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院學生生涯
1979年秋，巴拉克離開夏威夷前往洛杉磯西方學院讀書。當時在位的總統是吉米·卡特。那時最昂貴的郵票只要15美分，每加侖汽油的平均零售價也只不過88美分。那一年的11月，伊朗暴亂分子襲擊了美國駐伊朗德黑蘭大使館，綁架了63名美國人作為人質，關押了444天。不過對於巴拉克來說，與夏威夷相比，他的新生活並沒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從表面上看來是這樣。洛杉磯總是陽光明媚，那裡有很多的棕櫚樹，離太平洋也非常近。學校的同學們都很友好，導師們總是關懷、鼓勵自己的學生。學校有很多黑人同學，這樣巴拉克就很容易交到朋友。他們會形成一個小群體，討論一些關於種族的話題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但是他發現這些朋友們並不像他在夏威夷的那些朋友滿腹牢騷，關心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他們中的大多數和白人一樣有著同樣的擔憂，也會考慮畢業後如何繼續學業或者怎樣找到一份好工作。巴拉克則繼續尋找著真正的自我，為自己的多種族身份感到迷惑。
在他的回憶錄《源自父親的夢想》中，巴拉克寫到，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黑人比較集中的社區和街道長大，那裡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他則在夏威夷相對來說比較安逸的環境中長大。所以他和他們不同，沒有那種想要「逃脫」家庭的感覺。對於他來說，除了自己內心的疑惑，他沒有什麼需要逃脫的。他覺得自己更像那些在郊區比較安全的環境中長大的黑人學生，他們的父母已經脫離了那種艱苦的環境。他和他們一樣，不想被自己的膚色所定義。他們是獨立的個體，拒絕劃分種類和派別。
巴拉克的一個朋友告訴他，自己並不是黑人，而是擁有多種族的背景。她的父親是意大利人，母親有部分非洲血統，部分法國血統和部分印第安人血統。她並不認為自己非要在這些種族之間做出選擇，而且身邊的白人也覺得沒有這個必要，只有黑人才將每件事都與種族問題聯繫起來，非讓她進行選擇不可。學校也有一些與她的背景相同，說法也一致的同學。巴拉克從他們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但卻對自己的種族背景感到更加困惑了。這樣一來，當他在西方學院結識朋友時，他就變得更加謹慎小心，開始刻意地與那些宣稱自己是多種族身份的人保持一定距離。他覺得只有白種人才是獨立的個體，而其他人的種族身份容易讓人疑惑不解。正是這種疑惑讓他不斷地拷問自己到底是誰，讓他刻意地與別人保持距離，以向自己和其他人證明他更接近哪一方，他的忠誠在何處。
也正是在西方學院，巴拉克完成了被別人叫做「巴拉克」而不是「巴利」的過渡。這件事發生在他認識了一個叫瑞金娜的黑人學生以後。其實在認識她以前，他就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或是黑人學生組織和聚會上看到她。當他們共同認識的一個朋友把他介紹給她時說，「這是巴拉克。」她卻說：「我原來以為你叫巴利呢。」巴拉克解釋到：「巴拉克是我的名字，也是我父親的名字，在阿拉伯語中是『上天福佑』的意思。我的祖父是一個穆斯林。」瑞金娜將這個名字重複了幾次說，「這是個很美麗的名字，那為什麼大家還叫你巴利而不是巴拉克呢？」他說大家習慣了叫他巴利，而且他的父親剛到美國時也使用這個名字，因為讀起來方便，可以更容易融入這個社會。巴拉克剛認識瑞金娜的時候，她就告訴了他自己的成長故事。也正是在她的故事中，巴拉克才找到了一種觀察黑人生活的可能視角，因為這是一種已經無法改變的歷史和現實。他羨慕她在芝加哥度過的童年生活，雖然她的父親過早離開了人世，母親整日為生計勞累。但她還是可以和自己的叔叔和堂親們，還有爺爺奶奶圍在一張大桌子前有說有笑。而瑞金娜也很羨慕她這個朋友，也希望自己像他一樣在夏威夷長大。由於認識了瑞金娜，擁有了彼此之間的這段友誼，巴拉克開始覺得在面對自己時，他變得更加堅強，更加誠實。而在他的回憶與希望之間也建立起了一座無形的橋樑，將過去和未來聯繫起來。
讀大二的時候，巴拉克參加了一次學校組織的撤資競賽。隨著他在校代表隊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他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傾聽自己的聲音。於是他開始尋找並確立自己的觀點和想法。有一次他被安排在一個校園集會上致開幕詞，他就開始在腦海中搜索父親來到畔納荷為全班同學演講的情景，體會著父親用語言去影響他人的力量。在集會上致辭時，他起初還有一些緊張，但慢慢地，當他開始關注台下的人群時，他開始有了自信。剛開始說話時，他的聲音還很小，很少有人聽到。但後來他的聲音越來越大，咬詞也越來越清晰。
他開始談論人類的鬥爭，不是白人與黑人之間的鬥爭，也不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鬥爭，而是公正與不公正、尊嚴與奴役、承諾與輕視、正確與錯誤之間的鬥爭。人們望著他，聆聽著他精彩的演講，紛紛開始鼓掌。他很快意識到了自己與觀眾之間已經建立起一種聯繫。當他應該離開講台的時候，他還有些猶豫，因為他意猶未盡，還有很多的話想說。演講結束後，人們都向他表示祝賀，因為他們覺得這場演講很成功，能聽得出他表達了自己發自肺腑的真情實感。但巴拉克早已決定不會再做任何類似的演講。他覺得那些掌聲只是會讓他自我感覺良好，卻並沒有使他演講中提到的那些人們的生活有所改變，沒有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這時，他的朋友瑞金娜告訴他，如果他覺得可以逃離自己，逃避自己的情感的話，那他就太幼稚了。她告訴他不能再繼續認為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源於他自身，其實和他一點關係都沒有，而是關係到那些需要他幫助的人們、那些仍然在貧困線上掙扎的兒童、那些並不在乎他是否遺失了自我的人們。而對於巴拉克來說，這次演講能夠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他後來開始查找自身錯誤的原因都源於他內心的恐懼，那種沒有歸屬感的恐懼。這種感覺讓他認為只要將自己隱藏起來，或是表現出一個並不真實的自我，他就是一個局外人，可以遠離那些對他品頭論足的人。他也明白了真正的自我一定和自己的種族有關，但又不僅僅如此。但他仍然思考著自己究竟屬於何方。雖然離畢業只有兩年的時間了，他還是不知道自己將來會做什麼。他在夏威夷的童年生活就像是一場夢，他很明白自己不會再回到那裡定居。他也感到無論他在肯尼亞的父親說些什麼，他都不會將非洲視為自己的故鄉。他需要的是一個群體，一個社區，一個可以讓他停下腳來扎根在那裡，考驗自己忠誠的地方。於是，他決定參加西方學院與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交流項目，前往紐約讀書。
哥大求學
1981年8月，20歲的巴拉克到達紐約，成為哥大一名大三在讀交流生，學習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找到住處後，他就漸漸適應了這個城市的生活。他發現紐約與洛杉磯截然不同，更不必提相比檀香山了。紐約讓他眼花繚亂，她的美與醜、安靜與喧囂、富裕與貧困都深深吸引著他。在他的回憶錄《源自父親的夢想》中，巴拉克不光描繪了這座城市的魅力和誘人之處，還描寫了她墮落和腐敗的一面。20世紀80年代的股市十分繁榮，他目睹了許多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百萬富翁。巴拉克對自己的自我約束能力沒有信心，而且他想擁有一種平靜、穩重的生活方式,同時他也害怕自己重蹈覆轍，再次被毒品和酒精所吸引。但紐約卻處處都是誘惑。他在這裡目睹的一切都能讓他回憶起印尼的貧窮和洛杉磯年輕人的暴躁與輕狂。
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紐約人口密度高，城市規模大，他開始慢慢體會到了美國種族與階層問題的現狀。他曾經希望可以在紐約的黑人圈子內得到庇護，但他卻始終沒有找到滿意的工作，建立和諧美滿的家庭，住上自己的房子，過上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大多數時候，他注意到在紐約辦公室工作的黑人們大都是秘書或郵遞員，而不是那些高樓大廈的主人。在與朋友和同事們談論過自己的想法之後，他覺得自己的未來不在這裡，而應該在一個不會受外界影響的地方。在那個地方，人們會覺得他們之間明顯的區別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紐約，只要有錢，他就可以過上中等階層的生活，身邊有許多好朋友，可以隨時去自己喜歡去的地方，還能接觸到自己支持的政治黨派。但是他明白，如果留在曼哈頓，像他的黑人朋友們一樣過這種生活的話，到了未來的某一天，他就會後悔自己的選擇。這並不是他想要的。他花了一年的時間觀察這座城市，知道這裡可以給他什麼，不能給他什麼。從那以後，他開始尋找一個能夠讓他融入，讓他停留的地方。
巴拉克開始埋頭學習，下定決心要努力做事、認真工作。來到紐約的第一個夏天，他的母親和妹妹瑪雅曾經來這裡看望過他。那時他白天要在一個建築工地工作，母親就帶著妹妹去觀光旅遊。晚上他們會在一起碰面，談談彼此白天的所見所聞。母親注意到他有一個寫著父親地址的信封。於是她問到他們是否會安排見面，因為這樣就會更加瞭解彼此，會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她還說，她明白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很難瞭解自己的父親，但是他現在長大了，到了該見一見父親的時候了。她希望他對父親不會有怨恨，而且開始告訴巴拉克父親離開的原因。離開不是他的錯，而是她主動提出與他離婚。從一開始兩人結婚，她的父母就不太樂意，但後來還是同意了。而且老巴拉克的父親也不同意這樁婚事。她說，本來老巴拉克打算從夏威夷大學畢業後，他們一家三口就去肯尼亞生活，但他卻選擇了到哈佛大學讀書。雖然他收到的獎學金足夠他交學費，卻不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開銷。但他一心一意想要證明他是最好的，而去哈佛大學讀書就是一種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