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博士論文的教授，德國學生戲稱之為「博士父親」。怎樣才能找到博士父親呢？這要由教授和學生兩個方面來決定。學生往往經過在幾個大學中獲得的實踐經驗，最後決定留在某一個大學跟其一個教授作博士論文。德國教授在大學裡至高無上，他說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學生將來出息不大，辱沒了自己的名聲。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條件越高。往往經過幾個學期的習彌那爾（高年級的課叫做習彌那爾），教授真正覺得孺子可教，他才點頭收徒，並給他博士論文題目。[《遙遠的懷念》，《賦得永久的悔》第347-348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
博土論文是博土學位考試至關重要的一個關口，教授看學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論文。所以，德國的大學對論文的要求都十分嚴格。題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須要有新東西，才能通過。有的中國留學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終拿不到學位，就是論文沒有作好。章用始終沒拿到博士學位，原因就在於此。
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季羨林才在教授給定論文題目之時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經商定，論文定為研究《大事》偈佗部分的動詞變化。當時，季羨林對梵文所知還不太多，還不清楚要作好這篇論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題目確定下來之後，季羨林便在上課、教課之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讀《大事》。主課梵文、巴利文照樣上，副系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的課，都照常上。
《大事》是記載有關佛陀生平傳說的一部佛經，是佛教部派之一大眾部（音譯「摩訶僧祇部」）較晚近的經典，也是佛教典籍「律藏」的楔子，分成三篇，分別記述釋迦牟尼投生摩耶夫人胎中、成佛、乃至第一次說法和成立寺院等的事跡。「偈佗」，也譯「伽佗」、「伽他」，此是音譯，而意譯則為「偈」、「頌」、「諷頌」、「孤起頌」等。這是佛經常用的體裁之一，由固定字數的四句組成，但種類並不統一。主要的有兩種「偈佗」，一為「通偈」，固定由梵文三十二音節組成，這種也稱「首盧偈佗」。二為「別偈」，共有四句，每一句分別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不定。
可見，《大事》和其中的「偈佗」都是很難啃的硬骨頭。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季羨林要讀的《大事》是由法國學者塞那校訂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這部佛典是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語，而是一種亂七八槽雜湊起來的語言，主要是俗語和梵文的一種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份和俗語的成份，隨時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時代愈早，其中俗語成份也就愈多，時代愈晚，其中俗語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經的早晚不同的異本中，也會表現出這種情況。[《再論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季羨林學術論著自選集》第56頁，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所以，對這樣一部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三大本原書，季羨林只能爭分奪秒，「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他把每一個動詞形式都做成卡片，並查看大量的圖書雜誌。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退休教授西克以垂暮之年，出來代替他上課。
這位退休教授，平常即為季羨林上課，也對他的博士論文加以指導。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則在回家休假的時候，對他加以指導。
但西克教授的恩德，絕非到此為止，這將在下文裡有所交待。
6．獲哲學博士學位
季羨林積極地利用一切時間寫作畢業論文，到1940年秋天，《〈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化》基本上寫成。為了使論文能更順利地通過，他覺得應當在分析限定動詞的變化之前，寫上一篇有份量的長的緒論，以說明「混合梵語」的來龍去脈以及《大事》的一些情況，所以在論文寫作以前，先動筆寫這篇緒論。他對此充滿自信，覺得此舉定會使論文顯得更有氣派。他回憶說：
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種語言寫成的論文，作筆記，寫提綱。這個工作同作卡片同時並舉，經過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終於寫成了一篇緒論，相當長。自己確實是費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文章分析源流，標列條目，洋洋灑灑，頗有神來之筆，值得滿意的。我相信，這一舉一定會給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說不定還要把自己誇上一番。當時歐戰方殷，教授從軍回來短期休假。我就懷著這樣的美夢，把緒論送給了他。美夢照舊作了下去。隔了大約一個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內把文章退還給我，臉上含有笑意，最初並沒有說話。我心裡咯登一下，直覺感到情勢有點不妙了。我打開稿子一看，沒有任何改動。只是在第一行第一個字前面劃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一行最後一個字後面劃上了一個後括號。整篇文章就讓一個括號括了起來，意思就是說，全不存在了。
這真是「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掉了。我彷彿當頭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這時候教授才慢慢地開了口：「你的文章費勁很大，引書不少。但是都是別人的意見，根本沒有你自己的創見。看上去面面俱到，實際上毫無價值。你重複別人的話，又不完整準確。如果有人對你的文章進行挑剔，從任何地方都能對你加以抨擊，而且我相信你根本無力還手。因此，我建議，把緒論統統刪掉。在對限定動詞進行分析以前，只寫上幾句說明就行了。」一席話說得我啞口無言，我無法反駁。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鬥爭，心潮滾滾，沖得我頭暈眼花。過了好一陣子，我的腦筋才清醒過來，彷彿做了黃粱一夢。我由衷地承認，教授的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體會到：寫論文就應該是這個樣子。[《遙遠的懷念》，《賦得永久的悔》第349—350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
生平第一次寫規模比較大的學術論文，也是第一次受到這麼劇烈的打擊，在這樣的打擊面前，他開始清醒地考慮到：沒有創見，不要寫文章，否則就是浪費紙張。有了創見寫論文，也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空洞的廢話少說不說為宜。
有了這樣的教訓，季羨林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寫論文上。
9月13日，季羨林請同住一條街上的邁耶家的大女兒伊姆加德打完了論文的最後一個字母，把論文交給瓦爾德施米特教授。10月9日，又交給文學院長戴希格雷貝爾教授，因為按德國規定，要由院長安排口試時間。而院長要由最年輕的正教授來擔任。因為英文教授勒德爾有病在住院，梵文和斯拉夫語言學被安排在同一天進行。
1940年12月23日這天，是季羨林口試答辯的日子。他早晨五點就醒來，心裡光想口試，再也睡不著。七點，他起來吃了早點，又慌亂地看了一陣書。
九點半，他走到大學辦公處去。十點開始口試，參加的教授有瓦爾德施米特、戴希格雷貝爾，還有稍晚一點到的布勞恩教授。主課梵文的口試極為順利，但當布勞恩教授提問的時候，本來讓他預備的全沒問到，他心裡十分慌張。儘管所問的題目都極為簡單，簡直都是常識，但他還是不能思維，頗呈慌張之像。
口試一直進行到十二點才結束。季羨林對自己的慌張很不滿意，事後，他感到心裡難過極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2月24日，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邀請季羨林到家裡過聖誕節。晚七點以前，他到了教授家裡。一進門，教授就向他賀喜，告訴他答辯的結果：博士論文是優，印度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也是優。
這時候，教授的兒子還沒去當兵，他先拉了一陣子小提琴表示祝賀，然後吃飯。吃完飯又把聖誕樹上的蠟燭全點上，喝酒，吃點心，聊了一陣子天，十點半告辭回家。
在勒德爾教授病癒出院後，1941年2月19日，又補了英文口試。結果又是優。這時，季羨林才如釋重負，連論文加口試，一共得了四個優，他自己感到，沒有給中國人丟臉，可以以此成績告慰自己親愛的祖國，也可以告慰母親的在天之靈了。
這樣，季羨林獲得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時間是1941年。
季羨林的博士論文在答辯委員會中獲一致好評，而且引起了轟動。國際著名的比較語言學家克勞澤教授對這篇論文讚不絕口，認為關於動詞語尾的論述，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發現。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雙目失明，但有驚人的記憶力，過耳不忘，能掌握幾十種古今的語言，北歐的幾種語言，他都能說。這樣一位權威首肯這篇論文，更使季羨林激動不已，因為他原先只是覺得自己的論文並不壞，但並不以為有什麼不得了，經這位權威一表揚，自己也有點「飄飄然」起來了。
幾年來的伏案苦讀，終於獲得了完滿的結果。但季羨林對於獲得學位的動機，卻真實地這樣披露出來：
我為什麼非要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樣，有的則可能迥乎不同。中國近代許多大學者，比如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郭沫若、魯迅等等，都沒有什麼博士頭銜，但都會在學術史上有地位的。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頭銜對他們毫無用處。但我捫心自問，自己並不是這種人，我從不把自己估計過高，我甘願當一個平凡的人，而一個平凡的人，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某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也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面前就擺起譜來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學生，則一表示不平，就會有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吃不到葡萄而說葡萄酸的狐狸。我為了不當狐狸，必須出國，而且必須取得博士學位。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多少年來，博士頭銜就像一個幻影，飛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遠，或隱或顯。[《留德十年》第71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季羨林就這樣真實而坦然地剖析了自己的動機，沒有做作，沒有冠冕堂皇，一點沒有擺架子，也沒有空洞的說教。使人讀來感到那麼真實、自然，又親切。在潛移默化之中，靈魂卻可得到昇華，情緒可得到感染，不得不以他為榜樣，來鞭策自己上進，做一個學習的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