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中經濟地位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季羨林家幾乎是貧農；他在清華上學期間，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為籌集學費和膳羹，要頗費一番苦心。由於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還不算多，每學期收學費四十元。但這四十元學校並不使用，在畢業時，學校把所收的學費如數再還給學生，做他們畢業旅行之用。學校也不收住宿費，每月膳費只收六塊大洋，頓頓有肉食可吃。即使這樣，季羨林家父親務農，叔父當河務局小職員，對這樣的費用還是開支不起。季羨林的老家清平縣，本來是個極貧窮的縣。但因為季羨林是惟一的國立大學學生，縣裡便把他視為「縣寶」，每年都提供給他一筆獎學金，補貼他五十塊大洋。沒有這一筆獎學金，他恐怕很難念完大學。另外，季羨林還寫點文章，得點稿費，這樣，家裡的負擔就能減輕一些。所以，季羨林的大學生活是頗為拮据的。
雖然有這樣的鴻溝存在，但這並不妨礙學生和教授開玩笑。季羨林回憶說：
開玩笑幾乎都在《清華週刊》上。這是一份由學生主編的刊物，文章生動活潑，而且圖文並茂。現在著名的戲劇家孫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筆名在《週刊》上發表漫畫。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發豪興，把腦袋剃了個淨光，大搖大擺，走上講台，全堂為之愕然。幾天以後，《週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諷刺俞先生要出家當和尚。[《夢縈水木清華》，《季羨林小品》第26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第二個玩笑是和吳宓先生開的。吳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現出不少矛盾：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第35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高興的時候，他在課堂上就把自己新寫成的舊體詩印發給學生，《空軒》十二首，就是他發給學生的。這十二首詩，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確切地指什麼，學生並不清楚。學生們只知道，他當時正在多方面地談戀愛。他在追求毛彥文是眾所周知的。詩中有一句說「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是夫子自道。於是，引得編《清華週刊》的秀才們，把這些舊詩譯成白話，刊出一首七律今譯，與吳先生開了一個不大不小又無傷大雅的玩笑，而吳先生則一笑置之，不以為忤。直到現在，季羨林還記得這首七律的前半闕：
一見亞北貌似花，
順著秫秸往上爬。
單獨進攻忽失利，
跟蹤盯梢也挨刷。
下半闕的最後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媽媽。」詩中的人物簡直呼之欲出，熟悉清華今典的人，都知道這是學生們在開吳宓追求女孩的玩笑。
學生們同俞先生、吳先生開這樣的玩笑，學生們覺得好玩，威嚴方正的教授們也不以為忤，無形之中，就填平了師生之間原來存在的鴻溝。
但是，有一種鴻溝是填不平的。有些老師的威風炙手可熱。有的老師，專門給學生不及格，每到考試，他先定下一個不及格的指標，不管學生多麼用功，也不管學生成績怎樣，定下的不及格指標卻一定要完成。這位老師因此而名揚全校，成了「名教授」。
還有一位老師，就是楊丙辰，則正好相反，他不是對學生過嚴，而是要求過松。考試時，他預先向學生聲明：十題中，答五題就算及格，然後多答一題加十分。考完以後，這位老師根本就不看學生的試卷，學生一交卷，他隨手就給學生打分，結果自然是沒有不及格的，學生們皆大歡喜。如果有個學生在他面前多站一會兒，他立刻就問這個學生：「你嫌少嗎？」於是，大筆一揮，再給他增加十分。
教師的教學態度，學校沒有統一的要求，好像當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概念。教師也不準備教學大綱和教案。教授在課堂上，可以信口開河：談天氣，可以；罵人，可以；講掌故，可以；扯閒話，可以；老師願意怎麼講就怎麼講，願意講什麼就講什麼。天上天下，唯師獨尊，誰也管不著老師。有的老師竟能坐在講台上睡過去，有的上一年課，不和學生說一句話，有的教授同時在幾個大學兼課，必須制定出一個輪流請假表，才能解決上課的衝突。勤勤懇懇的老師有，但是少數。
老師這樣待學生，學生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師生之間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敵對。沒想到師生關係竟成這樣的一種關係：老師為了混飯吃，學生為了拿文憑。
2．和老師的交往
季羨林自認平生有一個弱點，就是不喜歡拜訪人。在清華大學期間，他拜訪的老師，也只有少數的幾個。
在大學四年期間，季羨林同吳宓先生接觸比較多。吳先生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季羨林和幾個喜歡舞文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喜歡給《副刊》寫點書評和散文一類的文章，因而無形中形成了一個小團體。學生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籐影荷聲之館去作客，也被請到在工字廳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得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他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回憶雨僧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9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後來，季羨林離開了清華，在以後漫長的幾十年裡，他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學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吳先生。吳先生在抗戰期間去了西南聯大，北大和清華復員到北京，吳先生留在了四川，沒有回北京。
另一個交往比較多的教授是鄭振鐸先生。
鄭振鐸先生當時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燕京大學是當時全國十多所教會大學之冠，耶魯大學建築師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KillamMurphy）所設計的辦公樓和教學樓，是用現代鋼筋水泥建築與傳統的琉璃瓦大屋頂相結合，形成的新式的對稱型宮殿建築，連自來水塔也隱藏在鋼筋水泥的寶塔內，該塔被稱為「博雅塔」。
鄭先生在清華大學兼課時，季羨林旁聽過他的課。他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有大量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學生們印象是非常深的。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裡，「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裡，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人們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西諦先生》，《季羨林散文集》第403—40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清華的學生們原以為燕京大學的鄭先生，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同他一接觸，他們馬上感到，他與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的架子。
鄭先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從來不覺得比學生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學生們。
鄭先生有時候簡直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就說什麼，從來不裝腔作勢，自然更不以勢壓人。他從來不隨便教訓學生，對於學生來說，他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在社會上流行有一種幫派習氣，但在他身上一點都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是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能一視同仁。因此，學生們在背後都議論，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
鄭先生同巴金、靳以先生在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編刊物，按照慣例，是要找一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因為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吸引力，擴大發行量。鄭先生雖然也找過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羨林這些清華既無名又年輕的大學生，他也決不嫌棄。學生中有的人當上了編輯，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這樣一批年輕人的名字，都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自然都感到沾沾自喜，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甚至有點受寵若驚了。他們感到鄭振鐸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以外，恐怕並世無二。
鄭先生這樣沒有架子，又如此提攜青年學生，學生們自然都願意接近他。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只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裡面大煙筒下面。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裡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裡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裡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樑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西諦先生》，《季羨林散文集》第40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鄭先生是燕京大學的名教授，兼職很多，常要奔走於北京城內城外。進城要經過長途跋涉，校車雖有，但非常少，有時候進城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鄭先生總是隨身帶著一個大皮包，裡面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的近視眼鏡度數很深，走路總願跨大步，風塵僕僕地來往於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
鄭先生愛書如命，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認識許多書商，從來不與書商講價錢，只要有好書，他就留下。臨時手頭不一定有錢償付書費，先留下書，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還書費，實在湊不齊錢，就用自己出的別的書來對換。比方他印過一些珍貴的古籍《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就用這些書去還債，書商願意拿他的什麼書，就拿什麼。
對這樣一位鄭先生，學生們自然都是很尊敬的。1921年，他與沈雁冰、王統照等名家組織起文學研究會，1923年又主編《小說月報》，1931年開始在上海、北京任各大學教授，致力於學術研究、主編文學刊物，他的代表作除了《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以外，還有《取火者的逮捕》、《中國俗文學史》，並編有《中國版畫史圖錄》。所以，在清華的學生眼中，他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岳，莊嚴敦厚。當時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窪、小土丘一般，有點微不足道了。
學生們尊敬他，但從來不畏懼他。他們看到他偶爾坐上清華大學的校車，就打開皮包，拿出稿紙，寫起文章來。他們便覺得他好玩，覺得他很可愛。還不免在背後常常議論他，說他的笑話，笑他走路跨大步的樣子，就像一隻大駱駝。
和沒有架子的鄭振鐸教授之間，師生之情卻親如兄弟，老師沒有師道尊嚴，學生們卻更為尊師愛教，這正是師生關係的辯證法。
其他老師，季羨林接觸比較多的是葉公超。他教英文，也喜歡英國散文，正好與季羨林愛好相同。季羨林自己常寫散文，也翻譯散文。他翻譯過英國散文作家史密斯（L．P．Smith）的《薔薇》，發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華北日報》副刊上，而自己寫的一篇散文《年》，就發表在與葉公超有關的《學文》上。但總的來說，季羨林與葉公超的關係，不如與吳宓、鄭振鐸那樣毫無間隔，既受過他的鼓勵，也碰過他的釘子。
在清華，季羨林另一個有交往的人是沈從文先生。當時，他喜歡讀沈先生的作品，覺得在所有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就是沈從文先生。因為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就能立刻辨認出來，決不含糊。
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incognita（沒有人瞭解的土地）。[《悼念沈從文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6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