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簡單來說就是一群學歷較高的有工作的貧民。他們的居住範圍雖說在不斷擴大，但若以北京天安門為中心，他們的日常生活在距離圓心15到20公里的範圍內。天安門的東北面，一直到達北京國際機場附近，是剛才所說的年輕藝術家的聚居地；而從天安門的西北方向延伸出去，15公里左右處我們可以看到北大、清華，再沿著這個方向大概7公里，就到了本書的調查對像——「蟻族」的聚居村——「唐家嶺」。然後就是位於北京四環外側，與八達嶺高速西側平行的「小月河」。沿著這條河，就是本書最早發現的聚居村。而使得中國聞名世界的宏偉的奧運村，恰恰就在這個聚居村東邊的高速公路的對面。
從書中一開始的散文詩中，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流淌於聚居村的氛圍，也可以讀到編著者廉思的純粹感情。但是在繼續深入瞭解這些「蟻族」、「北漂」的實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一下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幾個專有詞彙。
中國結束「文革」的混亂後，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重新著手恢復荒廢的教育。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開展，中小學教育飛躍式地擴大毋庸置疑，更加迫切的是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大，這從教育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就可以看出。
根據20世紀80年代中國教育部的公開資料顯示，當時的教育制度與日本是差不多的。當然，雖然兩者相差不大，但升學率卻不在一個等級上，在中國，能從中等教育升入高等教育的學生極為稀少，這也顯示了社會主義中國的落後。由此在改革開放時期，中高等教育的改革方針主要著眼於兩個方向，一是擴大高等教育的載體及基體——如成人教育，二是向一流大學注入大量資金提高質量。第一個方針的確使得更多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到2000年教育發展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時，已經出現了利用網絡平台進行的教育課程。在教育部2008年公佈的數據中，確定了以下制度：
第一個方針是擴大受教育的渠道。與1980年相比，初等教育學生的減少顯然是由於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但只要簡單比較，就可發現高中水平的學生數是過去的5倍，而大學生人數則達到了過去的27倍。在人口龐大的中國，僅僅是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也比2009年日本正規大學在校生數的285萬人多了200多萬人。這些成人教育分為「脫產」、「函授」、「業餘」三種形態。
另外在本書中時時可見到的「自考」這一制度，又是不同於上述成人教育的一種課程設置，相當於日本的短期大學或專科學校水平。這些自考生們，一般都會為取得本科學位而參加「專升本」考試。至2007年，已4300萬人參考，625萬人獲得大學本科或專科的資格。
第二個方針就是向一流大學投入大量資金，即「211」及「985」工程，在這些政策下產生了一大批「重點大學」。
所以在談及中國高等教育時，還會出現「含金量」這一詞：如果是從剛才所說的「重點大學」畢業，「含金量」自然就十分大；而如果是地方上的大專，不僅是就業，就連結婚也處於不利地位。
比較自考和成人教育，自然成人教育的等級是在最底端的。參加成教考試的人一般都會去培訓班之類的地方，通過率幾乎是百分百，甚至不通過只是因為缺席。2005年廣東成教考試450分為滿分，150分就可以通過，如果是25歲以上的考生還有20分的加分。成教考試中舞弊現象也層出不窮，這簡直就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這使得印著「成人教育」的畢業證的「含金量」自然也大大縮水。而自考生雖然比成教考生要面臨更嚴格的考核和學習任務，政府也強調了自考生與同等學力大學畢業生的平等性，但在實際就業中，自考生仍面臨著各種困難與區別對待，這在本書中有詳細的報告。
改革開放後在教育上的兩個改革方針，粗看確實是為了擴大受教育的層面，但實際上少數的精英階層與大部分大眾階層——高學歷的大眾階層之間的差別依然深刻。這就是「蟻族」誕生的背景。
原書於2009年9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以「80後」青年政治學者廉思為中心，在一大群同樣是「80後」的以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專業的年輕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歷經2008到2009年終於完成了這一調查報告。2009年剛剛在國內出版就已引起了巨大反響，2010年的早春在日本的出版也被提上了日程。
我被這本書所吸引的最大理由，是中國的青年學者們，面對威脅當代青年的複雜社會問題，在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的情況下克服了重重困難進行調研直至出版的這種精神。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團結一致進行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這些不為人知的社會側面在書中靜靜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同時，在這種社會形態之中，不斷抗爭著從未捨棄希望的年輕人的群體像，也伴隨著作者們熱情與同情混雜的情緒被描述了出來。這些既不是海外的援助也不是國外學者的研究，而是同為中國人的研究者們飽懷著極大勇氣才能實現的成果。我認為這種社會調查存在本身，已經可以成為解讀中國變化的鑰匙了。與居住在「蟻族」聚居村的這些非重點大學出身的年輕人相比，實行調研的這群青年學者們，大多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中國頂級的教育機構，他們毫無疑問是精英中的精英。即便是有著如此深厚隔閡的兩個階層，跨越所屬階層試圖相互理解的這種熱情，也成為本書的魅力之一。
在選擇本書的翻譯者上，我選擇了一批以中國文學為專業的日本年輕研究生。將中國青年學者的書，讓同時代的日本年輕人來翻譯，這讓我感到了極大的樂趣。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正確的。在文本解讀的基礎上，我們邊討論邊試譯，不僅要準確傳達原文的意思，更要給日本讀者以流暢易懂的文字。這些年輕的翻譯者們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其中，或許是因為他們將本書所反映的社會問題當做自己的問題一樣認真考慮吧。本書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得以順利出版，他們功不可沒。
另外在翻譯中，由於原書採取的是調查者和被調查者雙方觀點都詳細闡述的構成方式，且對於資料的解釋說明有些重複的地方，因此我們在翻譯時對這些重複之處只選擇要點進行編譯。原著第一篇中的《「蟻族」調研報告節選》和第三篇的一部分、第四篇在翻譯中都略去了。
2010年5月4日
（翻譯自《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日文版）
三、「蟻族」擦出的靈感
1.螞蟻的幸福關乎大氣的溫度
李純
李純，《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室主任。
北京竟有這樣的地方！竟有一群同齡人這樣生活著！
起初，《蟻族》的火爆，讓廉思有些不習慣。
這本書他是自費出的。此前，這個「80後」學者曾受北京市政府委託，率隊對北京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等地的青年聚居現象，進行過長達兩年的深入調研。向出版社自薦的情形廉思還清晰地記得。
「首印8000冊。」
「太少了，我這本書肯定能火。」廉思爭取。
人家還是淡淡的，「每個到我們出版社的人都這麼說……」
剛開始真還挺平靜，但年底一部叫《蝸居》的電視劇播出了，轟轟烈烈的大討論開始了——夢想還有沒有執著的必要？道德是不是很可笑的堅持？做海萍還是做海藻？要小貝還是要宋思明？
同樣有夢卻居無定所、有知識卻兩手空空的蟻族，也由此進入公眾視野，成為2009年年底最熱的詞。熱到什麼程度？近百家媒體，不僅有國內的還有國外的，包括日本共同社、法國路透社、俄羅斯塔斯社……紛紛架起攝像機，來到唐家嶺，不停地拍攝。中央高層也開始關注蟻族群體。
草根階層、大學畢業生、聚居村、第四大弱勢群體、卑微姿態、期許情懷……蟻族，取代振臂一呼、風雲變色的人間王者，成為「時代」關注的對象。
他們高擎火把而來，卻成為古希臘悲劇裡為命運所捉弄的神。
主體是22歲到29歲的「80後」，聚居在北京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等城鄉結合部，普遍月收入為1000至2000元。七八個人一間房，七八十人一間廁所，每月房租300元(就這300元，不少人還交不起，躲著房東)。那裡有坑窪不平的路面，橫行搶道的黑車，疲倦的年輕人坐著擁擠的公交車，從城裡歸來，回到村裡小小的寓所。
「北京竟有這樣的地方！竟有一群同齡人這樣生活著！」這是廉思第一次帶隊去唐家嶺，大夥兒的感慨。「當公共汽車的門關上時，我有一種感覺，彷彿自己錯過了這輛車，就錯過了這個世界。」這是調研員張冉的一次晚歸經歷。
「失落的世界」，荒涼如斯。
調查證實，竟有數以10萬計的青年在聚居村棲身——這還僅是北京一地的數據。隨著《蟻族》一書的出版，不斷有數據反饋回來，幾乎在所有的省會城市，包括一些二線城市如焦作，都有這樣的聚居村。生活之窘迫，堪比農民工、下崗職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身上有一個特點迥異於前兩者：均是大學畢業生。其中10%來自於「211重點院校」，90%來自於普通院校、民辦高校。這一點，發人深省、令人驚覺。
這就是傳說中能借「知識改變命運」的一群人？
「一個重視知識的國家，掌握知識的人卻過得不好；國家還沒全面進入知識經濟，有知識的人卻被遠遠地拋在了時代的後面……這是為什麼？」坐在我對面的廉思拋出第一個重磅級問題。
與其說是問我，不如說是對時代的苦苦追問。
人世間最悲哀的，不是哭泣，是哭了自己還不知道
「蟻族」陳華或許也在問。當他經過一條大學的河邊，看到漂亮的女孩子站成一排，陸續被小汽車接走時，他沒有憤怒，只是輕輕歎口氣，提醒自己更努力。這只「螞蟻」身上凝聚了人生教科書上教導的要素，勤奮、樂觀、永不言棄。你會驚訝命運為什麼還要給那麼多一波三折。
在中央黨校，陳華學的是工商管理專業，2004年考研失敗，開始了求職的旅程。他堅持不啃老，啃饅頭，最多時啃了一個多星期，終於拿到offer，在北京一家文化發展公司做推銷培訓，底薪只有800元，不解決戶口，不提供三險一金。
「有點飢不擇食了。」陳華笑。
飢餓還在後面。兩三個月之後，因為成績平平，這份工作丟了。陳華又開始在某商學院做起了營銷，對這第二份工作，他也很珍惜，把展開「易拉寶」、在街頭做推廣，都視做有趣的經歷。可他最終還是失去了它。
生存至上，生活至下。為了活，陳華去街頭髮過傳單，幫婚慶公司舞過獅子，實在不能變勞動力為人民幣的日子，就去圖書城看書，站著看那些關於求職和營銷的書，指望著「今天看，明天就能用上了」。最困窘的時候，連28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這時，屋裡種的一盆蒜苗就成了他最大的安慰，起碼有了它，一頓下飯菜就不愁了……
調查者杜韻竹筆下的「螞蟻」陳華，是個動人的形象，當他拿起笛子，閉目吹起《對面的女孩看過來》，簡直是幅唯美的圖景，笛聲裡傳遞了不該屬於他的寂寞憂傷。
鄧錕是我想記述的第二隻「螞蟻」。《蟻族》一書裡的「聚居村民序」就是他寫的。廉思介紹，「鄧錕是個有思想的人」。
生於1984年的鄧錕是山西人，畢業於昆明理工大學生物工程專業。北上的原因很浪漫，為了愛情。在人脈全無的異鄉，他開始了一切全靠自己打拼的日子：在某醫院的醫療器械中心上過班，也被傳銷組織欺騙過；考過研，最終失敗了；談過戀愛，最終也失敗了。《蟻族》一書的出版，也未改變他的命運，幾天前鄧錕還給廉思打來電話：「老師，我現在在賣數碼相框，您要嗎？」
白天的鄧錕，是沉靜的、忙碌的、微笑著的……一天清晨，好友狄群「揭穿」了真相：「昨晚你哭了？」
「沒有啊。」
「怎麼枕頭上濕了一大塊？」
人世間最悲哀的事情，不是哭泣，是哭了自己還不知道。
出去接受採訪，鄧錕常常遭遇好心的「建議」：為什麼不回家？他不作答。怎麼答？說「學生物工程的回去後更慘」嗎？當地一個官員很雷人地問過：「這專業是不是養小動物的？」說「父母不同意他回家」嗎？蟻爸蟻媽眼中，娃留在北京就是北京人了！說比起家鄉，他寧可相信北京的一線光明？這都市多少允許你憑借個人努力找到工作，而地方上的「門閥政治」和「豪強壟斷」，更讓人無法呼吸……
陳華與鄧錕代表了廣大蟻族的共同困境：不乏知識與文憑，也願靠雙手改變自己家族和命運，卻與幸福緣慳一面。為什麼？
即使知識不能改變命運，我也不會被打敗
「純粹胡扯！知識改變不了命運。我被騙了！」
「四年前，我用一袋錢換了一堆書，四年後，我這一堆書換不回一袋錢，這是什麼原因？」
這是互聯網上不少蟻族質疑的聲音。
「它反映的是目前高等教育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廉思分析，「通過四年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與社會需求是斷裂的，有時一個專業設置，並未經過充分的市場調研，就匆匆上馬，怎麼能不耽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