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樣一段切身的經歷，季羨林深深感覺到，一個人如果失掉了笑，那就意味著，他同時也已經失掉了希望，失掉了生趣，失掉了一切。這樣的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是在別人眼中，還是在自己眼中，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多餘的人，他不過是行屍走肉，留有一口氣苟延殘喘而已。什麼清風，什麼明月，什麼春花，什麼秋實，什麼高山，什麼流水，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別人眼中，當然都是非常可愛的，但在他的眼中，則是木然、呆然，什麼快感也引不起來。這樣，他在這個世界上，就如浮雲，如幻影；這個世界對他來說，也如浮雲，如幻影。他自己也就變成一個幽靈，踽踽獨行於遮天蓋地的遼闊寂寞之中，成了一個路人，一個「過客」，在默默地等候著大限的來臨。
這個失掉笑的老幹部，就是大名鼎鼎的馮定先生。
4．劫後餘生
「文化大革命」明顯地是人失去理智的產物。人既然已經失去了理智，那就自然會做出各種各樣的不合理的事情。僅打、砸、搶的活動，就不知毀壞多少文物，燒燬多少古書、字畫，砸毀多少碑廟，由此而造成的損失是永遠也無法彌補的。
然而更有甚者，比這更為駭人聽聞、出人意料的事層出不窮，下面只是幾個小例子：
廣東省恩平縣橫陂公社一個農民，為了表現自己不平凡的「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行動，竟然刺穿了自己胸前的皮肉，帶上一枚毛主席像章，這一行動，使這位農民在一夜之間就成為一顆明星，被邀請到外地去「憶苦思甜」、批判修正主義，沒完沒了地到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作大報告，這被認為是階級覺悟高的一種表現，只有這樣摧殘自己肉體的殘忍舉動，才能表現出對偉大領袖至高無上的忠誠。這樣的一個像章在胸前的肉中帶了整整三年，也算是創了吉尼斯的世界記錄。[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為了表現革命的徹底性、堅決性，要對那些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的人特別殘酷，而階級敵人有九種，是地、富、反、壞、右、叛、特、反、臭老九（指知識分子）。廣西的一位中學教師和別的一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自然是階級敵人，他們竟被人在額頭上刺上了「反革命分子」五個栗子般大的字，受盡了侮辱。甚至也有些偏遠的地區，還發生過把「反革命分子」打死，而吃其肉和肝的獸性野蠻行為，退回到了遠古的蠻荒時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和這些野蠻已極的行為相比，北大的紅衛兵被馮友蘭說成是「到底是北大的紅衛兵」，與街道上的紅衛兵不一樣。
馮友蘭說的是一次抄他家的行動，當時他在客廳裡看見一個抄家的紅衛兵拿著一張紙進來，似乎是發現了一個大秘密，拿著這張紙厲聲問馮先生：「這是什麼？」馮友蘭一看，原來是一張斗方的紅紙，四周印著萬字花邊，是在別人家有喜事時在上邊寫上大字，釘在幛子上用的。他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出來，馮先生給他們說明用途，他們又問為什麼印上納粹標誌？馮先生向他們解釋說：萬字起源於印度，傳到歐洲，也傳到中國，本來的意思是「吉祥」，形狀是卍，就是這紙上印的，而納粹的標誌是卍，這與中國的萬字毫無關係。這位紅衛兵掃興而去，而馮先生倒是很感謝這些紅衛兵，因為他們還容他解釋，還相信他解釋，而他聽說街道上的紅衛兵，遇見類似的情況就不由分說，先把當事人痛打一頓再說，所以馮友蘭說他們「到底是北大的紅衛兵」。[《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161—162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其實，北大紅衛兵的野蠻行為也多的是，「水平」也不比別的地方的紅衛兵差。用長矛刺死人、用皮帶抽人的事也是屢有發生的。為此，北大的老教授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具體到季羨林來說，他被折磨得相當嚴重：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所以，季羨林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劫難中雖然活下來了，但那只是肉體上的生，至於精神上的生，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災難並沒有結束
1．生活上的煎熬
「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摧殘不僅是肉體上的，也不僅是精神上的，還要包括生活上的。
紅衛兵掌權伊始，就對老教授們掙那麼多工資感到驚訝，而且他們還聽到一些傳說，說是錢掙得越多，就越吝嗇。北大的一些老教授到秦皇島、北戴河去療養，在火車上喝一杯一分錢的茶水，都是自己掏自己的腰包，誰也不願意為別人多掏出一分錢。血氣旺盛的青年人對此極不理解，也不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他們每月只有十幾元錢的助學金，還不時拿出一點個人從牙縫裡省下來的積蓄，幾個好朋友到海澱長征食堂湊一湊，吃上一頓開開齋。有了這樣的心理反差，紅衛兵們想戲弄戲弄老教授，於是惡作劇便不時地沖教授們而來。
馬堅先生就遭遇過這樣的惡作劇。馬堅是全國知名的教授，工資相當高，據說是每月二百八十八元八角，一次發工資時，不知是哪一位想出的這個惡作劇點子，讓發工資的人故意把這些錢到銀行統統兌換成一角一張的「角票」，變成厚厚的一疊子，數起來很費事，好看馬先生的熱鬧，取笑他。當馬堅先生點錢時，他們有人就奚落他，說你每月拿這麼多錢，幹那麼一點事，虧心不虧心？馬堅先生知道他們這是嫉妒心在作怪，便針鋒相對地說：「這是人民給我的，如果人民政府批准，我可以給你一部分。」那人聽了以後，氣急敗壞地說：「誰要你的臭錢！」馬堅接著說：「這是人民幣，你怎麼能說是臭錢？！」那人氣得說不出話來，猛然站起來，衝出門外，「砰」地一聲把門關上，狼狽地走了。據說他跑回房間裡大哭了一場。[李振中：《學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他自然沒想到，老教授們的智商畢竟比他們要高好些。
後來，掌權的紅衛兵又想出了折磨老教授們的新招，就是降低他們的生活標準。紅衛兵在宣佈馮友蘭先生罪狀的同時，規定了對他的臨時制裁，其中包括扣發他的工資，只按家中的人數，每月每人發給生活費十二元。當時馮先生的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家中只有妻子任叔明和他自己兩人，每月就只發給他們二十四元。
馮先生問發工資的人，「還有房租和保姆的工資呢？」他們說：「你不必管了，由我們處理。」這樣，馮先生和老伴任叔明就只有每月二十四元錢的生活費，生活水平自然是相當低的。有一天，馮友蘭從外邊回來，一進門，老伴對他說：「今天有好吃的。」馮先生問：「有什麼好吃的？」老伴說：「今天我上街，看見賣羊肉的，我買了一角五分錢的羊肉。」當時的羊肉大概九角錢一斤，一角五分錢能買一兩多，吃這一兩多肉，他們就感到是改善生活了。這樣的生活標準，過了好幾個月，後來才逐漸增加，先是每人每月二十四元，又增加到四十多元，又增加到七十多元。[《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159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這樣的待遇，對季羨林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季羨林從小吃苦吃慣了，並不覺得，而且老祖和老伴德華，還有辦法多變換一些花樣。
老祖、德華她們，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賜十幾元錢生活費的情況下，殫思竭慮，弄一點好吃的東西，希望能給我增加點營養；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希望能給我增添點生趣。婉如和延宗也盡可能地多回家來。我的小貓憨態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們不懂哲學，分不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人視我為異類，她們視我為好友，從來沒有表態，要同我劃清界限。所有這一些極其平常的瑣事，都給我帶來了無量的安慰。窗外儘管千里冰封，室內卻是暖氣融融。我覺得，在世態炎涼中，還有不炎涼者在，這一點暖氣支撐著我，走過了人生最艱難的一段路，沒有墮入深澗，一直到今天。[《二月蘭》，《懷舊集》第13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包括季羨林在內的這一批老教授們，都是國寶一級的專家，在這異常的時期，不僅在肉體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殘，在生活上還要受煎熬。但是，就是在這樣的艱難情況下，他們也沒有喪失對祖國的拳拳之心，我們的知識分子，確實是偉大的！
2．武鬥不斷升級
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6月18日這天開始，就發生了打人的暴力事件。工作組把這次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中央文革則予以平反，並及時地傳達了上邊的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說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雖然指示裡也提到今後不許打人，要擺事實，講道理，但這一句「對打人要進行階級分析」，足可以讓打人者受用無窮。
到秋天，北大的群眾組織分裂成「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兩派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小規模的武裝衝突不斷發生，這時候，如果能及時制止，仍然可以制止大規模流血事件的發生。但是，上邊的基本精神是不要怕亂，要靠群眾，而群眾運動依然是合理的。翦伯贊寫那麼多書，靠誰去批判？只有靠革命師生，停課又管吃飯，吃了飯要發熱、要鬧事，不鬧事幹什麼？只能靠他們去搞。北大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只有依靠群眾去搞，才能解決問題，所以要求不用怕動刀動槍，不要怕有亂子。那時的邏輯是，鬧事就是革命，要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到8月份，《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提倡文鬥，不要武鬥。但很快就傳來消息，說上邊認為北京亂得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對學生運動不能鎮壓，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就是反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本人於1966年10月發出指示，要師生按解放軍的編制進行軍訓，1967年1月正式發出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毛澤東的本意，可能想通過解放軍支左，緩和兩派之間的對立情緒，但隨即而來的上海「一月風暴」，開始了全國性的奪權運動，人的權力慾被無限地調動起來了。到後來，一切秩序混亂的單位實行軍事管制，正常秩序也無法恢復了。學校裡的斗、批、改，擴大為大規模的武鬥。北京大學的武鬥到1968年春夏發展到高峰，雙方各自修築工事，安裝了音量特別大的高音喇叭，鼓動武鬥。
為了煽動對立情緒，北大兩大派的廣播台都常常捏造謠言，廣播人員相信的原則是：宣傳是一種專制行為，它不容分說地使聽眾服從自己，而不許有選擇的餘地。這種實用主義的邏輯，被當做宣傳鼓動的「秘訣」，而恪守不渝地推行。
身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到處插手運動，支持一派打擊一派，使派性愈演愈烈。她對自己支持的一派鼓氣說：我聲明，誰要跟我武鬥，我一定要自衛，我一定要還擊！她假惺惺地卻又欲蓋彌彰地說：我不是提倡武鬥，你們不要以為我提倡武鬥，我是堅決反對武鬥的，我是堅決擁護毛主席提出的「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我說的是，當階級敵人來向我們進攻的時候，我們手無寸鐵怎麼行呢？她發明了「文攻武衛」一詞，這在「階級鬥爭學說」盛行的時候，意味著什麼，是十分明顯的。武鬥之升級，完全是「四人幫」支持的產物。
北大武鬥最凶的時候是1968年，雙方各種武器都用上了，最常見的是用自來水管焊上磨尖了的螺旋形狀的鋼筋而製成的長矛和用自行車帶做成的大彈弓。在燕園中行走，不定什麼時候會飛來一塊用大彈弓射來的磚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