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應該不會責備說我是這樣一個人，即基於意志而主張奴隸般服從的人，以及具有不正當偏見的人。我基本上接受學識淵博、思想深邃的黑格爾所主張和為之辯護的觀點，即他認為歷史是由自由的展開和實現的見解。我想指出的實質在於，在整個武士道的教義中，浸透著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不僅對於女人是這麼要求，而且對於男人也不例外。因此，在武士道的精神影響完全消失之前，我們的社會就不會像一位美國女權運動者所宣稱的：「所有的日本女子都會奮起反抗那些古老的風俗」，這是一種輕率的偏見，我們社會是不會接受這種觀點的。這種反抗能成功嗎？它能改進婦女的社會地位嗎？她們通過這樣一種運動所獲得的權利，能夠補償她們今天所自然繼承的可愛的性格、溫柔的舉止的損失嗎？更不要說，羅馬的主婦不就是由於喪失了家庭性，進而導致道德淪喪的嗎？那位美國改革家能確保與肯定我國女子的變革，是她們在歷史發展中的必修課嗎？這些都是一些重大的問題。變化不能由反抗和背叛而取得！姑且，我們先來看看，在武士道體制下的婦女地位果真惡劣到了非進行反叛不可的地步嗎？
對於那些歐洲騎士們獻給「上帝和女士」的表面上的尊敬，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這兩個詞之間的不和諧，曾使吉本為之臉紅；我們也曾聽哈勒姆說過，騎士制度的道德水平其實是非常糟糕的，並且在它對婦女的慇勤背後隱藏著邪惡的愛慕。騎士制度給女性帶來的影響，給一些哲學家提供了思考的食糧。基佐先生曾論證說，封建制度與騎士制度其實帶來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斯賓塞先生卻告訴我們說，在軍事社會中（然而，封建社會難道不是軍事社會嗎？）婦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只有進入了工業社會，婦女的地位才會得以提升。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對於日本而言到底是基佐的理論還是斯賓塞的理論，是正確的。作為回答，我可能認為兩者都是正確的。在日本，軍人階級只局限於武士，將近２００萬人的武士。
在武士之上，就是作為軍事貴族的大名，宮廷貴族的公卿——這些高高在上的人，奢侈安逸的貴族們，只是名義上被稱為武人而已。在他們之下，就是普通民眾老百姓——工匠、商人和農民——他們的生活就是致力於和平事業。因此，赫伯特·斯賓塞先生所說的作為軍事社會的特性，這將僅僅局限於武士階層，而那些工業社會的特點，則適合於武士階層上下的其他階級。對於這一點，可以通過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更好地解釋。因為，在武士中間，再也沒有其他階級比婦女所享受的自由更少的了。非常奇怪的是，社會地位越低下的階級——例如，在一些小手藝人當中——在她們中丈夫與妻子的地位卻非常平等。同樣，在那些高貴的貴族中間，兩性之間的差別也不是特別顯著，主要是因為，這些悠閒的貴族們已經逐漸地女性化了，因而也就很少有合適的場合來突出其性別上的差異。因此，斯賓塞的學說在古代日本具有充分的解釋力。至於基佐，讀過他關於封建社會論述的人就會記得，他主要以那種身份高的貴族作為其考察的對象，因此他的概括可以適用於大名與公卿。
如果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讓各位對武士道之下的婦女地位以很低的評價的話，那我就是對歷史真相造成了極大的偏見和誤讀。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婦女並沒有得到與男子同等的待遇與對待；但是，在我們學會消除差異與不平等之前，對於這個問題，還是會經常產生誤解的。
當我們想到，我們男子之間的平等問題只不過是在法庭，以及投票等極少數情況下的時候，那麼我們討論性別不平等問題，只不過是一種無聊的自我煩擾而已。當美國的《獨立宣言》宣稱，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這不是指他們的精神或身體的天賦；它只不過是簡單地重複了古代阿爾平人的宣言而已，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這種場合，法律的權利就是衡量他們平等的尺度。如果說法律是衡量婦女在社會中地位的唯一天平的話，那麼告訴她地位的高低，就如同用磅和盎司來稱她的體重一樣簡單了。但是問題是：是否存在一種衡量性別之間社會地位關係的正確標準呢？當把婦女的社會地位與男人的社會地位相比時，正如拿白銀的價值與黃金的價值相比，那是可以用量化的比率來衡量的，如果那樣的話，這是否正確呢？這樣是否就足夠了呢？這樣一種計算的方法，它沒有考慮人類所擁有的最重要的一種價值，那就是內在價值。
如果考慮到男女在完成各自現世的使命時，其所需要的條件也是各種各樣，那麼所採用的衡量他們各自地位的標準也必然是一種複合物。武士道有它自身的標準，那是一種雙本位的標準。即女子的價值是通過戰場及家庭生活來加以衡量的，前者所佔的比重很少，而後者卻是十分重要的，佔有極大的份量。按照這種雙重度量，她的待遇也是適當的——作為社會的與政治的單位，她所獲得評價並不是很高；但是，作為妻子和母親，受到了崇高的尊敬與愛戴。在一些軍事性的國家，如羅馬，他們的婦女憑什麼獲得了這麼高的評價呢？這難道不是因為她們是母親嗎？不是作為戰士或立法者，而是作為他們的母親，羅馬人在她們面前低下了頭。我國國民也是如此。當父親和丈夫們走向戰場時，打點家務的任務就全部落在了母親和妻子的手中。教育孩子，甚至保護他們，也都全部托付給了她們。我前文所說的婦女的武藝等，也主要是讓她們能夠很好地指導和從事子女的教育工作。
我注意到，由於通常日本人都用「我的鄉下老婆」等諸如此類的詞來稱呼他們的妻子，這樣就在那些一知半解的外國人當中流傳著一種相當膚淺的認識，即日本人輕視和不尊重他們的妻子。如果告訴他還有諸如此類的語詞，如「愚父」、「犬子」、「鄙人」等通常使用的詞，那麼答案不就是很明顯了？
在我看來，我國國民的婚姻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比所謂的基督教徒要更深一層，走得更遠。「男人和女人應合為一體」，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個人主義從未有過丈夫和妻子是兩個不同的人格的概念；因此，當他們吵架時，他們就承認各自有各自的權利，當他們和好的時候，卻又絞盡腦汁搜尋各種各樣愚蠢的暱稱和毫無意義的阿諛之詞。當一個丈夫或妻子對別人說到他的另一半時，無論好壞，都是一些可愛啦、聰明啦、親切啦，這個那個啦之類的詞語，這在我國的國民聽來，是非常不可理喻的。把自身說成「聰明伶俐的我」、「我可愛的性格」，以及諸如此類，這是一種很好的體驗嗎？我們認為，表揚某人的妻子其實就是表揚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並且我們國民認為自我表揚至少是一種低級趣味——並且我希望，在基督教國度也是如此！我之所以偏離主題而扯遠了點，那是因為，在武士中間，合理的貶稱自己的愛人是一種通行的習慣。
日爾曼人是以對女性的迷信般的敬畏而開始他們的部落生活的（儘管這一點在德國，現在正在逐漸的消滅！），以及美國人開始他們的社會生活時，那是在一種痛感女性人口嚴重不足的情況下開始的（我擔心，現在美國女性人口增長了，這是否會導致殖民時代女性的特權迅速消失呢？）在西方文明中，男人對女性的尊重，已經成為道德的主要衡量標準。但是在武士道的武士倫理中，區分好壞善惡的主要分水嶺卻只能在別處找尋。它存在於人同自身神聖靈魂相連的義務線上，以及在我前面開始部分已經論及的五倫與別人靈魂相連的義務線上。其中，我已經向讀者說過忠誠，即臣子與主君之間的關係。關於其他的部分，我只是隨帶提及了一下，因為它們並不是武士道所特有的東西。
因為它們是建立在自然的愛情之上的東西，它們當然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東西。然而，在幾個特殊的地方，由於從武士道的教義中所推演出的東西，它們有必要加以強調一下。由於這種聯繫，讓我想起了男人之間的友誼而具有的特殊的力量與柔和之美。這些常常為兄弟結拜盟約時增加了羅曼蒂克的愛慕之情。這種愛慕之情，毫無疑問由於年輕男女的分離而得以增強。這種分離，將那種感情的自然通道封殺了——而這種自然通道在西方的騎士道、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土地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我可以用日本版本的第蒙與皮西艾斯，或者阿基裡斯和帕特羅克羅斯的故事來充實篇幅，這是很簡單的事情。或者，也可以通過在武士道的故事中，敘述不亞於大衛與約納丹所結成的那種深厚的友誼。
然而，我們並不感到奇怪的是，武士道教義所特有的美德和教誨，它並沒有僅僅局限於武士階級。這種事實，讓我們不得不趕緊認真地去考察一下武士道對整個民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