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也想我回去，畢竟北京的壓力確實很大。好歹母校也是省裡數一數二的學校，雖然還有點兒不甘心，卻是我目前最好的選擇了。雖然北京有很多好東西，但是你沒資本，你也享受不到。所以我沒必要留在北京，我更嚮往生活品質。」
我希望自己的奮鬥有一個穩定的基石
畢業前夕，高淑燕和課題組的另一位成員馮丹見了面。兩人聊了聊工作，高淑燕囑咐他，以後得隨時告訴她大家都在忙什麼，也好讓她受點兒刺激，進取一些。
回到蘭州也意味著高淑燕選擇了一條最穩妥的路。「我一直期望自己的奮鬥有一個穩定的基石，可以給我安全感，讓我沒有後顧之憂，奮鬥不止的過程又會讓自己感到存在的價值，感到自己的進步和成長。」
「我是多麼希望能夠在心理學的實踐上走得更遠些。我曾經想過破釜沉舟，做個北漂，堅持去心理咨詢公司……」
值得慶賀的是，儘管高淑燕當時應聘的是「黨政管理幹部」，但母校最終給她安排在心理咨詢中心。「在咨詢中心，我一方面要做些管理方面的事情，但主要還是可以做心理輔導方面的事情，我可以學習，可以充電——還是公費，可以繼續延續我的理想……」
但畢竟再順暢的生活，少不得的還是顧慮。「這邊的心理咨詢沒有北京做得好，學校的重視程度也沒有北京強。所以壓力還是有，我怕生活一安逸，就容易覺得我一輩子這樣吧，也挺好的。」
她還有很多的打算：「先學著英語，如果學校有公費留學的機會，也好把握一下。到時候出去了再殺回來。」
她還留著國家圖書館的借閱卡，想著以後的某一天還可以回去……
5.廉思：《蟻族》後續的故事
廉思
有一次，一個大學生跑到我面前，憂心忡忡地對我說：「廉老師，我們就是『蟻後』輸卵管裡的『幼蟻』，而這個『蟻後』就是當前的教育體制，現在，她仍然在不斷催生著大量的『蟻族』。」
「蟻族」越來越成為公眾話題。關於「蟻族」，人們的討論已經不僅僅局限於《蟻族》一書，這個帶有鮮明時代特點的詞語，已經伴隨著詞語後面的故事和人物，進入了歷史。
「蟻族」的未來在哪裡
《蟻族》一書出版後，很多「蟻族」的父母給我發郵件、打電話、網上留言。他們告訴我，是《蟻族》讓他們知道了遠在外地的孩子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有個父親對我說，怪不得兒子堅持不肯讓他去住處看一眼，原來兒子住在「聚居村」。有個母親給我留言，她看了兩天《蟻族》，一直在哭，作為一名「80後」母親，她感覺自己是那樣的無力。外地一位父輩的朋友，看了當地媒體對「蟻族」的報道，打電話來問我：「廉思，我把孩子的情況告訴你，你幫我判斷判斷，他到底是不是『蟻族』？」
我們的書只是記錄了「蟻族」群體的生活片斷，要真正深入他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很長時間。記得有一次鄧錕談到他第一次找工作面試時的場景，整個行頭算下來一共才75元，但日子即使過得這樣苦他也從未掉過淚。有一天早上起床，同住的狄群吃驚地問他，昨天夜裡為什麼哭得那麼傷心？鄧錕完全沒有印象，回頭看看濕漉漉的枕頭，才相信自己是在夢裡號啕。我問他究竟夢到了什麼？他回憶說好像夢到了自己的母親。可見真正的悲傷不是哭，而是哭都不知道！鄧錕曾對我說：「大學畢業時，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現在慢慢清楚想要什麼了。」
在一次電視台的訪談中，鄧錕談到自己總是對父母隱瞞真實情況，報喜不報憂。主持人勸他不要背負太多東西，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父母自有父母福。但我知道，那種西方式的思維——父母和子女各自過好自己的生活——「蟻族」是很難接受的。作為「窮二代」的他們，身上背負著整個家族的希望來到「北上廣」打拼，他們之所以還留在大城市，並不完全是為了自己，還為了父母（上一代），子女（下一代）和對方（戀人或愛人）。常說「80後」是「最自私的一代」、「最不負責的一代」，但在「80後蟻族」身上，依稀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最古老最樸素的一些品質。我記得當時鄧錕並沒有解釋，只是苦苦地笑了笑。我想，這樣的關注，他可能並不需要。
2010年的春節，我和「蟻族」宋永亮一起度過。大年除夕的晚上，我和永亮面對面坐著，面前是一大桌飯菜，窗外是震耳欲聾的鞭炮聲，我問永亮，新的一年即將來臨，許個願吧。永亮低頭不語，我猜想，他一定是在認真思索，準備許下一個大大的心願。他抬起頭，默默注視著我，半晌後，他開口：「希望在新的一年，我早上起床後可以見到陽光。」來北京的一年時間裡，他一直和女友租住在地下室一間不足10平方米的陰暗房間裡。在這個陽光普照的國度，看見陽光，卻是一個北京「蟻族」最大的願望。
2010年4月，得知唐家嶺即將拆遷的消息，我故地重遊。此時的唐家嶺，已被紅色的「海洋」所覆蓋，動員橫幅、拆遷通知充斥著大街小巷。由於《蟻族》一書，唐家嶺成了「名村」。據說，曾有旅遊車把大批的遊客拉到這裡，導遊煞有介事地介紹：「這就是中國最大的『蟻族』聚居區，在這裡，你們可以和『蟻族』近距離接觸。」在路上，我偶遇一個「蟻族」，攀談中他毫不掩飾心中的不滿：「不知道是該感謝廉思還是該責怪廉思。唐家嶺要拆遷了，以後這裡將建成『白領公寓』。如果『白宮』（蟻族口中的白領公寓）建起來，我們負擔不起房租的話，將不得不往更遠的地方搬遷。原來進城要兩個小時，以後進城要4個小時。沒錯，是廉思讓社會關注到我們，但也是他讓我們越來越走向城市的邊緣。」他之前沒見過我，當然也不知道我就站在他的面前。
後來，我看到「蟻族」在網上發佈了《唐家嶺「蟻族」致廉思及媒體的一封信》，有網友在下面跟帖：「廉思你不是出名了吧，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當初把你當成朋友，才會和你暢所欲言，但也可以把你當成敵人，可以把你從高高的檯子上推下來，讓你一敗塗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看到這些質疑和責罵，我心有苦衷。「蟻族」事態的進展，絕非我一人所能把握。如今，唐家嶺的村民因為沒有了「瓦片收入」而對我恨之入骨，「蟻族」因為不得不搬遷而對我怨聲載道，「蟻爸蟻媽」因為我揭示了真相而痛苦不堪。我有時也懷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什麼意義？讓時代不誤解你，理解你；讓洪流不淹沒你，托起你——真的需要一段時間，這個時間我必須等。
「蟻族」離大學有多近又有多遠
《蟻族》出版後，我應邀到全國各大學做有關「蟻族」的講座。在這些著名學府裡，對「蟻族」現象的回應集中在三種聲音上：
第一種是擔憂，可稱之為「蟻族徵候群」。「我畢業後是否也會成為『蟻族』，畢竟有10%的『蟻族』畢業於『211高校』啊！當初我可是家鄉人眼中的天之驕子，畢業後成為『蟻族』，我有何面目回去見父母？」甚至有一次，一個大學生跑到我面前，憂心忡忡地對我說：「廉老師，我們就是『蟻後』輸卵管裡的『幼蟻』，而這個『蟻後』就是當前的教育體制，現在，她仍然在不斷催生著大量的『蟻族』。」
第二種是放棄。「蟻族」中50%以上來自農村，20%以上來自縣級市，大部分是「窮二代」。「我無法選擇自己的『爸爸』。無論我怎麼奮鬥，我的出身就決定了我永遠是『蟻族』。努力有什麼用？奮鬥有什麼用？還不如踏踏實實等著娶個好老婆或嫁個好人家。」
第三種是漠然。「『蟻族』算得上名牌大學生麼？他們大多數是二三流高校畢業的，而我的學校好、專業好、家境也好。我是社會精英，我畢業不會是『蟻族』，也不可能成為『蟻族』，這事與我有什麼關係！」
三年前，因為好奇，我走近了「蟻族」。在調研中，我跟「蟻族」一起吃飯，聊天，喝酒。課題組成員梁旭曾在唐家嶺住過幾個月，但是梁旭現在回望那種體驗式的感覺更像是一次狂歡，少了些實實在在的生活。而我在唐家嶺的日子，也感覺那裡並不屬於我，雖然我盡量地從「蟻族」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但很可能我盡全力都做不到。「蟻族」是真實地生活在那裡，而我們只是去做調研然後就回來過自己的生活。很多時候，我們是帶著拯救弱者的心態去的，結果發現「蟻族」比我們要堅強得多。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焉？我們或許體會不到「蟻族」內心的力量。「蟻族」有知識，所以有夢，所以能堅強樂觀。只是，現實離夢想究竟有多遠？如果夢碎了他們會怎麼樣？我們還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