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系分三個專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選某種語言一至四年，就算是專修某種語言。其實這只是一個形式，因為英文是從小學就學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國人，上課都講英語，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季羨林自傳》，《文獻》1989年第2期。]
當時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有一個非常古怪的規定：學習英、德、法三種語言中任何一種，從一年級學到四年級，就叫什麼語的專門化。季羨林是德語專門化的學生。但德語和法語，是從字母學起，而大一的英語一上來就念J．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可見英語專門化與德語和法語的專門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給季羨林教課的主要老師，教大一英文的葉公超，後來當了國民黨的外交部長。他教課的水平不低，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在模仿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因此學生們對他沒有什麼好印象，季羨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學問問題，一個同學問他一個英文問題，他竟獅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學面面相覷，再也不敢問他問題。教他們大二的是畢蓮（MissBille）。教現代長篇小說的是英國人吳可讀，他同時還教中世紀文學。教文藝復興文學的是溫特（Winter）。教歐洲文學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語的是一位華蘭德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楊丙辰、石坦安（VondenSteinen）、艾克（Ecke）。教東西詩之比較的是吳宓。
楊丙辰（字震文）是一、二年級的德文老師，時任北京大學德語系系主任。他德文水平應該不錯，是在德國學過多年的留學生，並且譯過德國名著，如席勒的《強盜》等。他沒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請學生吃飯。但他教課，卻不負責任，教第一個字母a時，說a是丹田里的一口氣，到教b、c、d時，也都說是丹田里的一口氣。學生們便竊竊私語：是不是丹田之氣我們不管，我們只想把音發準確。從此，「丹田里的一口氣」幾乎成了楊老師的代號。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因為同時兼五個大學的教授職務，月工資可達上千銀元。他住在北大沙灘，有一處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輕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戲。老師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這種人生哲學應用在教學上，表現出遊戲人生的態度。甚至考試打分，楊老師也不負責任。學生交上卷子，他連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數寫上。有一個同學，脾氣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著不走，楊老師以為他嫌分數低，立即把S（第二級）改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師，竟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個大學兼課。跟這樣的老師學德語，基礎自然也脆弱了。
教三年級德語的是德國人石坦安先生，他教課比較認真，要求也嚴格，學生還學了點東西。到四年級，是德國人艾克教他們。這又是一位馬虎先生，對教書心不在焉，講德語只用英文講授，有一次學生們請求他用德語講，他便哇啦哇啦講一通德語，速度快得如懸河瀉水，使學生反應不過來，結果還是用英語講德語。學生們自然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但艾克不是沒有水平，他對藝術很有興趣，用德文寫過一部《中國的寶塔》，在國外學術界頗得好評。尤其是他喜歡德國古典詩歌，對季羨林產生了影響，致使學士論文也是在他影響和指導下寫出來的。
華蘭德小姐也是德國人，教法語。她年紀很大，頭髮全白了，由於獨身，性情反常，專在課堂上罵人，以此為樂。學生越學得好，她挑不出毛病來，學生挨罵就越厲害，結果法語課的學生被她罵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羨林、華羅庚幾個不怕罵的留下來了。學生們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從此天下太平。她還請這些學生去她家吃飯，終於化干戈為玉帛了。
季羨林這時還旁聽過俄語課。老師是白俄人陳作福，他不會英文，也不會漢文，用直接教學法教學生，但教學又不得法，學生聽不懂，季羨林旁聽的興趣也越來越低，最後終於放棄不再聽了。這門課，他只學了一些單詞和幾句話，便結束了第一次學俄語的過程。
另外的幾門必修課，老師水平大多也都不高。
畢蓮是一位美國女教授，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碩士，教英文文字學。在大二第一學期，她拿一位丹麥語言學家論普通語言學的書當教本，把本來不是很難懂的格林定律越講越糊塗。古典語言她一點都不懂。第二學期，換了課本，第一堂課講喬叟傑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她高聲背誦了書中的第一段，讓學生們大驚失色。課上下去，才發現她的本領也就會背這第一段。她不懂中古英文文法，學生們只得讀譯成近代英語的喬叟著作。教歐洲文學史的翟孟生也是美國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頁的巨著當教材，一開始挺能嚇唬人，但學生們很快就發現，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沒有任何別的長處。裡面涉及到許多世界名著，有一個內容提要，但卻不可靠。原來原著他沒讀過，連譯本都沒讀幾本，只是抄了一些別人書中的內容，抄得又極不細心，錯誤百出。他連抄的耐性都沒有，除了中國不會有人給他出這部書，然而他卻成為清華當時的名教授。
這些外國教授，除了個別的，大多是草包。他們都在本國大學畢過業，但肯定在本國當不了大學教授，有的可以作大學助教，有的可以作中學教師，有的只配當商店店員或小公務員之類，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國來卻成為名教授。更為可笑的是，他們在中國並不老老實實當教授，而是來中國獵奇，看看這個神秘的國度。受好奇心驅使，有的人學了一臉假笑，擠鼻子弄眼，打拱作揖，能說上三句半中國話，便成為中國通，回國去了。不久居然還寫出幾大本論中國的書，名也有了，財也有了，皆大歡喜。殊不知，這些人花錢僱人幫自己翻譯中國古籍，結果書出版時，譯者名字不見了，只剩下了他自己的名字。個別「傑出者」，還在本國的大學當了漢學教授。在清華，這些非正途出身的洋教授，講課都有點野狐談禪的味道。所以，在規定的所有必修課中，洋教授教的，沒有一門課讓學生們滿意。季羨林自己覺得，四年下來，收效甚微。尤為可笑的是，學了四年德語，只能看書，卻不能聽和說。
4．獲益於選修課
四年大學的必修課，季羨林覺得收穫甚微。而使他感到滿意的，反而是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正是這兩門課，使他終生難忘，終生受益。
朱光潛先生開的「文藝心理學」，季羨林作為選修課，認真地聽了一年。他對這一門課的印象之深，從一開始就感覺到它非同凡響，比那些外籍教師所開的課不知好到多少倍。
朱先生不是那種口若懸河的人，他的口才並不好，講一口帶安徽味的藍青官話，聽起來並不「美」。看來他不是一個演說者，講課從來不看學生，兩隻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戶上的某一塊地方。然而卻沒有廢話，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他介紹西方各國流行的文藝理論，有時候舉一些中國舊詩詞作例子，並不牽強附會，我們一聽就懂。對於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論，他確實能講出一個道理來，我聽起來津津有味，我覺得，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個在學術上誠實的人。他不譁眾取寵，他不用連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兒」去欺騙、嚇唬年輕的中國學生。因此，在開課以後不久，我就愛上了這門課，每週盼望上課，成為我的樂趣了。[《他實現了生命的價值——悼念朱光潛先生》，《季羨林小品》第152—15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朱光潛先生那時在北京大學任教，還不是教授，在清華大學是兼課。朱先生從香港大學文學院肄業，於1925年在國外留學，先後肄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斯塔斯大學，1933年回國後即執教於北京大學。他在清華大學兼課時，大概三十四五歲。
朱先生在清華的課堂上，介紹了許多歐洲心理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的新理論，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說，還有什麼人的距離說，等等。這些西方學者，從心理學方面，甚至從生理學方面來解釋關於美的問題。而且，朱先生自己也有自己的美學觀點，他認為在美感經驗當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覺，物所以呈現於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態度與科學的、實用的態度不相同，美感的態度只是聚精會神地對於一個孤立絕緣的意象的觀賞。朱先生講的許多理論，季羨林覺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仍能記憶不忘。
陳寅恪先生在東京上高中，在上海復旦公學、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大學學習，精通梵文、巴利文和東方古文學。1925年回國後，即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後被清華聘為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他講授的主要課程是佛經翻譯文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料、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
陳先生講課與寫文章一樣，特別重視資料，有一些文章，他往往先羅列資料，然後再對資料進行分析與評斷，如剝春筍，愈剝愈細，最後畫龍點睛，點出要害。到了此時，讀者往往會豁然開朗，或者小吃一驚，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人們會想：「原來是這樣子呀！」頓時得到一種解悟甚至頓悟的快感。陳先生在講課時，往往也重用這種辦法：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資料，然後再開講，根據的就是黑板上的資料。學生們得到的感受，同讀他的文章完全相同。[季羨林：《清代的甘蔗種植和制糖術》，《文史哲》1996年第4期。]
陳先生開設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所用的課本是《六祖壇經》。此書略稱《壇經》，是中國佛教禪宗記載六祖慧能的事跡和語錄，是禪宗的基本經典。慧能的基本主張是佛性為人心本有，萬法盡在人自心，何不從心中頓見真如？他認為人性即是佛性，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慧能的一首偈特別有名：「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他認為眾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對於這些，季羨林是不相信的，也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他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他的眼界，增強了他研究印度的興趣。
吳宓先生開設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英國浪漫詩人」，也給季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回憶雨僧先生》，《季羨林小品》第28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這三位老師，都是對季羨林影響較大的，他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的研究，顯然是受朱光潛先生和吳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寅恪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