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宣佈競選總統以來，好幾個月已經過去了。在這段時間裡，我得以有機會與全國各地的人們交談。我發現，無論在哪裡，無論交談對象是誰，我都能發現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人們渴望改變，渴望著新事物的出現。他們已經準備好翻過舊時代的一頁，結束陳舊的政治和政策，告別伊拉克戰爭、醫療保障危機，以及雖然口號響亮但依然讓孩子們落於人後的學校教育。
但我也能感覺到，人們渴望的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不僅僅是一項具體的事物或事業。我認為似乎無數美國人每天都在重複著必須例行的日程，送孩子上學、開車去上班、去商店購物、努力堅持節食或者戒煙。但他們漸漸意識到這樣的生活似乎缺少了什麼東西。他們最終認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消遣娛樂活動、自己的繁忙日程，不足以構成生活的全部。他們希望他們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標，多姿多彩，有高潮也有低谷，他們希望能發洩出長久以來的孤獨感。因此他們需要一種安全感，需要肯定這世上一定有人還在乎他們，會認真傾聽他們說話，而他們不應生來注定要孤獨地走過漫漫長路，最終卻一無所成。
這種焦慮不安的情緒，這種對於生命意義的探尋，對於我來說是十分熟悉的。在我只有兩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回到了肯尼亞。雖然在他出生的村莊裡有很多的穆斯林，但他卻是個有名無實的穆斯林——他成年後成了一名無神論者。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曾是衛理會和浸禮會教徒，但不做禮拜。我的母親是我所瞭解的最善良、最富有精神生活的人。她對這個世界有著無限的好奇，而且總是恪守著生活中的準則，卻對有組織的宗教持懷疑態度。最終，我也變得和她一樣。
大學畢業後，我到了芝加哥，成為了一名社區組織者，在一些基督教堂工作，從那時起我才正視了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困惑。從某種意義上說，最初我來到芝加哥的原因也是出於對生命意義的渴望，我想融入一個更偉大的集體之中。我一直都被民權運動的精神激勵著，被那些眼光明亮、腰背挺直的年輕人們激勵著。他們勇敢地乘坐公共汽車南下，進行「自由之行」。他們走進不允許黑人就餐的快餐店，冒著生命危險去爭取自己的自由。那時我還太小，不能參與到這場運動中去，但我感覺到如果我能幫助重建起芝加哥最貧困的社區，我也能在後續運動中發揮一點小小的作用。
我到芝加哥的時候是1985年，和教會人員們一起工作，他們當中有許多比我年長很多的普通民眾。我發現在他們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發現，只要你有時間傾聽，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我認為，他們在我身上肯定也找到了自己。他們看著我熟讀《聖經》，知道我信仰的價值觀，也就是給我的工作注入了動力的價值觀也是他們所信仰的。但他們能感覺得出來，我並沒有與他們完全融合為一體，依然有所隔閡——在他們中間，我彷彿是個旁觀者。
那時，我也意識到我的生活缺少了一些什麼。我的信仰沒有明確的方向；我也沒有加入任何特定的信仰組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永遠是孤獨的，永遠和他人有距離。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牧師找到了我，問我是不是某個教堂的一員。「如果你的工作是組織教堂工作，」他們對我說，「那麼多去幾次教堂，對你會很有幫助的。」我想，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
所以在一個週日，我穿上了一件少有的整潔外套，來到了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聯合教會。我聽到了傑裡邁亞·賴特牧師的布道，名為《無畏的希望》。在布道期間，他讓我結識了耶穌基督，讓我瞭解到自己的罪惡可以被救贖，還瞭解到對於那些我無力實現的目標，只要我相信上帝，上帝就會和我一起實現。從那以後，我明白，信仰不僅僅是身心疲憊者們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難所，而是這世界上讓人變得主動積極、是讓人觸手可及的東西。它是希望的源泉。
正是出於這些深刻的理解，終於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聯合教會，我穿過那裡的走廊，受浸成為基督徒。這是我個人的選擇，並非是因為看到了神靈的顯現。我從未在教堂缺席，雖然別人有時如此。我一直存有的疑問也並沒有因此而奇跡般地消失，但在那個南郊教堂裡，當我雙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時，我似乎聽到了上帝的召喚。我讓自己聽從他的意願，並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頌揚的真理，追求他的事業。
但我的歷程只是一個更偉大歷程中的一部分——所有曾經渴望將自己信仰的價值觀用於社會中的人，都是這一偉大歷程中的一部分。這一歷程將我們帶回到了建國時期。那時，只有聯合教會支持波士頓茶會，卻最終使得我們的國家擺脫了帝國殖民者的統治。在隨後的一百年裡，無數有信仰的男男女女們勇敢地投入到了更多的戰鬥之中。他們爭取進行監獄改革，主張禁慾，改善公共教育，重視婦女權利——最重要的是廢除了奴隸制。當南北戰爭爆發後，國家獲得了自由的新生時，他們又開始應對一個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在我們的工廠中，在我們的貧民區中，只要他們發現有觸犯了社會道德的犯罪活動或者違背了上帝的罪惡行為，他們都會勇敢地和它們作鬥爭。
當這些鬥爭被鎮壓時，當他們反對的戰爭發動起來並取得勝利時，這些意志堅定、為正義而戰的戰士們依然奮勇前進。他們站在埃德蒙佩特斯橋上，任憑警棍如雨點般紛紛砸在他們身上。當第16街的浸禮會教堂發生爆炸，炸死了四個小女孩時，他們發起全國範圍的守夜活動。當金博士為我們的國家祈禱時，他們站在林肯紀念館的台階上一起歡呼。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盡力讓我們這個國家變得更加正直，更加公平。
因此，完成上帝賦予的使命自古以來就是貫穿在美國政治中的主線，這否定了所謂的「教堂與政府分離意味著公眾沒有信仰」的說法。我們只需想像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沒有談到「主的審判」，或者金博士「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中沒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或者肯尼迪總統的就職演說中沒有說到「在世間，上帝的使命就是我們的使命」，那又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因為在每一次這樣的歷史關頭，我們的領導者們總是這樣號召真理，號召擁抱共同的信念，才激勵了無數普通人實現卓越。
但不知從何時起，不知為何，信念不能再將大家凝聚在一起，而是被人利用，讓人們走向分裂。其中部分原因是基督教右派所謂的領導者們一直急切地想要瞭解如何才能搞分裂。他們抓住一切機會告訴福音派基督徒，民主黨人不尊重他們的價值觀，不喜歡他們的教堂；同時，他們還對全國上下其他人說，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只會關心墮胎和同性戀婚姻問題，學校禱告制度與智慧設計論之類的事情。就連「基督徒聯盟」也曾經一度認為他們的首要立法重點就是要給富人減稅。我不知道他們讀的是哪個版本的《聖經》，但我知道肯定和我的版本不同。
但我仍然心存希望，因為我認為美國一定會等到覺醒的那一刻。人們會因為一個簡單的真理凝聚在一起，那就是：我們息息相關，我是我同胞兄弟的守護者，是同胞姐妹的守護者。而且僅僅相信這些是不夠的，我們還應當努力將其變為現實。我的信仰教給我，我可以坐在教堂裡，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祈禱；但倘若我不走出去，完成上帝交給我們的使命，我就沒有按照上帝的意願行事。
這就是為什麼牧師們和世界宣明會、天主教慈善機構之類的組織正在利用自己廣泛的經濟影響力來消除貧困、抗擊艾滋病以及其他地區性危機。許多宗教領袖們也在為了正義和改革而奮鬥。全國上下，無數宗教組織都在投資資助兒童日托項目、建立老年中心，或者以其他一些方式參與到復興美國的重任中去。
然而，我們也明白，我們的價值觀不應只是通過基督教堂或是猶太教堂，廟宇或者清真寺展現出來，還應通過我們的政府體現出來。畢竟，貧困問題與種族歧視問題、沒有社會保險與失業人口的問題，都不僅僅是在尋求完美的「十點計劃」過程中出現的技術層面問題。這些問題深植於社會的漠不關心與個人的麻木不仁之中，源於人類的不完美之處。
倘若我們並沒有用個人或集體的力量去全力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知道我們國家的良知不會安心。
倘若三千七百萬美國民眾生活在貧困中，卻被華盛頓的領導者和媒體遺忘，我們的良知就不會安心。我們要響應《聖經》的召喚，去照顧這些弱勢群體，讓窮人脫離貧困……如果你每週都要工作四十個小時，那麼你不應該生活在貧困之中。但我們同樣也知道，單靠政府的努力是無濟於事的。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生活中竭盡所能地幫助窮苦的人，如果我們沒有做到，我們的良知就不會安心。
只要美國還有將近四千五百萬民眾沒有醫療保險，更多的人為了償付保險金申請破產，我們的良知就無法安心。我曾經莊嚴宣誓，在我第一個任期內，我一定會將醫療保險法案立法，讓每一個美國人都享有醫療保障，將每個家庭的保險金每年下調兩千五百美元。這不僅僅是我將制定的一項政策或一種意識，而是我的道德承諾。
除此以外，我們還應當關閉關塔那摩監獄，不再折磨我們的敵人，因為我們本不應如此。這與我們所珍視的公平、正義的傳統不符，這在拷問著我們的良知。
只要我們在伊拉克的戰爭還沒有結束，我們的良知就無法安心。從戰爭爆發伊始，我就一直反對它。我為自己感到自豪，因為這樣一場錯誤的戰爭本來就不應該發動，不應該得到授權。我已經制訂好了一項計劃，在明年的3月31日之前，要達到分階段撤軍的目標，讓我們的士兵回到家園。總統已經否決了一項類似的法案，但他還沒有作最後的決定，因此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直到這場戰爭結束為止。因為伊拉克戰爭已經不再是一個安全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問題。
而且我們還面臨著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現在在美國共有一千二百萬非法移民，他們大多數人都在我們的社區中工作，去我們的教堂禱告，為我們的國家作貢獻。
現在，我們這些上帝的子女，應當相信無論這個人來自何方，無論他是不是擁有合法證件，他們和其他每一個人都一樣，有價值，有尊嚴。我們也相信，每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受到關愛，都應當有通過工作以養家餬口的機會。
但是作為美國人，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法治國家。我們不能允許每天非法越過美國國界的兩千人去違反國家法律。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有責任，有義務保衛國家領土。我們還要考慮到美國民眾的擔憂，他們擔心非法移民問題，並非是因為他們是種族主義者或者排他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們已經在為養家餬口焦頭爛額，非法移民的出現只能降低國家的工資標準。但我們在保衛好家園的同時，如果沒能讓那一千二百萬非法移民，擁有通過繳納罰款並在合法移民後面排隊等待獲得公民資格的機會，我們的良知也無法安心。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作出讓步，這也就是所謂「和解」的含義所在。我們最終都不能轉身離去，這樣做不是為了讓議案得以通過，而為了最終解決美國人民真正關切的問題，並實現所有兄弟姐妹們長久以來的希望，希望能有機會實現我們的共同夢想。
這些都是考驗我們良知的挑戰，在考驗著我們作為美國人和有信仰的人的良知。而應對這些挑戰也並不輕鬆，因為它們聯繫到真正的罪惡、困難、苦痛與折磨。因此我們在相信自己可以杜絕這些問題的同時應採取謙卑的態度，但這謙卑的態度不應成為袖手旁觀的理由。我們不應當將面臨的障礙作為憤世嫉俗的原因，我們應該盡自己所能，在明白其難度的同時不應從幼稚的理想主義轉變為悲觀的失敗主義，而是應當接受現實——雖然我們無法立即解決所有問題，但我們可以作出改變。
我們可以意識到，在聯合基督教會的中心，這樣的討論還沒有結束，我們的角色還沒有最後確定。通過古老的經文和現代的聲音，上帝依然在和我們交談，讓我們不光要應對改變自我生活的挑戰，還要去改變我們身邊的這個世界。
我明白福音派基督教徒與進步分子可能在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上意見不一，但他們都同意，在一個富有的國家，貧窮不應該有一席之地；在信徒的心中不應有仇恨的位置；我們都應該是上帝造出的傑出作品。從柳樹河公共教堂到「新興教會運動」，從南浸信會到全國福音協會，人們都已經意識到了，由四面牆圍起的教堂對於偉大的上帝來說太狹小了。如今，上帝依然在和我們交談。
進步分子們告訴我，他們明白，如果我們想要和美國民眾交流我們的希望和價值觀，我們就不能放棄宗教說教。這就是為什麼，全國上下許多宗教組織都挺身而起，恢復了使用宗教語言來進行改變。上帝依然在和我們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