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宇翔拍攝聚居村的同時，《蟻族》的記者也正在聚居村進行深度訪談工作，而劉宇翔一個人明顯釘不過來，便找來清華大學的攝影高手鞠煥宗來一起收集蟻族的圖片。大多數聚居村民們並不在乎這兩個背著相機走街串巷的人，但他們的大相機也會觸怒一些人。有一次劉宇翔一大早來拍唐家嶺擁擠的早班車，車站邊有很多黑車司機在趴活兒。他沒拍幾張，就有人提醒他，說你別拍了，省得黑車司機來打你。不過劉宇翔對這些並不在意。在他看來，他在這裡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聚居村生活的一部分。這裡的生活有你喜歡的東西，也有你不喜歡的東西，它們共同組成了蟻族的生活。
在拍攝過程中，劉宇翔接觸了大量的蟻族，這些人都與劉宇翔同齡，只是比他稍早一點兒走上了社會。劉宇翔沒有聽到多少抱怨，但看到了很多努力的人。他們白天上班，晚上去附近的學校看書學習。至於他們努力學習的原因，劉宇翔也饒有興致：「大部分人學習是因為工作需要。因為學校裡的東西很多都用不上，這些人的工作又往往與本專業不對口，所以必須加強學習。」
劉宇翔曾在唐家嶺村口拍到過一群羊，這張照片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說你住在大城市裡，其實和住在鄉下沒什麼區別，你身邊是羊，羊身後就是田園。」唐家嶺離中關村軟件園很近，這裡的房屋租賃業，就是開始於軟件園上班族。交通便利、房租便宜、位置優越，城鄉結合部成了北京城外擴的直接受益者。
自《蟻族》出版以來，「蟻族」這個概念很快被人們所熟知。對於這個群體，有人同情，有人敬佩，也有很多媒體以獵奇的心理報道這個群體的「周邊」。在聚居村奔波幾個月之後，劉宇翔對這個群體有了獨特的看法。在他看來，「蟻族」和他們的同齡人並沒有太大的不同。當他在小月河和蟻族們聊天，當他在唐家嶺和他們一起吃飯，他感到，這些人就是他的同齡人。雖然大家從事著不一樣的行業，但「蟻族」身上所透出的奮鬥精神，與其他同齡人並沒有太大不同。這種奮鬥的味道，是扎根北京的味道，所有在北京待過一段時間的年輕人，都會有這種味道。
《蟻族》出版的時候，劉宇翔已經到新的公司上班了。他的公司就在上地軟件園，與他常去的唐家嶺只相隔幾站地。有時工作很忙，劉宇翔會想起唐家嶺的夜市，在他看來，當半夜加完班回家，還能看見飯店裡冒著的熱氣，還可以坐在街邊喝點啤酒，那便是莫大的幸福。2010年年初，劉宇翔為《新華每日電訊》寫了一篇文章《唐家嶺的煙火氣》：
「傍晚時分，早餐換成晚餐，出村變成進村，混上街頭小販的叫賣和小飯館酒客的叫嚷，村莊再次陷入無比真實的煙火氣中。下班的人回到唐家嶺，迎著馬路上的塵土，走過包子攤的熱氣，經過巷子裡的煙氣，回到暫居首都的小家，生活的味兒真足。」
幾個月的奔波，換來了幾千張有價值的圖片。《蟻族》出版之後，劉宇翔還一直關注著社會對於「蟻族」群體的各種評價。很多媒體就事論事，認為「蟻族」的出現源於教育的失敗，劉宇翔覺得這種觀點很幼稚。如果說現在的教育造就了蟻族，那麼它也同樣造就出了那些高收入的群體，所謂的「教育失敗」，至少在「蟻族」這個問題上體現不出來。
其實「蟻族」並不是一個貶義詞，並不是一定要消滅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掙錢少的太多了。儘管有一些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政策已經出台，但「蟻族」問題並沒有得到本質的改善。社會問題的出現都有著多種原因，並不是將唐家嶺整改掉，就可以將問題解決掉的。
4.高淑燕：離開北京
魏陽
高淑燕，「蟻族」課題調研員，2010年以心理學碩士研究生從首都師範大學畢業。現供職於母校西北師範大學心理咨詢中心。
2010年6月23日，畢業的季節，也是高淑燕在北京的最後一天。她將宿舍裡七零八碎的東西統統打好包，送的送，扔的扔，寄的寄。當年的蟻族課題組裡一共有15位成員，她是唯一一位離開北京的，這幾天，內心有些五味雜陳。
2007年夏天，高淑燕從西北師範大學考上首都師範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一晃三年過去了，她又一次面臨和大四時類似的選擇。她為是否考博糾結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最終放棄了。「我覺得自己已經找不回考研時的那種狀態了。」
本科四年的高淑燕始終是安靜內省型的，學習認真刻苦，成績也不錯。她用「心如止水」形容自己準備考研時的狀態。可能是因為西北師大比較閉塞，少有誘惑和喧囂，所以這裡的學風很好。在這四年裡，高淑燕學到了很多。而研究生的這三年裡，她卻感覺沒有什麼知識方面的積累，實踐經驗倒是攢了不少。
研究生期間參加的「蟻族」調研最有意義
2009年9月底，廉思召集課題組的成員一起吃了頓飯，他將剛剛付梓的《蟻族》派發給大家。高淑燕拿到自己參與調研製作的成果，內心不可抑制地激動。她在空間裡傳達了這份喜悅：「哦，小月河！還記得去年寒冬臘月徘徊往返於你處的眾多身影嗎？去年一年的辛苦終於有了消息，多少個日日夜夜的開會、調研終有成果，多少感動的人和事即將面世……」
她一回去就捧著《蟻族》開始看了，從第一頁翻到了最後，「很激動，也很自豪」。她親手將其中一本送給了導師，另一本在寒假期間帶回家送給了父親。父親很高興自己的女兒做了一件這麼有意義的事，整個假期都在看那本書；但想到女兒很快也會畢業，也不免擔心女兒留在北京會變成「蟻族」。
高淑燕說，自己當時就是衝著這個課題才加入這個團隊的。「等以後自己老了，幹不了啥事了，回憶自己的一生，在我二十來歲的時候，也曾做過這麼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想想就很開心。」
2008年寒冬，高淑燕帶著七八個調研員來到小月河。她們每天需要完成七八個訪談，每個訪談往往需要一個小時。在訪談中，她們要完成問卷，瞭解情況，還要記錄蟻族的居住環境。由於時間有限，她作為小組的帶隊之一，覺得壓力特別大。但是，她們在聚居村裡看到了最真切的情景。「那種衝擊是現實的，是凌厲的。」高淑燕在調研結束後，寫了詳細的調研手記，手記的標題就是「永不妥協的青春」。她在聚居村所瞭解到的那些堅忍的故事令她很長時間都繃滿了包打一切的衝動。
可是一旦與夢想掛鉤，高淑燕也甘願選擇妥協。她並不希望自己一畢業，將所有的收入都花在食宿上，「我需要拿出一些去充電」；不過她也早就打定主意：如果不得不留在北京，我就去小月河當個蟻族。
找工作時，一個北京戶口的光環可以蓋住很多東西
該找工作了，高淑燕給自己規劃了三條路，第一是高校，第二個是中學心理老師，最後就是心理咨詢公司。
一直以來，她都夢想進入心理咨詢公司從事心理咨詢、治療和測評工作，而現在她卻將它擺到了第三位。「真正成為心理咨詢師需要在畢業後學習各種療法，而每個療法的學習費用都很高。」簡言之，選擇自己喜歡的路，代價太高。高淑燕知道家裡必定會支持她，但她不想再給家裡增添負擔。
她開始為前面兩條路奔波。學校畢業季的招聘會上，充斥著各色的單位。只要和心理有關，只要招心理學專業的，她都欣然前往，「社會給予我們心理學的機會真的太少了，而我又多麼希望不到最後不要放棄自己的專業」。
在找工作的日子裡，她心理壓力特別大，總是焦慮。她想起那些整年都在找工作換工作的蟻族，終於體會到那種日子的艱辛。幾番周折，終於有一所崇文區的中學通知她去試講。高淑燕下了整整一天的工夫備課、做課件，又用半天的工夫給室友試講，讓她們挑刺支招。
「挺幸運的，我雖然講得不是特別的好，但是學校還是選我了，或許他們看到了我在這次試講上所做的努力。」一擊即中，高淑燕非常開心。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致命的一擊」——不到一周，高淑燕接到學校人事處的電話通知——由於北京戶口和編製掛鉤的關係，沒有北京戶口的她被奉勸「另謀高就」。
「到了這一步，我還想再爭取一下，但學校直說，這是不可能的。畢竟心理學在中學還只是花瓶的角色，學校當寶一樣爭取到的留京名額自然會給更有價值的主學科，我們心理學只能靠邊站。」
這個西北女孩兒做了一件平時「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動容去做的事。她「闖」進了院長辦公室，冷靜地講述了自己的情況，希望院長能提供好的建議或幫助。但院長表示無能為力。「我確實是盡力了，但一點兒用也沒有。在這個體制下，個人只能按規矩來。網上好多人都在質疑北京戶口的重要性，可是真正找工作的時候，尤其是在找事業單位時，一個北京戶口真的可以蓋住很多東西。同等條件下，有戶口的同學和沒戶口的同學找工作時就完全不在一個重量級上。」
畢業前夕，母校西北師大的錄用結果出來了，高淑燕最終在母校為自己謀得一份差事。7月之後，她將離開北京，不必跑到北京城鄉結合部去做「蟻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