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弟弟所遭受的一切以及發生在他身上的蛻變，做姐姐的張愛玲已沒有了眼淚，因為在弟弟的身上，她同時也看到了自己未來生活的影子。這個家值得她留戀的東西已經越來越稀少了，在這裡，她找不出什麼東西能夠激起她的熱愛；倒是此刻遠在歐洲的母親，常常能引起她一些奇異而美好的憧憬，一種超越親情的浪漫的愛戀，她後來以這樣的話語來評論自己母親：「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個美麗的女人。」
1937年，為了張愛玲的學業，母親再次回國；張愛玲也於同年夏天，從聖瑪麗亞女校畢業。然而當她勇敢地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時，就像此前父親遲遲不肯拿出學費一樣，這次她遭到了拒絕。「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說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學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壞的演說。他發脾氣，說我受了人家的挑唆。」張愛玲在《私語》中寫道。這或許代表了張愛玲的隱秘自責——她是為了支持母親才被父親棄絕的。
父親的自私當然令張愛玲很失望，對家人的態度也就更加冷淡了。父親雖然很少過問她的生活，但實際上卻是喜歡她的。張愛玲的活潑伶俐，天資聰慧讓父親很是歡喜，還曾親自為她的《摩登紅樓夢》擬標題。在沒有母親的相伴的日子裡，父親的那間散發著淡淡幽香的書房，霧一般穿過玻璃的陽光，亂攤在屋內的小報，甚至瀰漫在屋內的鴉片雲霧，也讓她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美感。一邊瀏覽著小報，一邊同父親談談親戚間的笑話——「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時候他喜歡我。父親的房間永遠是下午，在那裡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
這種單親的異性愛，使張愛玲對父親有一種深沉的依戀感，這份依戀或多或少也同樣存在於她對胡蘭成的情感中。然而儘管對女兒的文學天賦非常欣賞，父親對她的感情卻是十分複雜的。他並不覺得女兒是愛自己的，女兒的心從不曾屬於這邊，她的性格太像她母親。父親是把對前妻的恨遷移到了張愛玲的身上。張愛玲是懂得這些的，她在潛意識裡把自己的不幸的一部分歸咎於母親的離家出走，而對父親始終是有幻想的。「母親回國來，雖然我並沒有覺得我態度有顯著的改變，父親卻覺得了。對於他，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來跟著他，被養活，被教育，心卻在那一邊。」
一直以來與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兒的「偏向」而凸現出來，父親話中的「別人」當然是有所指的，而後母也不失時機地過來添油加醋：「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裡，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實際上，早在她的母父離婚的時候，離婚協議上就明確地寫著，有關張愛玲的學業問題，都需徵求母親的意見。顯而易見，後母在借題發揮，將對自己前任——張愛玲生母——的反感轉移到張愛玲的身上。
由於家庭矛盾的激化，後母的這種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發了。當時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視眈眈地窺伺中國的日本突襲了上海，淞滬會戰爆發。當時張愛玲正在鄰近蘇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聲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親的住處待了兩周。走前她已和父親交待過，但卻未告訴後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這位後母對張愛玲的「出逃」怒不可遏。兩周後，回到家中的張愛玲如同經歷了一場暴風雨。
「回來那天，我後母問我：『怎樣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說一聲？』我說我向父親說過了。她說：『噢，對父親說了！你眼睛裡哪兒還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個嘴巴，我本能地要還手，被兩個老媽子趕過來拉住了。我後母一路銳叫著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打我！』」
當「後母一路銳叫著」向樓上的父親奔去，深知父親脾氣的張愛玲預感到大禍就要臨頭了，周圍的環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為無聲的場景：「在這一剎那間，一切都變得非常明晰，下著百葉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飯已經開上桌了，沒有金魚的金魚缸，白瓷缸上細細描出橙紅的魚藻。」終於，她的父親趿著拖鞋，氣急敗壞地衝下樓來。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聲吼道：「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為了一個神經質的女人，張愛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親的毒打：「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髮一陣踢。終於被人拉開。」此時的張愛玲，腦中一直閃現著母親一句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所以她並沒有想抵抗。暴怒的父親上樓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張愛玲爬起來，獨自走到浴室的鏡子前，像一隻受傷的小動物一樣，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審視著自己身上的傷。她本想跑出去報警，可卻被看大門的巡警攔住，並被告知門是鎖著的，鑰匙在父親那兒。
「我試著撒潑，叫鬧踢門，企圖引起鐵門外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潑不是容易的事」。父親知道了女兒的意圖，脾氣比剛才更壞了。一等到她回到家裡，就把一隻大花瓶向女兒的頭上砸去。這是怎樣驚心的場面啊！然而張愛玲在記述這一段時卻只寫道：「稍微歪了一歪，飛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親走後，照顧她的何乾哭著對她說：「你怎麼會弄到這樣的呢？」頓時，長久以來憋悶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腦兒地都湧了出來，她抱住何干大哭了一場：刺痛自己的，是至親的人；憐憫自己的，是毫無血緣關係的人：「然而她心裡是怪我的，因為愛惜我，她替我膽小，怕我得罪了父親，要苦一輩子，恐懼使她變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傷心地抽泣。從小就在無愛的環境中長大的她,世界之於她，完全是個缺乏情感的物慾的俗世。愛是一種奢侈品,在她眼中，現實原來就是如此,所以她無可奈何地哀歎:「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慘傷。」
因為替張愛玲擔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電話。第二日，張愛玲的姑姑就來替她說情。後母一見到她就冷笑道：「是來捉鴉片的麼？」還沒等她姑姑開口，她父親就從煙鋪上跳起來劈頭打過去，這下「情」沒說上，人先被打傷送進了醫院。臨走前，她姑姑發誓說：「以後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然而這終究是家中的醜事，並沒有鬧到巡捕房去。
姑姑走後，張愛玲一度陷於十分危險的境地。「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裡，我生在裡面的這座房屋忽然變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牆，片面的，癲狂的。」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她的心中也充滿了詩意：「BeverleyNichols（通譯作「貝弗利·尼科爾期」，英國作家）有一句詩關於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著月亮光，』我讀到它就想到我們家樓板上的藍色的月光，那靜靜地殺機。」「花園裡養著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鵝，唯一的樹木是高大的白玉蘭，開著極大的花，像污穢的白手帕，又像廢紙，拋在那裡，被遺忘了，大白花一年開到頭。從來沒有那樣邋遢喪氣的花。」
張愛玲知道，父親決不至於把她弄死。「不過關幾年，等我放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我了。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許多年」。她用手緊緊地捏著陽台上的木欄干，「彷彿木頭上可以搾出水來」。她的頭上是赫赫的藍天，「那時候的天是有聲音的，因為滿天的飛機」。此刻，她希望有個炸彈掉在家中，瞬間解決所有的問題，「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囑道：「千萬不可以走出這扇門呀！出去了就回不來了。」而實際上那些脫逃的計劃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她的腦子。
還沒等實施真正的脫逃計劃，她卻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還差一點死掉。然而父親既沒有為女兒請醫生，也沒給她抓藥。躺在病床上的張愛玲，望著秋冬的淡青的天，又開始陷入莫名的傷感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對面的門樓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纍纍兩排小石菩薩——也不知道現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朧地生在這所房子裡，也朦朧地死在這裡麼？死了就在園子裡埋了。」
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她依然通過她那份獨有的感官，傾聽著周圍的一切：大門每一次的開關聲，「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銹澀的門閂，然後嗆啷啷一聲巨響，打開了鐵門」。即使在睡夢中也能夠聽見這聲音，還有踩在煤屑路上的吱吱叫的腳步聲。「即使因為我病在床上他們疏了防，能夠無聲地溜出去麼？」她一刻都沒有忘記從這裡逃出去。
「一等到我可以扶牆摸壁行走，我就預備逃。」終於，她從何幹那裡打聽到了兩個巡警換班的時間，於是在一個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遠鏡觀察著外面的動靜，一等到夜路上沒有人，她就真的挨著牆一步一步地逃出去了！
張愛玲在憶起這段出逃經歷時寫道：「——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伕講起價錢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沒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了瘋呀！隨時可以重新被抓進去。事過境遷，方才覺得那驚險中的滑稽。」
在經歷這件事之後，張愛玲基本上就與父親斷絕了往來。在她看來，父親在她生命垂危之際如此待她，父女間的親情已經蕩然無存了，但根據她弟弟張子靜的回憶，在張愛玲痢疾越來越嚴重且拖了很長時間之後，照顧她的何干惟恐她出事，自己會負連帶責任，於是就趁她後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講給她父親聽，並一再聲明：倘若他再不採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負任何責任。或許是考慮到萬一出了人命，自己將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傳揚出去不好聽，抑或是此時的怒氣已消，而且對女兒除了這次的震怒之外，兩人並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張愛玲的父親便開始注意到女兒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針劑為女兒注射了幾次，當然，這一切都是背著後妻做的。之後，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張愛玲才得以恢復健康。
張愛玲留在父親家裡的東西，都被她後母拿出去給人了，只當她死了。因為她的出走，父親遷怒於何干，認為她也是女兒的同謀，就把她大罵了一頓。沒幾天，這位一直最關心張愛玲的老人收拾東西，離開張家回皖北老家去了。當時張愛玲已經投奔到母親那邊。何干臨走之前，還偷偷收了一些紀念物給小主人送過去，主要是一些張愛玲小時候心愛的玩具，多年之後，她一直記得「內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綠鴕鳥毛折扇，因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飛著，使人咳嗆下淚」。
曾經和弟弟一起在院子裡追大白鵝的歲月，從此一去不復返了。在張愛玲趁著夜色摸出父親家大門的時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種東西呼之欲出之際。她自我封閉的內心充滿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張愛玲發現，自己對母親的情感也正在發生著變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來了，帶了一雙報紙包著的籃球鞋，說他不回去了。我母親解釋給她聽她的經濟能力只能負擔我一個人的教養費，因此，無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邊也哭了。後來他到底回去了，帶著那雙籃球鞋。」
這件事，使張愛玲感覺到「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
母親是封建家族裡走出來的新潮女子，所選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這讓幼時的張愛玲對母親產生了一種極大的渴慕，母親於她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另一方面，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既有著書香之家的文筆風流，也脫不掉封建遺少的種種惡習，對家庭從未自覺出一種責任感，這讓張愛玲既愛又恨。當她死裡逃生地回到母親身邊時，等待著她的，又不復是「柔和」的親情了。
張愛玲從他們那裡得到兩個一生都無法逃離的宿命：抒發於文字間的濃郁的蒼涼之色；於母親處得來的對於感情的自恃，特別是對親情的淡漠，從而也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種飢渴，希冀創造一種豐潤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對胡蘭成癡狂的愛戀，尚或有些笨拙，只是高傲的血統於她尚不致貽笑大方，但與文無關。渴望愛的臨近，卻恐懼於愛的迷惑力。清醒地認識著愛的本質，卻又悲哀地迷亂於愛自失的過程。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個女人的潛意識裡都在等待著那個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萬年，千萬人之中無可替代的那個人，卻又因熟稔千萬年，千萬人普遍的規律而畏懼，畏懼於自我被捲入的狂熱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愛的份量，惴惴於愛的降臨。飛蛾撲火的熱情與抽身獨處的冷寂，是一雙相互咬嚙的小獸，存於她的靈肉之間。固然，與胡蘭成之愛雖為悲劇，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風流、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著客觀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