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周圍的一切是那麼美好，反觀自己，竟覺得百無是處，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沒像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那樣，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去浴血奮鬥，壯烈犧牲，而是在國外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所以，此時的他，對於入黨是連想都不敢想，據熟悉他的好朋友著名詩人臧克家說：
北平解放不久，他還有點清高、謙遜思想。談到有些知識分子入黨問題時，他說：「共產黨打下了天下，這時候你申請入黨了。」環境在教育人，時間在改變人。50年代初，我在濟南開人代會，恰好羨林在家，我去看他。親密的朋友，相會於舊地（他與我都是在濟南讀中學的），自然別有情意。記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飯，飯罷，羨林親切而又嚴肅地對我說：黨組織培育了這幾年，現在我在考慮這件大事，我的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黨，就要為黨工作，全力以赴，把個人的一切全交給黨。
聽了他的話，我感動不已。我也嚴肅地對他說：你以前關於知識分子入黨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實糾正了。這一步，你是邁過來了。黨和群眾培育你，信任你，你應該寫申請書！
他聽了我的話，很感動的樣子，沒多說什麼。我心裡想，羨林不論做人，做學問，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黨，一定會給黨好好地工作，只想給黨添什麼，決不會想向黨要什麼。
果然，羨林是這麼做了。[《樸素衣裳常在眼——記羨林》，《臧克家散文》第一集第352—353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
入黨以後，季羨林便以一個新黨員的朝氣和真誠，以過節一般的心情，參加黨支部的每一次組織生活，組織觀念極強。有一次，系裡佈置各支部召開黨員大會，恰巧周恩來總理要請他赴宴，急得他到處去找支部書記請假。
從此，他覺得自己真正瞭解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這種瞭解又成了推動他前進的動力。從此，他更辛勤地為黨工作，毫無架子，平等待人，系內外，校內外，聲譽甚好。
就在1956年，季羨林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政治上的紅，業務上的專，在季羨林身上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和諧的統一。
5．反右，反右
1958年，是令人振奮的一年，它讓人在幾天幾個月的時間裡看到了共產主義的希望；同時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沒想到共產主義來得快，去得也快。
這年年初，便開始反對「反冒進」，肯定了整風運動在全國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裡，出現了一個新的洪峰，以反浪費和反保守為中心，掀起了一個新的鳴放高潮和整改高潮，鋒芒集中在一個方向：貫徹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的方針，促進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大躍進是一種突變，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場鬥爭，一場革命。突變和飛躍都是一種革命，都要通過鬥爭，「無衝突淪」是形而上學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的運動雖然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於是，人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什麼都敢想到，當時的一首民歌，反映了人們想法的「大膽」：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便樹立起來了。
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開始了全民性的大煉鋼鐵。全國每一角落都行動起來，響應發展鋼鐵工業一定要搞群眾運動的號召，到處搜揀廢鐵，加以冶煉。季羨林覺得，這樣抓鋼鐵工業，超英趕美，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廢鐵煉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壯觀，然而煉出來的都是一爐爐的廢渣。[《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人們對人民公社寄予無限希望，「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當年糧食豐收，結果，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大家都可以敞開肚皮吃飽飯，家庭裡的鍋灶已經煉了鋼鐵，自然地撤掉了，全體人民公社社員全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飯，誰都不用擔心，反正地裡有畝產幾萬斤做保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沒想到老百姓夢寐以求的吃飽飯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糧食雖然豐產在望，卻由於都去煉鋼鐵而無人收割，便爛在地裡。
當時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畝產幾萬斤，一畝地裡光麥粒或谷粒就得鋪得老厚，對這樣一些根本不可信的事實，季羨林在當時卻是相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惟我獨馬，惟我獨革。[《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在高等學校裡，主要任務是肅清資產階級思想。要求做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要被名家、權威嚇倒，也不要被名人、大學問家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要插紅旗，拔白旗。知識分子必須插紅旗，辨風向，插紅旗是越紅越好。當時的普遍認識是：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無產階級插，資產階級插的旗子，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資產階級教授」的智商並不比別人低，不傻不笨，為了保護自己，別人能投其所好，自己也未嘗不能投其所好。知識分子中插的紅旗便越來越多了。馮友蘭先生回憶說：
各種刊物上都引馬克思的話：社會主義國家一天的進步，要等於資本主義國家二十年的進步。各單位都開大會，規定自己的指標，各單位之間互相競賽，看誰的指標定得高。定高指標叫「放衛星」。科學院的各個研究所在一塊兒開會，每個所都報告自己的指標。指標是以字數計算，一個單位說，我們的指標是一年出一千萬字；另一個單位就說，我們一年出一千二百萬字。那個單位又一合計，說我們再加二百萬字，共一千四百萬字！這樣步步高陞，好像打擂台一樣，有些地方就是稱為打擂台。真是你追我趕，可惜所追趕的並不是實際上的產品，而是紙面上的數字，有些研究所報的指標，也還有些依據，因為他們有些研究員可能有些積存的舊稿，舊稿拿出來也可以算數。可是有些指標，完全沒有根據，既沒有積存的舊稿，也沒有在計劃中的新稿，只是隨便報數字，以多為貴，反正無論報多少，並不要當場兌現。
有一個研究所報告說，他們的翻譯人員，產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譯八萬字。大家心裡懷疑，要求當面表演。話已經說出來了，只得定期表演。結果證實，無論怎麼樣也翻譯不出來八萬字，就是抄寫八萬字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系裡一位同志的愛人參加了表演，我們私下問這位同志，叫他講講他愛人參加表演的經過。他說，他的愛人的單位的領導，頭幾天就叫參加表演的人看將要翻譯的資料，看了又看，心裡已經有了一個翻譯的腹稿，到表演那天，上班就寫，飯也顧不得吃，寫了一天，還是不能達到這個指標。可是人在第二天就累病了，一直躺了好幾天才起床。[《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154—155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知識分子聰明過了頭，反而是害了自己。本來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了，當務之急應該是反「左」。但是到1959年6月，偏偏出現了一些「右傾機會主義」，他們「猖狂進攻」，他們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做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攻擊，簡直要把崑崙山脈推下去了。代表人物是彭德懷，他在7月14日廬山會議上，忽然間上了萬言《意見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
《意見書》被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是舉起資產階級的旗幟，企圖招兵買馬，分裂黨，因此，同彭德懷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原則的問題，而不是個別的問題。
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
彭德懷的表現，卻深得季羨林的讚許，一直到今天，在開國元勳中，他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在季羨林眼中，彭德懷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然而知識分子卻在繼續反右的運動中，一個個難免厄運。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裡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5期。]
反右鬥爭迅速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人民群眾也開始相信這樣的事實：看來各地都有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存在著，增長著，有各種程度不同的情況，有些地方存在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情緒，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加以分析，把這歪風邪氣打下去。而且，這樣的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從此，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而階級鬥爭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死鬥爭，知識分子隨時在提醒自己：反右，反右！
6．勞動的樂趣
在經歷運動的同時，知識分子也要通過勞動鍛煉來接近勞動人民，以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季羨林一直認為，像他自己這樣一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不管是「高級」的，還是其他級的，思想都必須改造，而且能夠改造。他說：
這一點，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今天，人們很少再談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談就是「極左」。但是我個人認為，思想改造還是必要的。客觀世界飛速前進，新事物層出不窮，我們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麼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呢？這是我的經驗之談，不是空口白話。……思想感情方面的轉變是非常有意義的。它至少能證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有其優越之處，確實是值得我們熱愛的。它能讓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在潛移默化中發生變化，甚至像南北極那樣的變化。現在有那麼一些人覺得社會主義不行了，優越性看不出來了，這個了，那個了。我個人的例子就說明這些說法不對頭。這也可以說是我的現身說法吧。[《季羨林散文集》，《自序》第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然而，思想改造並非易事，對於季羨林來說也是這樣。
季羨林生在農村，家庭清貧，對農村有一定的瞭解。但他六歲時便從農村來到城市，從此再也沒有在農村長住。所以，他雖然對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但他本人卻並沒有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體會。他小時候撿麥穗，在德國留學時，到農村幫助農民摘摘蘋果，那畢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勞動。
1958年以後，北大每年都要組織下鄉勞動。季羨林最難忘的，是1960年秋天，他和學校裡的一些人到離北大不算很遠的附近鄉村，在一個人民公社參加勞動。他感到，雖然同樣是秋天，但是這秋天同他五六歲時在家鄉與母親去摘綠豆莢時的秋天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