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曾不無深情地說：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人如果沒有別人的幫助，一輩子會一事無成的。他覺得自己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他的人無慮數百，光是著名的，國外就有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哈隆教授，國內則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沒有他同德國簽訂與清華交換研究生的協定，他季羨林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沒有他們，他根本來不了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陳先生的影響，他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條道，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
季羨林對老師們的感激之情，是永誌終生的。
柵欄紅葡萄酒濃重的酒液，似乎凝聚成凝重的四個大字：
師恩當報
季羨林一生都在報師恩，這正應了中國人習慣用的那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季羨林不斷地報師恩，他的學生也在不斷地報他的恩。正像白化文先生在慶賀季羨林先生85歲生日時敬送的那副對聯所說：
魯殿靈光在，
梵天壽量高。
2．抬槓會長鄭振鐸和大鬍子馮友蘭
除陳寅恪先生之外，季羨林在解放初接觸最多過從甚密的老師有兩位：鄭振鐸和馮友蘭。他們倆，一個在政治上大紅大紫，一個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羨林與他們都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在第一次赴緬甸、印度訪問期間，有幾個月他們幾乎天天在一起。
解放後，鄭振鐸先生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重民先生代理北京圖書館館長。鄭振鐸先生很有魄力，季羨林便向他建議，若要在中國建立東方學，僅靠當時圖書館的一點點藏書是遠遠不夠的，解決的辦法是「腰纏千萬貫，騎鶴下歐洲」，派人到歐美等地，專找舊書店，不管什麼書，也不管當時有沒有用，文理法工什麼書都買，東方學著作更不例外。鄭先生雖有雄才大略，但畢竟囿於當時的客觀條件和經濟實力，此事並沒有最終落實。[季羨林：《就像人每天必須吃飯一樣》，《光明日報》1996年7月22日第2版。]
在第一次出國訪問期間，季羨林和鄭振鐸、馮友蘭兩位老師，同坐一列火車，同乘一艘輪船，同登一架飛機，朝夕相處，增進了相互間的友誼。
鄭振鐸先生是代表團副團長，他身軀高大魁梧，說話聲音宏亮。馮友蘭先生是團員，他長鬚飄胸，神態莊嚴。鄭先生同馮先生年齡相若，鄭先生生於1898年，馮先生生於1895年，但他們風格迥異。
鄭先生當時已經漸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誰都談得來，也喜歡「抬槓」，開玩笑。恰好代表團中有幾個人都願意「抬槓」，於是成立了一個「抬槓協會」，簡稱「槓協」。會員們想選一個會長，領袖群倫。月旦朱紫，唇吻雌黃，最後都覺得鄭先生喜歡「抬槓」，又不自知其為「抬槓」，已經達到圓融無礙的「抬槓」聖境，便一致推舉他為「抬槓」協會會長。在他之下，團中「槓業」發達，會員們皆大歡喜。
和鄭先生相比，馮先生是威嚴有餘，活潑不足。他說話有點口吃，偶爾也願意說點笑話，是一個懂得幽默的人。而鄭先生開玩笑，找的對象恰恰是馮先生。
鄭先生管馮先生叫「大鬍子」，不時地和他說些開玩笑的話。有一次，馮先生正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理髮，刮臉的時候，鄭先生在旁邊起哄，連聲對理髮師高呼：「把他的絡腮鬍子刮掉！」理髮師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馮先生的鬍子給刮掉了一塊。鄭先生勝利似地大笑，旁邊的人也陪著笑。然而馮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變。馮先生大度包容若此，難怪「文革」中，他白天挨鬥，晚上回家還讀《莊子·逍遙游》。
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季羨林對鄭振鐸先生更為瞭解了，感到他胸懷坦蕩，耿直率真，豁達大度。出國前查體，他的糖尿病已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團裡的成員都替他擔憂，他自己從來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
回國以後，季羨林也經常同鄭先生接觸。有一段時間，鄭先生在北海團城辦公，擔負的行政工作更為繁重了，但他對書籍的愛好卻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請季羨林在家裡吃飯，季羨林看到他滿屋裡都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西諦先生》，《季羨林散文集》第406-40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一談到這些書，鄭先生彷彿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勞累丟在了一邊，眉飛色舞地談起來沒個完。沒想到晴天一聲霹靂，鄭先生竟在飛機失事中罹難，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代表團自始至終和睦相處，氣氛融洽。他們在熟悉而不褻瀆、親切而互相尊重的氣氛中生活了半年。這是季羨林得以認識馮友蘭先生最集中的一段時間。他與馮友蘭先生同在北大，對先生治中國哲學史的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十分敬佩。為了這門學問，馮先生不知遭受過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像繼承法，甚至受到過詭辯式的嚴厲的批判，但他並沒有被壓垮，同時能在幾條戰線上應戰。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晚節善終大節不虧——悼念馮芝生（友蘭）先生》，《季羨林小品》第34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這種精神，季羨林非常讚賞。
3．矛盾人物胡適
胡適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季羨林與胡適的交往，是在經胡適聘任他到北大當教授以後。
當時，胡適是校長，季羨林是東語系系主任。胡適雖然不常在北京，而是經常乘飛機來往於北京與南京之間，但只要在北京時，他們在一起開會，見面討論工作的機會總是很多的。他們倆人都是北京圖書館的館務委員，又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這兩個職務又增加了他們見面的機會。
有一段時間，印度尼赫魯政府往北大派來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學生。胡適很關心來訪的印度教授和這批印度留學生，經常要見見他們，到他們的住處去看望，也請他們吃吃飯。而且把平常照顧印度朋友的任務交給季羨林，這使他有機會更多地來瞭解觀察這位在政界和學術界都紅得發紫的人物。季羨林在學術上也與胡適有來往，寫的一些文章拿給他看，請他指正，他總是連夜看完，提出評價。他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盛氣凌人的架子。根據一段時間的瞭解，季羨林對胡適形成了一個總體印象。
根據我幾年觀察，胡適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物。要說他沒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實。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一談到他有興趣的問題，比如說《水經注》、《紅樓夢》，神會和尚等等，他便眉飛色舞，忘掉了一切，頗有一些書獃子的味道。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於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於這一點似乎並不清醒。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可胡適似乎並不這樣想。當時他在北平的時候不多，經常乘飛機來往於北平、南京之間，僕僕風塵，極為勞累，他卻似乎樂此不疲。我看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這就是他留給我的總印象。[《為胡適說幾句話》，《季羨林小品》第245—246頁。]
在季羨林看來，胡適之所以是個矛盾的人物，具體表現就在於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這真可謂一語破的。
胡適對待學生的態度很能說明胡適並不是死心塌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季羨林到北京大學任教之時，正是解放戰爭激烈展開、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的時候。北大學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風氣之先的，這或許有點像張中行先生所說的北大學生刺多扎手，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方面，也是如此。沙灘北大的民主廣場號稱北京城內的「解放區」。學生經常從這裡列隊出發，到天安門廣場等地去示威遊行，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國民黨反動派則大肆鎮壓，逮捕學生，想掰掉北大學生的刺。這時候，胡適並沒有去幫助反動派壓制學生，而是張羅著去保釋學生。
有一次，他為了保釋學生，親自去找李宗仁，想利用李宗仁的勢力讓學生獲得自由。當時有些情景是季羨林親眼目睹的，有的是聽到的。即使是聽到的，與事實也不會相距太遠。
事實上，胡適從來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也並非一味地順從。他真正服膺的是美國的實用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因此，他是拿美國那一把尺子來衡量，只要不銜合這個尺度，他就會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
胡適曾針對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知難行亦不易》。在季羨林看來，胡適敢於對國民黨的「國父」的著名學說提出異議，是需要一點勇氣的。因為蔣介石雖從來沒聽過「國父」的話，但他卻打孫中山的牌子欺騙群眾，有誰敢碰這塊牌子，是斷斷不能容許的。所以，胡適的文章一出，蔣介石的御用黨棍一下子炸了鍋，認為胡適是大不敬，有群起而攻之之勢，而胡適卻一笑了之，一場風波也終於平息下去。
胡適和新月派的一些人物還曾一度打出過「好人政府」的旗號，他們大聲疾呼地宣傳，引起了一場喧鬧。原因明擺著，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還要去提倡「好人政府」，這就自然隱含著國民黨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國民黨暴跳如雷地反對「好人政府」，原因就在這裡。
出於對胡適先生的深切瞭解，季羨林從來沒對胡適進行全面否定。而且不僅如此，季羨林還敢於向胡適學習在他看來是正確的東西，比方說，在進行學術論文的論證時，他服膺胡適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第6頁，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自己寫文章，也採取這樣的方法。
4．老捨的白煮肉和沈從文的汽鍋雞
季羨林1930年代回濟南探家時，在老同學李長之家裡陪老捨先生吃過一次飯，從那時起，他就算認識老捨先生了。
到翠花胡同居住以後，季羨林又和老捨先生有過多次交往，印象深的就有兩次。
第一次是發生在解放初召開的一次全國漢語規範化會議時。當時國內語言學界、曲藝界的名人如侯寶林、馬增芬姊妹、老捨、葉聖陶、羅常培、呂叔湘、黎錦熙等先生都參加了。當時開會不算多，與會的人興致很高，會上的氣氛也十分融洽。
開會期間的一天中午，老捨先生要請大家吃頓地道的北京飯。與會者都知道，老捨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飯肯定會是非常地道的，因此都欣然答應。
老捨被人戲稱為「北京土地爺」，他對北京人生活習慣之熟知，盡人皆知。他結交的北京人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據說，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伕、舊警察這些舊社會的「下等人」，親密無間地開懷暢飲，就像親朋好友那樣，誰也沒有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學士的感覺。
老捨請吃飯，大家的興致都高起來。與會者商議的結果，是由老捨先生做東去西四砂鍋居吃白煮肉。到了砂鍋居，大家發現他同飯館經理甚至到小夥計，都是好朋友。所以，雖然是一餐簡單的飯，但飯菜均極佳，服務也很周到，結果是大家盡興地飽餐了一頓。季羨林、葉聖陶、呂叔湘等同去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事，是季羨林到東安市場北門對面的一家著名理發館理髮。一進門，季羨林猛然瞥見老捨先生也在那裡，他躺在椅子上，臉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團肥皂沫，理髮師正在給他刮臉。這不是說話的時候，季羨林只寒暄了幾句，就不再說什麼了。輪到季羨林坐到椅子上時，從鏡子裡看到老捨先生正在跟自己打招呼告別，一直看著他的身影走出門去。
季羨林理完發，要去付錢，理髮師告訴他，老捨先生已經替他付過了。當時，季羨林心想：這樣芝麻綠豆般的小事，雖不足以體現老捨先生的精神，但是，不是足以體現他這種細心體貼人的心情嗎？
通過多次交往，季羨林更認識到老捨先生的偉大：
老捨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北斗，用不著我來細加評論，我也沒有那個能力。我現在寫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見大，於瑣細中見精神，於平凡中見偉大，豹窺一斑，鼎嘗一臠，不也能反映出老捨先生整個人格的一個縮影嗎？[《我記憶中的老捨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3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季羨林到北大任教之時，沈從文也從雲南來到北大。他們在同一所學校任職，住處又不遠，季羨林住翠花胡同，沈從文住中老胡同，都離沙灘不遠。所以，從這時起，他們見面就多了。
有一次，沈從文請季羨林吃飯。這是季羨林吃過的一頓相當別緻、畢生難忘的飯，是雲南有名的汽鍋雞。
原來做雞的汽鍋是沈從文從昆明帶來的，外表看上去很像是宜興紫砂，上面還雕刻著花卉、書法，古香古色。這種汽鍋雖屬廚房用品，但它古樸高雅，季羨林認為它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鬥艷爭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