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哥廷根大學，季羨林就決意學習古代文字。但這種想法既朦朦朧朧，又清清楚楚。朦朦朧朧的是，究竟要學習哪一種古文字，他自己並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當年他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國留學，他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因為魯迅先生就看不起這種博士，鄙視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他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想步他們的後塵。到哥廷根不久，他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中國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漢學作自己的副系。口試時，漢語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同英國的莎士比亞，孰先孰後？這位留學生脫口便說：杜甫在後。他的邏輯大概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長達幾千年，同屈原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英國的莎士比亞，卻算是英國比較古的文學家，所以就有了這種回答。聽了這樣的回答，德國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面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鑒於這些原因，無論是主系和副系，季羨林都不同中國學沾邊。
季羨林直到晚年這種觀點還是沒有改變。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初學佉盧文的青年學者林梅村說過：「中國學術要發展，必須能直接與西方一流學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國人面前大談希臘、羅馬和蘇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講《周易》，談老莊。這不算什麼本事。真有本事，就應去和西方學者爭論他們的學問，與國人討論中國的學術。」[《中國解讀佉盧文的第一人》，《新華文摘》1990年第10期。]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久已有之的考慮，季羨林對到底選什麼專業犯了難。在柏林的那一個多月，朋友汪殿華曾勸他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這是祖國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後，章用勸他只讀希臘文，原因是兼讀拉丁文，兩年時間來不及。季羨林經過初步考慮．聽從了章用的勸說，在第一學期選的課就以希臘文為主，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他選這些雜課的用意，只是練習德語，並不是有多明確的目的。
但是，第一堂希臘文課，並沒有使季羨林滿意。教師的聲音太低，他聽不懂。老師又不提問，聽不懂覺得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他在日記中寫道：
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留德十年》第47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學希臘文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季羨林又自學了一段拉丁文，甚至還想學古埃及文。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季羨林認識了湖南留學生龍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學的，但是卻學過一學年的梵文。而季羨林在清華大學上學時聽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的課，就動過學梵文的念頭，但苦於國內無人講授。認識了龍丕炎之後，他把自己用過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語法書送給了季羨林。這時，季羨林就同好友章用商量，談了自己想學梵文，章用聽了之後，馬上表示支持。
經過幾天的苦煎苦熬，季羨林終於審慎地決定要學梵文。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留德十年》第48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中國有句俗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辛棄疾《青玉案》詞所說：「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季羨林長期決定不下來的專業方向，經過反覆考慮終於找到了，研究道路終於一錘定音。從此，他畢生要走的道路找到了，他沿著這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在走下去。
2．哥廷根大學的梵文研究室
梵文是中國讀者最缺乏瞭解的一種印歐語系印度語族的語言之一，多指公元前5世紀印度的書面語言。再早在公元前18世紀，則已有吠陀梵語存在，公元前5世紀帕尼尼著成語法，使梵文規範化。古典梵語盛行於公元前5世紀，延續至公元10世紀，今已消亡。但仍是印度少量婆羅門教徒使用的宗教語言。通行的梵語用天城體書寫，不僅用於學術交流，也用於佛經文學的創作。梵語語法與其他古代印歐語系的語言如拉丁語、希臘語的語法相似，極為曲折，變化繁複，名詞和形容詞有三種「性」（陽性、陰性、中性）、三種數（單數、雙數與複數），八個格（主格、賓格、工具格、與格、奪格、屬格、位格、呼格）。動詞變化也極為複雜，有時態、語氣、語態、數和人稱等一系列的變化。字母由最初的婆羅米字母，演變成公元7世紀時的天城體梵文字母，有十三個元音字母、三十三個輔音字母。今印度人使用的印地語和尼泊爾語，仍用天城體梵文字母，而孟加拉語則是梵文字母的變體。
這樣一種語言，在現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是語法最為複雜的古代語言。形態變化之豐富，同漢語截然相反。
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就在這所大學任教，以後遞次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西克。西克教授還兼通中亞古代語言吐火羅語。1935年，西克退休，由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另一個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則曾在比較語言學系任教。正如季羨林所說，哥廷根大學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悠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留德十年》第49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就從1936年春季開始的第一學期，季羨林選了梵文。4月2日，開始到高斯—韋伯樓的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東方研究所所在的樓因為大數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在這裡發明了電報，後來就以他們倆人的名字命名該樓，該樓因此而名揚全球。
這座樓的樓下是埃及學、巴比倫文、亞述文、阿拉伯文各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梵語研究室。
3．主課梵文和副課
梵文課就在高斯—韋伯東方研究所樓上的梵文研究室裡上。
梵文教授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在西克教授退休後接替西克的。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裡希·呂德斯的高門弟子，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專家。他年紀輕輕，但在世界梵文學界已頗有名聲。
季羨林沒有想到，梵文課堂上只有他一個學生。瓦爾德施米特教授面對授課的只有一個學生，而且還是個外國學生，但他講課卻毫無絲毫懈怠之意。第一堂課教授領季羨林念了念字母，在第一堂課上雖然第一次接觸梵文字母，這種字母非常囉嗦，絕不像英文字母那樣簡明，但教授認真傳授，使他覺得頗為舒服，沒感到有多大壓力，他滿以為有這樣一個好的開始，會一直舒服下去。課一直講到下午四點才結束。
滿以為會一直舒服下去的季羨林，在第二堂梵文課上，就受了當頭一棒，以後慢慢才習慣。
教授對梵文非常複雜的連聲規律根本不加講解。教科書上的陽性名詞變化規律他也不講。一下子就讀起書後面附上的練習來。這些練習都是一句句的話，是從印度梵文典籍中選出來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種死文字。不像學習現代語言那樣一開始先學習一些同生活有關的簡單的句子：什麼「我吃飯」，「我睡覺」等等。梵文練習題裡面的句子多少都脫離現代實際，理解起來頗不容易。教授要我讀練習句子，字母有些還面生可疑，語法概念更是一點也沒有。讀得結結巴巴，譯得莫名其妙，急得頭上冒汗，心中發火。下了課以後，就拚命預習。一句只有五六個字的練習，要查連聲，查語法，往往要作一兩個小時。準備兩小時的課，往往要用上一兩天的時間。我自己覺得，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真正是充分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自己也逐漸適應了這種學習方法。頭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裡的火越發越小了。我嘗到了甜頭。[《遙遠的懷念》，《賦得永久的悔》第345—346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
季羨林就這樣開始了梵語的學習。課後，還可以到研究所的一個小圖書室裡去翻閱一下圖書。這個圖書室有不到一萬冊書，但卻有許多珍本和善本書，最珍貴的是奧爾登堡捐贈的一套上百冊德國和世界各國梵文學者寄給他的論文彙集，分門別類，裝訂成冊，大小不等，語言各異。這些書，有的大圖書館都沒有，而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更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
從此以後，季羨林天天到這個東方研究所，或者上課，或者去圖書館看書。
和梵文關係最密切的還有一種語言巴利文，它是佛教上座部的宗教語言。它屬於印歐語系印度語族，起源於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語，與吠陀語和梵語諸方言有密切關係。公元前6、5世紀，被加工成為規範的語言。佛祖釋迦牟尼不願使用梵語布道，鼓勵其徒眾使用本地語言，其後佛教教義口耳相傳，約於公元前1世紀，用巴利語記載下來，從此成為標準的佛教國際語言。該語言一直到公元14世紀才在印度本土停止使用。
要讀懂佛經翻譯文學，就必須精通梵文、巴利文。這樣，根據德國當時的規定，考取博士學位，必須讀三個系：一個主系，兩個副系。季羨林選的主系，就確定為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
但是副系選什麼呢？季羨林是堅決不會選中國學的。他先考慮的是英國語言學和德國語言學。還考慮過阿拉伯文，而且還下功夫學了一年阿拉伯文，只是後來覺得不妥，又決定放棄了。最後確定的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則不僅學了俄語，還加學了一門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南斯拉夫語。從此，他的一個主系、兩個副系最後確定下來。
這裡涉及到一個在德國選系和專業的問題，德國是絕對自由的。對此，季羨林有一個非常詳細的介紹：
德國大學是絕對自由的。只要中學畢業，就可以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不懂什麼叫入學考試。入學以後，願意入哪個系，就入哪個；願意改系，隨時可改；願意選多少課，選什麼課，悉聽尊便；學文科的可以選醫學、神學的課，也可以只選一門課或者選十門、八門。上課時，願意上就上，不願意上就走；遲到早退，完全自由。從來沒有課堂考試。有的課開課時需要教授簽字，這叫開課前的報到（Anmeldung），學生就拿課程登記簿（Studienbuch）請教授簽；有的在結束時還需要教授簽字，這叫課程結束時的教授簽字（Abmeldung）。此時，學生與教授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
有的學生，初入大學時，一學年，或者甚至一學期換一個大學。經過幾經轉學，二三年後，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大學，滿意的系科，這時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觸，請求參加他的研究班，經過一兩個研究班，師生互相瞭解了，教授認為孺子可教，才給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努力寫作，教授滿意了，就舉行論文口試答辯，及格後，就能拿到博士學位。在德國，是教授說了算，什麼院長、校長、部長都無權干預教授的決定。如果一個學生不想作論文，決沒有人強迫他。只要自己有錢，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這就叫作「永恆的學生」（Ewiger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留德十年》第46—47頁，東方出版社1995年。]
這種絕對自由，對中國學生也適用。季羨林選課，從希臘文、拉丁文，到梵文、巴利文、英文、斯拉夫文，都是這種絕對自由允許的。
喬冠華在德國留學，結束了在柏林的德語強化訓練後，選了德國南部一座小城的杜賓根大學，他選的專業是中國學，寫了一篇關於莊子哲學的博士論文。因為想提早回國，也不管及格不及格，便從杜賓根到了巴黎，從巴黎乘一艘郵船回國。回國後，他的博士論文缺席通過答辯和評審，取得博士學位，只是博士學位證書未能寄回。喬冠華獲取博士學位僅有兩年多，他1938年2月3日就回到香港了。這說明，在德國選課的自由，得中國學的博士學位也是比較容易的。
中國的大學，惟有蔡元培提倡兼容並包和學術自由時期的北京大學堪與德國大學相媲美。北大課堂的慣例也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張中行先生在北大上學時，就是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