被依法判處死刑。執行時我們聽到了槍聲。
——說起來中國地域遼闊，其實也很小，一個人想藏匿起來並不容易。逃跑的那個姓鄒的犯人是在河南被抓獲的，遞解回北京。該人是在肅反運動中被檢察院起訴，判刑二十年，都知道重刑犯不易逃跑，抓回來十有八九要判死刑，姓鄒的果然在劫難逃。那人被押解到清水塘農場執行，刑場在農場與帽兒山之間的一道山溝裡，在地裡幹活時我們看到行刑的隊伍，也聽到了槍聲。
3月30日：晚上找郝管教匯報思想。受到郝管教的嚴肅批評，我對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找郝管教之前經歷了一個十分複雜的思想過程，因為事關重大，牽扯到馮俐和蘇英。在孤獨中蘇英來探視，給了我很大的寬慰，她的真情真意也讓我十分感動。可她走後我倏地醒悟，她的探視實際上是剝奪了馮俐探視的權力。她是以我的未婚妻的名義來的，要是馮俐再以這個名義來必然會遭到場部的拒絕，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擁有兩個未婚妻。一想到因此而失去和馮俐見面的機會，我就感到非常的失落，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幾天來這個問題在我頭腦裡轉來轉去，弄得我失魂落魄的。
我不知道馮俐還能不能來清水塘，如果她不來，那麼蘇英的假戲真做也未嘗不可。可要是來呢？即使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想將這機會失卻。權衡這一切事實上也是對自己心靈的檢驗，我知道自己依然深愛著馮俐，她在我心中的位置沒有人能夠替代。思考再三我決定趕到蘇英再次探視之前找管教說明事實真相。告訴他馮俐才是我的未婚妻。我找的是郝管教，我小心翼翼向他報告了事情的過節，他一聽很不高興，一向以溫和著稱的他竟然也像佟管教那樣挖苦人，他說你行啊周文祥可真是大大的不簡單，到了勞改農場後面還跟著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一大群！我一聲不敢吭，等著他繼續訓，他就訓，像決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一直訓到熄燈鐘響……我覺得郝管教真的變了，在這裡所有的人都在變。
4月2日：今天又一次犯怪病。
4月15日：高幹？——這一天只記下高幹二字還打了個問號足證明高幹讓我們很傷腦筋，是的。高幹的問題必須解決，而且愈快愈好。自從當了班長，我們二班的思想犯就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了。他的危害和管教不同，管教只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對犯人施行管制，而一個犯人班長則是無時無處不在無時無刻的管制，從早到晚你的一行一動一言一語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想躲也躲不過。像一把永遠懸在頭上的刀，叫人透不過氣來。特別是在管教對我們思想犯大有成見時，高幹一次次捕風捉影的匯報不斷增長著管教對我們的成見，這是十分不利的。我們大部分的右派犯人都希望通過好的表現證實自己不是反黨分子，以求得減刑早早出獄回家。因為誰都知道減刑的權力掌握在勞改當局的手裡，具體說掌握在管教幹部手裡。只要認為你改造得好就可以給你減刑。據說有一個犯人十年刑期只服刑三年就釋放了。問題是有高幹這麼一根攪屎的棍子在犯人和管教之間亂攪，不僅減刑沒指望，說不上還往上加刑呢。高幹畢竟是幹部出身，他懂得一套組織路線，在班裡以「思想」與「刑事」進行畫線，形成「敵矛」與「內矛」兩個陣營，以這個陣營管制那個陣營。
他的這套做法不僅適應了管教幹部的需要，也迎合了刑事犯們的心理，除個別人(如高沖)外都甘當他的走卒，看他的眼色行事。一時間鬧得烏煙瘴氣。前幾天高幹又向李戍孟提出要看他的愛情小說，被李戍孟拒絕，晚上學習會上他要李戍孟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李戍孟不肯檢查，他又讓全體犯人對李戍孟開展批判。思想犯裡只有張克楠一人發言，其他人都一言不發。刑事犯倒是爭先恐後批判，但文化水平淺，一句也說不到點子上，弄得高幹很難堪。於是就施展據說是從別班學來的經驗：關了燈發言(被稱之為熄燈會)。燈一關，監捨裡黑成一團，立刻聽到一聲驚叫，聽到拳頭落在身上的辟辟啪啪聲，有人大呼不准打人。有人去開燈，但開關已被刑事犯控制。一時間監捨裡號叫聲、拳腳聲、叫罵聲、制止聲亂成一片。後來燈亮了，只見李戍孟癱倒在地抱頭大哭，血和淚在臉上縱橫交錯。思想犯對高幹的暴行提出抗議，高幹不理不睬，說聲散會。對這次刑事犯在光天化日下打人管教們置之不理。思想犯人人都看到了危機，但又無計可施。說起來在思想犯當中我算是個不安定分子，我曾經為扼制高幹做過策劃，但沒有做成。見眼下這種情況，我原先的想法又死灰復燃了。
但這次換了思路，我私下找到高沖，對他說了欲對高幹進行懲罰的想法，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他聽了意味深長地笑笑，說周老弟我倒要問一句你為什麼不早些找我？我一時不知怎麼回答，他又說是不是也把我劃在那一個陣營裡？我想解釋一下，可他並不聽我解釋什麼，往下說：共產黨是以財產的多少將人畫線的，財產多的是階級敵人，赤貧的是階級弟兄。對還是不對且不說，可你們這些有知識文化的人也有一套將人畫線的標準哩，在這裡那就是看他是思想犯還是刑事犯，在你們眼裡刑事犯都是「洪桐縣裡沒好人」的，從內心瞧不起。高沖的話一下子挑開我們右派犯人心理上的一道幕簾，現出了內中的坑坑窪窪。可我不敢承認這一點。我連忙說不對不對。高沖說你們將所有的刑事犯視為異己，就把他們推到高幹一邊去了。我說我從來就沒把你當著異己。高沖說沒當異己也沒當成知心朋友吧。我不語。
高沖又說人分三六九等，哪一撥裡都有好人和壞人。事實上應該將人劃為好人階級和壞人階級才對頭，這是人類中間的兩大陣營。我頭一次聽到如此石破天驚的說法。憑這種想法高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思想犯，對他就不能等閒視之。總而言之，高沖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觸動了我，使我認識到自己作為思想犯而存在於思想上的局限性。最後對於我的要求高沖這麼回答：懲罰高幹也是他的願望，但需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和時機。4月18日：馮俐出現於夢中。這是一個十分離奇的夢，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夢。——存在決定意識竟也適用於夢境，每回在夢裡見到馮俐，場景總是在Ｋ大校園。有時是食堂，有時是湖畔，有時在她的宿舍裡。初到草廟子胡同看守所時幾乎夜夜都做與馮俐有關的夢。後來就稀少了。到清水塘後更稀少了。這使我十分的沮喪。思念更甚而夢之更疏我不知道是何種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