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如一高校設立一個新專業，學生家長咨詢：老師，這個專業是幹嗎的呀？招生老師答不知道。出來以後是不是分去某某部委？不知道。那為什麼招收的是200人而不是150人或250人？還是不知道。
那為什麼設立這樣的專業？很簡單，學校有師資、有宿舍，又能賺錢，那就招人唄！這樣培育出來的學生，你怎能保證不是次品、廢品？保證他們在人才市場上受歡迎？
其次，大學裡傳授的內容，也值得商榷。很多大學教給學生的不是技能，而是偏研究型的，但市場哪裡要得了那麼多研究者？在廉思團隊設計的問卷中有一個選項，「你認為高等教育給你帶來了什麼？——知識的豐富？英語水平的提高？人際交往能力的提高？」很多人選擇了最後一個選項，「一紙文憑」。
「我們去德國考察，在寶馬、奔馳公司，一個經過專業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技術工人，其受社會尊重的程度和工資水平，並不亞於大學畢業生。所以，作為高校教師，我們對擴招也有建議的，不是說擴招不可以，但真正好的教育，應該是職業教育與精英教育齊頭並進，這樣我國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資源大國。」廉思說。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先生曾經為大學定義。「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梁啟超也為學術、學問正名。放眼世界各國，教育於國民福祉之影響，舉足輕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只能稱雄一世，而培養新潔、有創造力、有擔當的年輕人，卻可澤被百年。難怪中國科技大學原校長朱清時先生措辭深切：「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存在嚴重缺陷，需要大的變動，不是修修補補就能解決的。」
另一方面，追究外部原因之外，新一代「知識青年」，不妨從自身找找出路。
2009年12月16日，《南方週末》登出頭版文章，探討楊元元的人生之路，標題觸目驚心、似曾相識——《她的路為何越走越窄》。這個自殺的女研究生，幾成「知識不能改變命運」的代名詞。但引起筆者格外留意的是同年12月14日，著名人生發展咨詢專家徐小平，於博客上寫下的文章——《盲目考研殺了楊元元》。文中說，「考研要有明確的職業目標，要和人生現狀相結合，不能盲目，更不能為了戶口、身份、社會地位這些本身就不真實的價值目標。對於楊元元這樣家庭極其貧窮的大學畢業生而言，救窮如救火，當務之急是把十年寒窗學來的知識投入到增加收入的活動中去……」而不是陷入學位帽越來越高、生活質量越來越低的惡性循環。
機制的改變，非一日所能達成。相比那些希圖「畢其功於一役」的呼聲，這樣犀利、清醒而自覺的提醒，對廣大青年人來說，現實意義、可操作性更強。
廣大蟻族中，也有看清時勢、破繭為蝶的人。如鄭章軍，這個來自內蒙古普通工人家庭的青年，不愧是「80年代的新一輩」，他的有些想法，是真正的in，比如有了錢絕不買房，幹什麼？投資實業，開個小飯館，讓內蒙古的親人能在北京扎根；他不太認同那些醉生夢死、躲在屋裡打遊戲的蟻族，「有錢不是判斷人的唯一標準，但有沒有上進心就很重要了……」
目前的鄭章軍月收入已達5000元，在一家國企任軟件工程師，打算過幾年自己再開家公司，計劃著早一點搬離聚居村……
從心底裡我為這樣的蟻族鼓掌。「人生來就不是為了被打敗的。人可以被消滅，但不可以被打倒。」鄭章軍給後來者確立了一個遙遠卻可以抵達的目標，是蟻族沒有被打敗的證明。
選擇留下，首先是為了夢想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關於人生，王國維先生有三境界說。對於蟻族的解讀，也不能逗留於「高等教育」、「知識經濟」的層面止步不前。
坐在我對面的廉思拋出了第二個重磅級問題：「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谷建芬有一首著名的歌，是這樣唱的，『年輕的朋友們今天來相會……美好的春光屬於誰？屬於你，屬於我，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再過二十年我們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未來已經成為今天，今天為什麼不是想像中的未來？」
因為「他們的幸福感，被相對剝離了」。
與出生於大城市的同齡人不同，來自農村、縣城，父母均為普通工人、農民的蟻族，世襲了基因與命運。當他們來到大城市，才驚覺自己每一步都被人遠遠地拋在了身後。而房價的狂飆、找工作的艱難、資源的不平等流動，加劇了這種差距。於是，整整一個青年的群落，比一個時代「慢半截」。
「當韓寒在鳥巢開卡丁車的時候，當胡斌在杭州玩漂移的時候，這樣一群『80後』在默默地堅持。你不能說他們牢騷滿腹，但也不能說他們無動於衷。」事實上，一些蟻族的言語，已露出情緒的端倪：
「生活撲面而來，夢想流離失所。」
「不是我物質，是生活逼我物質，沒有房子，我們連遺傳權都沒有了。」
……
調查數據顯示，蟻族的焦慮感、挫折感均高於普通人的正常值，僅以性生活為例，67%的蟻族在一個月內沒有過性生活，而全國成人性生活的平均頻率是一週一次。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生理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啊。
親情亦然。如2009年春節，廉思問過留北京的蟻族：「為什麼不回家？」蟻族答：「買不到票。」這是借口，真實的原因是——過年給父母的孝順錢，給弟弟妹妹的壓歲錢，太沉重了，蟻族負擔不起。他們也想挑起生活的重擔，但就能力而言，真的「尚未成年」。
遑論蟻族，廉思認識的一位月入過萬的白領，最近也搬到唐家嶺，成為「新蟻族」。「不省房租怎麼辦？我一個月掙1萬，花1000，才攢
9000，一年才攢10萬，什麼時候才買得起北京一衛生間？」從這個角度上看，「每個人都是蟻族」。一樣面臨捕食和被捕食的命運，是食物鏈上苦苦掙扎的一環。一個完善的社會，是致力於為下層的人民鋪設一條通道，讓他們有向上的希望的社會。希望可以微渺，但只要它在那兒，廣大的人們就不至於絕望。
如何改變蟻族的生存境況？廉思提出短、中、長期三項建議，包括環境治理、職業培訓、落實民主權利、興建文體設施、控制招生規模、改革廉租房政策等。「當然，最根本的是充分發展二三線城市。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具有巨大的虹吸作用。二三線城市如果發展好了，不用號召，青年人自然就會欣然前往。」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雖然像螻蟻一樣生存，並不影響蟻族蝴蝶一樣的美麗。調研問卷裡有一個選項：「你為什麼留在大城市？」蟻族的選擇依次是：「一是為了夢想。二是為了父母，我可以過得很苦，但不能讓爸爸媽媽苦，我現在苦是為了將來把父母接到北京來住。三是為了孩子，我可以苦，但子孫後代不能苦，不能奮鬥了18年才和城市裡的「80後」一起喝咖啡。四是為了愛人，女朋友。五是大城市的工作機會多、學習機會多。」沒幾個是為了自己的，絕大多數是為了別人。
這是「80後」從「迷惘一代」成長為「鳥巢一代」的深層次原因。
也是中華未來更強大、更美好的動力與源泉！
今日之蟻族，明日之「藍血貴族」
但冰川依然存在。於同一代人之間橫亙。
在一所重點大學，一個學生向前來做講座的廉思開炮了：「你說的這些人裡，有多少是我們學校的？他們的生活，跟我們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是社會的精英，是國家的棟樑，我們不會成為那樣的人。」
這樣的「獨善其身」，讓廉思怒了，他當場給予反駁：「你自以為是社會的精英，你知道精英是怎麼形成的嗎？精英在中世紀的歐洲，被稱做『藍血貴族』，這些貴族相信自己的血是藍色的，也堅信只有自己才配去流血，打仗的時候不讓窮人上陣，自己保家衛國。你享受的權利越多，你承受的責任也就越大，心為平民，行是精英，這才是真正的精英！」
經濟學家林毅夫有一句話，廉思很認同——「世界上有一個人是飢餓的，我是飢餓的；世界上有一個人是貧窮的，我是貧窮的！」有這種關注蒼生的意識，才叫精英！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蟻族的輻射作用，實際上已經開始顯現。
最先受輻射的是調研員。人大、北大一共有100多名同學參與了調研和拍攝，對蟻族的觀感，也經歷了大起大伏，由「不相信」、「鄙視」、「同情」到最後的「佩服」。居然還有人說：「羨慕！」「你羨慕什麼呀？」廉思樂。「師兄，那幫人的精神力量才真叫強大。我們每天在學校渾渾噩噩，去那兒了才感受到什麼叫真正的生活！」
同樣被牽動的還有千萬中國家庭。很多蟻爸蟻媽看過書後含淚給廉思打來了電話，有的甚至要給他錢：「我們支持你做下一本書。謝謝你，你讓我們知道了孩子在北京過得怎麼樣。」
作為旁觀者，國外的媒體站在比我們更高的緯度上打量蟻族，他們似乎看到「這群沉默、隱忍而又諳熟互聯網的年輕人，對未來不可小視的影響」。「反對日本入常」的聯合大簽名行動、「聯合抵制家樂福」事件，都初步展現了這種影響的威力。它能創造也能破壞我們所依存的世界，能締結也能摧毀我們所寄望的天堂。
劍指何方？
我想起1998年，才子李方在名篇《北大是泉水，清華是岩漿》中寫下對清華學子的期許和希望：「清華人，上者成為堅定的領袖，中者成為穩健的官吏，下者成為可以信賴的士兵。當然，清華人更多的會成為成功的學者和工程師。」
推而廣之，今日之蟻族，何嘗不能承載未來中華之希望。「上者為各行業的翹楚，中者為穩健的中產，下者成為可以信賴的子民。」
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果其如此，誠為吾國吾民之福音。
2.蟻族、士階層和知識分子
廉思
「蟻族」是大學畢業生中的低收入群體，他們大多來自農村，聚居在大城市生活。如果按照社會階層進行劃分，蟻族應當屬於哪個社會階層呢？
在現代漢語中，通常把「知識分子」解釋為「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按照羅森塔爾和尤金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中「知識分子」條目，知識分子是「由腦力勞動者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在我國具體操作中，長期以來是把具有大專以上學歷並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劃定為知識分子。可見，受過高等教育的「蟻族」群體可屬於「知識分子」一類。
在中國古代，與「知識分子」含義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階層，可以說是中國「知識階層」比較典型的早期形態。馮友蘭曾說：「知識分子舊日稱為士。在西周奴隸主貴族的等級制度中，士是貴族中的最低階層。他們都受過一些教育，通曉『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打仗時，可以做下級軍官；和平時可以做卿大夫高級貴族在政治上的助手。」後來「士」的含義逐漸演變，宋以後，「士」或「士人」一詞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
中國社會每一個朝代的建立，都是依靠一批出身於「儒士」的知識分子階層來鞏固其統治權的。如果缺少這個條件，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風俗差異很大的國度裡，是很難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國家。因此，歷代統治者對「儒士」出身的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否得當——是重視、愛護並注意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抑或歧視、打擊乃至摧殘知識分子——是直接關係到王朝盛哀的重要原因之一。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有一支人數眾多的知識分子隊伍。特別是開國之主和中興之君，都很重視選拔和培養為本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並制定相應的知識分子政策，以便較充分地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
「蟻族」與知識分子階層和中國古代「士」階層具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因此，考察中國歷史上「士」和科舉制的關係以及「知識分子」和高等教育的關係，或許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從而對「蟻族」群體形成更深入的認識。
士階層與科舉制
士，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會階層，幾千年來，士掌控了社會絕大部分的政治、文化資源以及部分經濟資源，所以士又被稱為「四民」之首。
「士」通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因此，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
中國以科舉取士，淵源於隋唐，但早在隋唐之前，中國古代社會的選士制度，已經歷了先秦時期的世卿世祿制、兩漢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發展階段，但以科舉制歷時最久，延續千餘年，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