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對於忍的鍛煉，要求不吭一聲的忍耐。另一方面，關於禮的教導，則要求我們不要通過自己悲痛的流露，而傷害了別人的快樂和寧靜。前面兩個方面造成了一種禁慾主義的心靈轉向，最終形成了一種表面上的禁慾主義國民特性。我之所以說表面上的禁慾主義，那是因為，我不相信一種真正的禁慾主義會成為整個民族的特性，並且也是因為，我們民族的舉止和風俗在外國觀察家看來，是冷酷無情的。然而，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我們對於柔情的敏感並不遜色。
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情感要比其他民族豐富好幾倍。這是因為，對情感自然發作的抑制，會導致痛苦的結果。試想一下，那些男孩以及女孩子們，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不是為了發洩感情而流淚或發出呻吟的聲音。由此就會產生一個生理學上的問題，即這種努力是使他們更為遲鈍了呢，還是使他們更為敏感了呢？
對於一個武士而言，在面部流露出他的感情，這會被視為不是男子漢的舉動。正如一句形容偉大人物的諺語所言：「喜怒不行諸於色」。那種最自然的愛情也在壓抑之中。一個父親擁抱他的兒子，那就必須以失去尊嚴為代價；丈夫不能與妻子接吻——在私人場合無論他做什麼都可以，但在公眾場合是絕對不會的。正如一位詼諧的年輕人所說的或許具有某些真理性：「美國的丈夫在公共場合親吻他的妻子，卻在家裡打她；日本丈夫在公共場合打他的妻子，卻在家中親吻她。」
如果舉止沉著，頭腦冷靜的話，就不會被任何一種激情所困擾。我記得，在最近與中國交戰期間（中日甲午戰爭——譯者注），一個連隊從某一個城鎮出發，許多人都集結在車站上，向隊長和他的軍隊告別。那時，一個美國人來到這裡，期望看到這種盛大的場景。而此刻，所有的國民也都表現得非常慷慨激昂，人群中也有士兵的父母親、妻子和情人等。然而，這位美國人卻感到驚奇和失望了。因為伴隨著汽笛聲火車徐徐開動，幾千人只是安靜地脫下自己的帽子，恭敬地低頭告別；沒有人揮動著手帕，沒有人說一句話，只有在深沉的寂靜中側耳傾聽，才能聽到一些低沉的哭泣聲。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如此，我知道有的父親為了不讓孩子們發現他們心軟的情景，而整夜站在門後聽著生病孩子的呼吸聲！我知道有的母親在臨終之際，為了不妨礙兒子的學習，而不讓把兒子叫回來。在我們的歷史與日常生活中，不乏巾幗英雄的事例，這與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的某些感人至深的章節相比，毫不遜色。在我國的農民當中，伊恩·麥克拉倫肯定能夠找到不少的馬吉特·豪。
在日本，基督教會的復興很難出現，其原因也在於這種自製的鍛煉。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當他們感覺到自己的心靈激動時，他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就是安靜地將這種激動抑制下去，而不至於顯露出來。那種極為少見的例子是，當我們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精神驅動，從而做出了真誠和熱情的雄辯。那種鼓勵對心理活動做出輕率談論的行為，是引誘和唆使去破壞第三誡。對混雜的公共場合的聽眾拋出一些最神聖的語詞，最為隱秘的心靈體現，對於日本人而言，這是相當刺耳的。一位年輕的武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你靈魂的土壤被某種微妙的思想所震撼嗎？這正是種子萌芽的時候，不要用言語去打擾它；靜靜地，悄悄的，讓它自生自長吧。」
頗費口舌來表達某人內心深處的思想與感情——特別是宗教信仰——這在我們的國民看來，這是他們既不深刻也不真誠的顯著標誌。正如一句時下流行的諺語所說的那樣：「開口則見腸，其維石榴乎。」
在我們情感活動的瞬間，我們為了掩飾它們而緊閉雙唇，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東方心靈的怪癖。對於我國國民而言，正如法國人的定義，語言通常是「掩飾思想的藝術」。
當一位日本朋友正處於深深的痛苦中時，如果你那時去拜訪他，儘管他帶著紅眼圈和潮濕的面容，但他仍然會對你報以長久的微笑。乍一看，你或許以為他是歇斯底里呢。假如你一定要他做出解釋的話，那麼你將會得到如下幾句客套的俗話——「生活就是痛苦和憂愁啊」、「人生有聚就有散」、「方生方死」、「數亡兒的年齡儘管是愚蠢的，但女人就是常常陷入愚癡之中」，等等這類話。因此，那位高貴的霍亨索倫國王說出了那句高貴的話，即「要學會一聲不吭地忍耐下去」。在這句話出現之前，這就已經在我國的國民當中激起了很多心靈的共鳴。
事實上，當日本人脆弱的人性遭到嚴重的考驗時，他們就有求助於笑顏的傾向。我認為，對於我們國民笑癖的解釋，我們擁有比德莫克里特本人更好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笑，常常是我們受到逆境煩擾的時候，是一種掩飾我們重新尋求內心平衡的帷幕。這是面對痛苦與憤怒的平衡器。
這種對感情的壓抑一直堅持著，因此最後便在詩歌中找到了它們的安全閥。十世紀時，一位詩人寫道：「在日本和中國，當人性被悲痛所驅動時，那是在反轉訴說著不能承受的悲痛。」另外一位母親，為了安慰她自己受傷的心，想像她那死去孩子的就像他往常去追捕紅蜻蜓一樣：
「我正在想，他今天追撲紅蜻蜓，已經走了多遠了啊！」
我就不再列舉其他的例子了，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把那些從胸中一點一滴地擠出來、如同價值連城的珍珠一樣穿在一起的思想，翻譯成外國語言的話，這樣反而是對我國精美文學的糟蹋。我希望的是，我已經把那種表面上一貫表現為冷漠無情，或者摻合著笑容與沮喪的歇斯底里，甚至是有時對我國國民的健全性都加以質疑的內心活動，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來。
人們也曾說過，我國國民對於痛苦的忍受力以及對生死的漠不關心，都可以歸咎於神經不敏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似是而非的。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國民的神經緊張程度會很低呢？」或許是我國的天氣使然，即不如美國那樣富有刺激性。或許是由於我國的君主政體不如法國人的共和政體那樣使人情緒激昂。或許，是由於我國的國民不如英國人那樣熱衷於閱讀《歸衣新裁》。在我個人看來，我覺得正是由於我們的易於激動性和敏感性，使得我們有必要承認和執行堅決的自制。但是，如果不將長時期的自製鍛煉考慮進去的話，任何解釋都將不可能是正確的。
自製的訓練也很容易出格。它有時候很輕易地就能夠壓制心靈的思想。它能將順從的天性加以扭曲使其變得畸形。它也能招致頑固、培育偽善，鈍化感情。任何高尚的品德也有它不好的方面，也有它的對手。我們必須承認，在各種品德中，要認識他們自身的正面優點，以及遵從它的積極理想。並且，自製的理想，正如我國國民的表現，是保持心靈層次的平衡。或者，借用希臘的術語，就是達到德莫克里特所說的最高的至善ｅｕｔｈｙｍｉａ的境地。
我們接下來考察一下自殺和復仇的制度——前者是自製所達到的最高頂點，也是最為完美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