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的房間大概二三十平方米，一副桌椅、一張床，牆上零零碎碎地留著前一位室友佈置的海報、貼畫。「我覺得貼著還蠻好看的，所以也沒撕。」書桌上擺放著小美剛到北京時經不住誘惑和遊說所拍的藝術照。
和小美一同居住的還有兩位差不多年齡的朋友，三人有時間就在房子裡做飯。這一天，小美的室友蒸了一個包子和一根玉米，還炒了一盆菜，笑稱道：「營養多均衡啊！」看小美下班回來還沒吃飯，室友又到廚房張羅了幾樣菜。客廳裡的電視壞了，正好大家飯後一起坐著聊聊天，「我們都剛畢業，如今住在一起，感覺就跟大學宿舍似的」。
公司距離住的地方只需要步行十來分鐘，每天小美8點多上班，不用再擠公交地鐵，「雖然沒有老編輯做得得心應手，但剛入行，可以慢慢來」。
閒暇的時候，小美還去「慌慌群」上看看一路走來支持她的「慌迷」們。
「大家有時候聊一下自己的一天，不開心的事情或者開心的事情，都會拿來發洩一下，也會有新朋友向老朋友討教經驗。就隨便聊吧，反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裡面說，跟朋友一樣。」
「慌慌我會繼續畫下去，因為我在用它記錄自己和大家的生活。我並不確定自己能在北京待多久，但是我從未因這個決定而後悔過，而且，我一直在堅持，也堅信一定會有一個美好的結果。」
2.黃日新：七旬老人再拓「膠囊」事業
魏陽
黃日新，將「膠囊公寓」開到中國的第一人。2009年獲知「蟻族」群體並實地調查後，開始致力於打造專為解決城市流動人口弱勢群體居住問題的第二代膠囊公寓。目前，他的膠囊已進行到第三代。
78歲的黃日新即將參加一次拍賣會，拍賣他新打造的第三代膠囊公寓。這套膠囊公寓位於石景山區麻峪東大街8單元，53平方米的平房被黃大爺安置了8個「膠囊」。其中4個「膠囊公寓單人間」的租賃權，按每月100元的租價起拍，同時，黃日新為第三代膠囊公寓申請的專利也將拍賣使用權，起拍價為1元。
「我的『膠囊』是和馬拉多納共餐券一起拍賣的，馬拉多納拍賣得的錢一分也不要，全部捐給中國紅十字會。但我和他不一樣，我不是百萬富翁，前期投入也很大，賣了錢，我還要做開發，建『黃日新膠囊旅店』等等；不過慈善還是要做的，我準備拿出10%給希望工程……」
黃日新在嘈雜的公交車上侃侃而談，男售票員在同行的一位記者耳邊嘀咕了幾句，彷彿在確認些什麼，隨即又回到座位興致盎然地聽黃大爺講故事了。到站的時候，男售票員問黃大爺：「您就是建膠囊公寓的那位吧？」大爺連連點頭，回頭笑著對幾位記者說：「上了中央台新聞頻道，知道我的人就多了……」
從日本膠囊到中國旅店：我可以做得比日本好
黃日新退休前在華北電力設計院從事熱能動力裝置工藝管道、閥門的設計工作，是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電力部、能源部和電力工業部閥門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高級工程師。
「退休之前，我有個很得意的作品，在北京東郊高碑店，建了一個供熱站，為中南海、天安門、崇文區這些地方供熱，可以說是全國最大的供熱站。」
1993年，退休之後的黃日新賦閒在家，除了偶爾搞些小發明小創作之外，他還負責主編了中國第一部工業大型工具叢書。「到2000年的時候，你去看好了，覆蓋中國閥門書籍的60%，都是我出的。閥門方面的專利也有四五個。」黃日新不無自豪地訴說道。
因寫書，黃日新開始接觸電腦。2008年，他在網上偶然看到日本的一種「膠囊旅社」。
「看到之後，我就心動了。那種膠囊，人在裡面鑽進去住，上下兩層，像『停屍房』。我就想，要是我做，肯定能做得更好。日本的膠囊不符合中國國情，誰會願意住你下面？在中國，就得有所變化。」黃日新開始琢磨在中國建膠囊公寓的事。「我大學的時候學過建築學，完全有能力幹好這點小玩意兒。」
黃日新廣泛查閱了有關日本膠囊的資料，進行研究，他在電腦上畫了圖紙，購買了一系列的建築材料。當時為了找一種防火牆面材料，黃老走了10多個建材商店，做了一次次的實驗、篩選和定位。
2008年7月，黃日新成功申請了「裝配式小公寓」的專利。「我要是沒有拿到專利，馬上第二天就有人侵權使用我的發明了。」黃日新激動地表示。
2008年9月，第一代膠囊公寓——安定門豪華版膠囊公寓誕生了。
這個膠囊公寓其實是黃日新將自己的私房進行了改造而來。他花了18萬改造裝修，將房間設計成可自由組合的4個「膠囊」。公寓中，有廚房和洗澡間，熱水器、洗衣機、微波爐等生活用品一應俱全。兩年來，這4個床位從未賦閒過。
從蟻族公寓到黃日新膠囊：一個科學家不做實踐，你的東西都是廢品
2009年10月，黃日新從《新京報》上看到了《蟻族》一書的連載。看到訪談小組關於唐家嶺的報道時，「我和老伴看了很心酸、很傷心。我們上一代人沒有給下一代人做好榜樣」。黃日新親自來到唐家嶺，去親眼見證書中的一幕幕。
「我在唐家嶺看到的公寓都特小，6個人住一間10平方米的房子，上下鋪；連窗戶也沒有，裡面還放了三個大鐵櫃，生銹的。冬天暖氣也不熱，當時有個去採訪的記者，穿著大衣還覺得冷。這些村民們住得根本沒有尊嚴，我當時就想我的膠囊能不能給他們做點什麼，至少能讓他們住得體面點。」
之後，黃日新又對60多家外來務工人員的房屋租住情況進行了調查、走訪，發現他們一般都是一對夫妻帶著一個孩子住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
「政府不給錢，也不給房子，北京納稅人的錢蓋廉租房用，那流動人口怎麼解決呢？所以只能靠好心人。」
黃日新實地調查一回來，決定打造第二代膠囊——蟻族公寓。「首先，我的膠囊不能很貴，要讓蟻族承受得了；另外，我的膠囊每月250元一間，8個膠囊，要租8年才能收回資金。但當時我不太在乎投入和收益了，我只是想讓社會認可我的科學實踐和社會實踐。」
2010年2月，黃日新投入5萬元在六郎莊一間農房裡建了8個膠囊，「我那是『以舊復舊』，中間用了一個夾層，一層樓就變成兩層樓了」。第二代蟻族公寓每間長2.4米、寬0.72米，裡面只容一張單人床，床頭可當凳子，一個小隔板便是上網的空間。房內有燈、插頭、電視插口和寬帶口、電磁爐、鍋灶，租金為200~250元/月。
建成之後，黃日新給《北京青年報》發了一封郵件，「我告訴他們，我有一個發明，申請了專利，可以幫助蟻族，解決城市流動人口弱勢群體的居住問題。但要是3月28日你不見報，我就給別的報社登了」。
5分鐘過後，《北京青年報》就來電話了，「他說黃大爺，明天下午3點鐘，我到蟻族公寓去給您拍照」。3月28日，第一篇關於膠囊公寓的報道——《七旬老人建8間「膠囊公寓」》——在《北京青年報》頭版上刊登。
「我當時在六郎莊掛的是『蟻族公寓』的牌子，後來記者把『蟻族公寓』和『日本膠囊』結合了下，才有了現在『膠囊公寓』的名字。第一個報道膠囊公寓的記者是史禕，我很感激他。」
登報後的第二天，各路媒體紛至沓來，黃日新開始了長達半年每天接待不同媒體的生活。
從第二代到第三代：我要做的是一個推向市場、實現產業化的科技產品
第二代膠囊公寓自2010年3月1日推出後，半個月無人問津。《北京青年報》的消息一出來，媒體的爭相關注讓膠囊公寓如火如荼。
「當時新浪網採訪我的時候給我出了個主意，讓人免費試租15天。我就組織了8個人住了15天，結果大部分人都留下來了，從那天起，膠囊公寓火了，8個都滿了。我給你舉個典型的例子，有個吉林的大學畢業生，拿著響噹噹的文憑，要來北京打拼，他買了車票後，還剩1500塊錢，在前門地下室，50塊錢一天，住了兩天，頂不住了，有危機感了。他打電話給我說『黃大爺，我想要個膠囊』，我看他可憐，就讓他在六郎莊的膠囊住了。15天後他在房山找到了工作，一個月3000塊錢，沒住完就走了。告別的時候很感激我，因為我解決了他的問題，如果沒有我的膠囊，他連回家的錢都沒了。」
黃日新對他的膠囊公寓有著明晰的概念，那就是保證生存權和隱私權的小型建築；他對膠囊公寓的定位是面向弱勢流動人口的臨時居住所。「我不希望你久住在那兒，假如說你很舒服，久住在那兒，我的資源就浪費了，我就是給你臨時住的。當你找到工作以後，口袋錢多了，你就不會願意長期住在膠囊裡了。我也希望膠囊裡的人能流動起來，這樣，我就可以節省資源，為最需要的人提供膠囊。」
2010年5月，北京市公佈了《關於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賃管理若干規定〉的決定（草案）》，其中規定了樓房的人均使用面積應為10平方米，平房為4平方米。而黃日新的第二代膠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積只有2.2平方米。
「網上也有負面的聲音，說我這個膠囊像監獄，我也承認。有個住過的人說翻身到左邊，碰到左邊的牆；翻身到右邊，碰到右邊的牆。的確是有點兒拿不出手的。」
2010年6月25日，位於六郎莊的第二代膠囊公寓被拆除。「8間膠囊公寓總共投入了5萬元，前後共有15名租戶入住，遠遠沒收回成本。」另外，在黃日新陸續將租客勸離的時候，出現了三名「釘子戶」。「其中有個人法律觀念很強，說我違約了，違約了就要賠他錢；我說拆遷是政府要拆的，這我也沒有辦法，但他堅持要我賠錢。我賠了他半個月的房租，讓他離開了。」
第二代公寓被拆的同時，黃日新開始著手打造第三代膠囊公寓。
黃日新和他的老伴在奔波了兩個月後選擇了石景山區麻峪東街一套使用面積為53平方米的民房。在繳納了每月1000元的租金後，黃日新在民房的4個房間內安置了8個膠囊。第三代膠囊空間較此前有很大改進，分單人間和雙人間，單人間長2.4米，寬1.2米，高2米；雙人間寬1.6米，再加上公攤面積，已經符合了《草案》對人均使用面積的規定；此外，第三代膠囊還配備了廚房、餐廳和淋浴間。
自第一代膠囊公寓開建以來，黃日新已先後投入28萬元。「你要明確，我做這個膠囊，不只是為了出租房間賺錢，我希望能把這個品牌做大。」目前「黃日新膠囊」已經成功註冊為商標。「以後還可以發展黃日新膠囊咖啡廳，黃日新膠囊旅館……」
如今，已經有不少商家願意與他合作：「我的發明已經被認可了，主流媒體報道了，拍賣商進來了，要開始產業化了。」
從「蟻族」到「寓族」：膠囊公寓是我的事業
黃日新每個月拿著3000元的退休金，老伴的退休金也有2000多元。他的兒女都不太理解他為什麼不頤養天年，卻到處搞膠囊公寓。
「年輕人和老人想法不同，」黃日新說，「5萬元對年輕人來說可能很快揮霍一空，可對我來說，膠囊公寓是我的事業，所以他們反對他們的，我做我的。」
黃日新退休前幾乎沒有拋頭露面過，只是默默無聞地搞發明。從膠囊公寓在媒體上曝光至今，黃日新已經接待了20多個國家的150多家媒體的訪問。有些事情他頗有些應付不來。
「到我這裡來的，除了正規媒體，還有好多騙子。有個人跑到我這裡說，他要給我拉贊助，他自己從贊助中抽1/4。我一聽就怒了，這哪是做事的態度？」
如今，只要接受媒體採訪，他都要求對方拿出名片。而對於拉贊助之類的事，黃日新毅然回絕。「現在我的本金全是自己掏的，我不要什麼贊助，我要靠自己！」
在沒有膠囊公寓之前，每天黃日新和他的老伴都會到頤和園逛上一上午。而現在，他每天忙著接待媒體、設計膠囊，有時候連吃飯都顧不上。
不少記者，還有慕名而來的人在參觀了第三代膠囊公寓之後，向黃日新提出了不少改進的建議，黃日新將好的建議都收集起來，準備推出第四代膠囊。「那個肯定比國外的還好。」
「現在時機還不到，我還沒成氣候；將來我在28個省市都會有連鎖店，我的事業成功之後，你就寫本書，寫個《寓族》。」
3.何忠洲：「蟻族」緣起者
劉飛
何忠洲，現任《南方週末》記者。曾於2007年在《中國新聞週刊》上發表《向下的青春——「高知」貧民村調查》。
2007年夏，尚在北京大學博士後流動站的廉思看到了何忠洲的報道。文中名叫李竟的大學畢業生的生存狀態和他無處寄托的青春與夢想震驚了廉思。這篇報道讓廉思注意到這群「青春向下」的大學畢業生，帶著他走進了唐家嶺。同年底，廉思開始了對這一群體的第一次大規模社會調查。
而作為作者何忠洲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他幾乎要淡忘了這篇報道的2009年，這個叫廉思的人，帶著「蟻族」這樣一個名字找到他，給了他關於那篇報道最「隆重」的反饋。
自我懷疑後的反思
2007年的何忠洲在《中國新聞週刊》當記者，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來到了唐家嶺，結識了李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