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生活確不單調，確不寂寞，也許有不少的人喜歡它。但我卻真有點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兩句古書：「德不孤，必有鄰。」那麼倘若一個人孤而無鄰的話，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韓文公說：「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誰都知道德是好東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現在讓我揀選的話，我寧取不德。[《季羨林文集》第13卷，第216—218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2．東語系系主任和教授
到北大紅樓住下的第二天，季羨林便去拜會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季羨林，按照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大學的規定，在國外得到博士學位回國的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的職稱。同樣的話，季羨林在南京拜會傅斯年先生時，已經聽傅先生說過。這次得到印證，所以他一點也不感到意外。這種博士，在清華只做專任講師。只有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為正教授。季羨林知道這一點，自己當然不能例外。他心悅誠服地接受北大的這種安排，沒有半點非分之想。而且，生活雖然有點艱難，但他卻一點也不後悔。在離開德國之前，一聽到有可能到北大工作的消息時，季羨林就寫過一封信，寄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大學老朋友哈隆教授，婉言謝絕了劍橋大學的高薪聘請，決心不再回歐洲。現在，生活雖然還有困難，但他終於因為能在自己祖國的最高學府工作而感到自豪。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除了短暫的外出訪問，季羨林始終都沒有離開過北大。
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用彤先生突然告訴季羨林，他已被聘為正教授，並兼任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記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記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回憶陳寅恪先生》，《懷舊集》第l9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就從1946年深秋開始，季羨林出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在此職務上，他一幹就是三四十年。
據季羨林自己說，東方語言文學系的創辦，完全是因緣和合的結果。大概北大早就有建立這樣一個空前未有的學系的想法。到了1946年，由胡適校長、傅斯年代理校長、湯用彤文學院長批准，背後再加上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的推動力量，這些學者都是國內學術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之下，東方語言文學系便誕生了。
東語系初創之時，除系主任季羨林外，還有三名教師：王森先生，是原先就在北大工作的；馬堅先生於1946年初秋從雲南大學來北大的；金克木先生，是比季羨林稍晚一點來到北大的。不久，又增加了兩位教員：馬學良先生和於道泉先生，分別代表兩種語言。當時學生的數目還要少於教師，在紅樓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裡，能夠召開全系大會。
初建時的東語系是北京大學最小的系，但經過開創者及後繼者長達五十餘年的努力，東語系一步步發展壯大，不僅培養出大批第一流的東方學者，還培育出數十名駐外大使。而這一切都是與季羨林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
季羨林從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伊始，對學生就充滿了愛心。他一進校時，就瞭解到學生中也有兩種力量，他寫道：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我的心是一面鏡子》，《東方》1994年第4期。]
可以說，從這時候，他已經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業之中，和青年學生同呼吸共命運了。這種與學生之間水乳交融的密切關係，到老年也始終不變。這使他成為桃李滿天下的一代名師，從他老年寫的一段話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對青年學生的愛心：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輕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學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頗接觸了一些青年學生，我認為他們是我的小友。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來越深，幾乎可以同我的年齡成正比。他們朝氣蓬勃，前程似錦。我發現他們是動腦筋的一代，他們思考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淳樸，直爽，處處感動著我。俗話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我們祖國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們身上，全人類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們身上。對待這一批青年，惟一正確的做法是理解和愛護，誘導和教育，同時還要向他們學習。這是就公而言。
在私的方面，我同這些生龍活虎般的青年們在一起，他們身上那一股朝氣，充盈洋溢，彷彿能沖刷掉我身上這一股暮氣，我頓時覺得自己年輕了若干年。同青年們接觸真能延長我的壽命。古詩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學生就是我的藥石，就是我的神。我企圖延長壽命，並不是為了想多吃人間幾千頓飯。我現在吃的飯並不特別好吃，多吃若干頓飯是毫無意義的。我現在計劃要做的學術工作還很多，好像一個人在日落西山的時分，前面還有頗長的路要走。我現在只希望多活上幾年，再多走幾程路，在學術上再多做點工作，如此而已。[《新年抒懷》，《我的心是一面鏡子》第314—315頁，延邊大學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對青年學生的這種愛心，使他永葆青春活力，也是他健康長壽的重要條件之一，這正應了那句古話：仁者壽。
3．創業者的同伴——馬堅和金克木
在季羨林1946年深秋到北大之前，馬堅先生已經先期到達北大了。
大概在北京大學決定聘任季羨林的時候，就有了籌建東語系的想法。1946年，經向達教授和白壽彝教授推薦，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代表北大寫信給在昆明雲南大學任教的馬堅先生，邀請他到北京大學任教。那時，昆明不能直達北京，經北大安排，馬堅先生和夫人馬存真，經香港、上海，輾轉來到北京。後來參與季羨林先生創辦東語系的工作，開設阿拉伯語專業，這是中國歷史上高等學校最早開設的阿拉伯語專業。
馬堅先生比季羨林大五歲，生於1906年。他是雲南個舊回族人氏，字子實，又名自適。他在上海回教學會伊斯蘭師範學校阿拉伯文速成班學習，1931年12月去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留學期間把中文《論語》譯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並譯成《回教哲學》、《回教教育史》阿文書籍為中文。1939年夏天，他乘輪船離開埃及，經香港回國，開始著手翻譯《古蘭經》。後來，他從上海回到雲南沙甸，繼續翻譯《古蘭經》，並著手翻譯《伊斯蘭哲學史》，同時又在白亮誠先生辦的私立養正學校任教。
進北大後不久，在秋季新學期開學之後，經馬松亭大阿訇鼎力推薦，從北京成達師範學校阿拉伯語專修班轉來十多名學生，成為東語系阿拉伯語專業的第一批學生，壯大了東語系的學生隊伍。當時東語系還沒有阿文打字機，馬堅先生除備課、上課外，還要自己刻蠟板，印阿文講義。
馬堅先生教學循循善誘，讓學生學以致用，翻譯外文力求做到信、達、雅。讀外文書時，遇到解決不了的單詞，可先往後看，從下文去領會該詞含義，然後查字典以求確切。他告訴學生說：學外文如同織毛衣，學習是艱苦的，學習後須經常使用，包括口語、耳聽、閱讀等，如果不用，會像拆毛衣一樣，拆起來是很容易的。[李振中《學者的追求》（五），《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4期。]
馬堅先生的教學方法，與季羨林的教學法正好相得益彰。
季羨林是用自己在德國學到的外語教學法教學生學梵文。根據他的要求，學生必須在上課以前把他將要講解的課文仔細預習一遍，盡可能把它讀通。到課堂上，他首先向學生提問，讓學生講解課文。第一位學生講得不對，或者不完全對，他就再問第二位、第三位。而後，他再根據學生的預習程度，細緻而有重點地把課文講解一遍。講完之後，再讓學生向他提問，直到學生提不出問題為止。所以，季羨林的教學程序是：學生預習，老師問學生；老師講解，學生問老師。[蔣忠新《師門辱教小記》，《北京大學校刊》1996年5月4日。]
金克木先生是安徽壽縣人，生於1912年，比季羨林小一歲。在家鄉時，他大嫂教給他讀書法，即用什麼，就學什麼，用得著就學會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揀起來。這種方法影響了他的一生。在老家上小學時，他開始讀《三字經》、《論語》，後來又接觸《飲冰室文集》和《新民叢報》、《富強齋叢書》，並讀給兒童看的文言書《華盛頓》、《林肯》、《拿破侖》、《牛頓》，以及《唐詩三百首》。九歲以前專讀中國書，九歲到十七八歲，兼讀中外兩種書。他小學畢業後，從上海涵授學校學習世界語，後來又到北京和香港，接觸了幾個外國人，有機會經緬甸到了印度，在鹿野苑從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學讀古書，專門學習梵文、印地文。學到的讀書法是依據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體，破譯符號，解析闡釋層次，學習語言學和哲學的一種新方法。
金克木先生自稱不是專家，而是雜家。他從鄉間小學教到初中、高中、大學，還當過圖書館員和報館編輯。教小學時，他才十幾歲，一個人從一年級到四年級都要教，只得採取「複式教學法」。
金克木基本上靠自學，掌握了七八種外語，教過的外語就有英、法、梵、印地、烏爾都、世界語，主張外語的本領不是教會的，而是學會的。他在湖南大學文學院任講師時，又開始學拉丁文，讀拉丁文《高盧戰記》。
他教的課也範圍廣泛，在山東德縣師範講習所教語文，在武漢大學當教授時，又教印度哲學史。[《蝸角古今談》第6—8、164—168頁，訌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
由於有這些經歷，金克木也被聘為北大東語系教授，擔任梵文講座，並開過其他許多課，包括印地語和印度哲學史等，為東語系培養出大批優秀學生，直到專任北大南亞研究所專職教授為止。
至於參加初建東語系工作的王森先生、於道泉先生、馬學良先生，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馬學良先生後來到中央民族學院（現改為中央民族大學）擔任教授。
二、翠花胡同
1．這裡是東廠遺址
在北大文學院的紅樓住過一段時間之後，季羨林搬進了翠花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特產。北京胡同的名稱充滿了色彩和暗示，如口袋胡同、蘇州胡同、梯子胡同、馬神廟胡同、弓弦胡同、取燈胡同、妞妞房胡同、羊市胡同、豬市胡同、騾馬市胡同、驢市胡同、菜市胡同、缸瓦市胡同、禮士胡同。有一些胡同，本來是極富暗示力的，但後來覺得有點不雅，便用諧音改過，如劈柴胡同改為辟才胡同，爛面胡同改作爛縵胡同，蠍子廟胡同改為協資廟胡同，狗尾巴胡同改為高義伯胡同，鬼門關胡同改為貴人關胡同，勾闌胡同改為鉤簾胡同，大腳胡同改為達教胡同。但這一改就有失胡同起名之初衷，所以有人認為這一改，沒有一個不是由新奇改為平庸，由優美流為劣下。[朱湘：《胡同》，《北京乎》第179頁，三聯書店1996年。]
翠花胡同很好聽，也很雅，用不著改名，但這麼漂亮的名字，卻與一段非常恐怖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原來這裡是明朝東廠的所在地。明成祖朱棣為了鎮壓人民和官員中的反對派，加強對全國的統治和維護皇權，在加強錦衣衛的同時，於永樂十八年（1420）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是聽命於皇帝而由太監直接掌握的特務組織。由親信太監提督，專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的特務活動，從事偵緝。明憲宗朱見深又於成化十三年（1477）增設西廠，用太監汪直提督。西廠成立後，其人員、權勢均超過東廠，活動範圍自京師遍及全國各地。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五年（1510），廢除西廠，而東廠則保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