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寫的人物，都是與《蟻族》多多少少有些關聯的人。
有些是《蟻族》中的受訪者，本來平靜的生活，因為我們的出現，一年來被生生地改變了；
有一些是我們意料之外的人，之所以說「意料之外」，是因為他們原本與《蟻族》之事毫無關聯，但由於我們的書，他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
還有我們的課題組成員，因為偶然的機會參加了「蟻族」課題，自己的命運多了一抹不一樣的色彩。
之所以挑選這些人來記述，並不是他們「赫赫有名」，而是因為他們將我們這個時代折射或反射了出來。
一、《蟻族》的主角們
1.鄧錕：京蟻無奈移民滇蟻坎坷求生
劉飛
準備過年了，朋友都要回家，我卻沒有選擇回家，是沒臉回家。出來了兩年，還依舊是一事無成。想好好學點東西，一個人靜靜地看看書。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唐家嶺的出租房裡，一個人對著電腦，兩斤餃子，一瓶二鍋頭，心裡有些空，外面的鞭炮聲，每一聲都炸痛了我的心！七天，我基本上沒有出過門，沒有和人說過幾句話。女朋友說，過年家裡要來人，你去廟會看看吧。可我一個人真的不想出去，不想說一句話。我給自己兩年的時間，我要在北京買房子。我要實現我的承諾。
——摘自《蟻族》，《離開唐家嶺》
6月下旬的一天，我撥通了鄧錕在雲南新的手機號碼。2010年年初，他從北京回到了雲南發展。
「媒體給我一個框讓我在裡面演」
從《蟻族》出版的2009年9月開始，幾個月的時間中鄧錕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一邊投簡歷找工作，一邊接待媒體的採訪。
鄧錕也許是「蟻族」中最為出名的人之一了，在書中他沒用化名。當時，深訪團隊的記者梁旭和他住鄰居，大家一起做飯、喝酒、聊天，分享蟻族的故事，漸漸成了朋友。在唐家嶺兩年，鄧錕沒有什麼交心的朋友，平日只是和發小狄群兩人聊聊，但是兩人太熟，「聊來聊去還是那些，都知道」。梁旭的出現讓鄧錕找著了可以好好聊聊的人，難得有人願意聽聽自己的故事和想法。後來梁旭問起用真名還是化名的時候，鄧錕覺得用真名沒什麼問題，自己說的都是真話。而且，鄧錕覺得這本書主要還是面對在校學生，沒有多少人會看到他的故事，也不會認識他。
蟻族的故事大面積傳播以後，媒體的關注撲面而來，這是鄧錕沒有料想到的。從2009年9月第一次接受一家網站採訪開始，報紙、電視、網站，國內的錄音筆、國外的攝像機，前前後後鄧錕已經記不清接受過多少次採訪了。
「我帶記者去唐家嶺就不下二三十次吧。」那會兒，鄧錕已經搬去了回龍觀，不過離唐家嶺倒也近，有時候一天就要回去兩次。每次都要說一些重複的內容，「都是按套路說話了」。
慢慢地，鄧錕覺得不對勁了，一些採訪成了跟風。「彷彿就是給我一個框讓我在裡面演。」鄧錕在一次採訪中曾提起過他一天吃飯只要10塊錢，就有媒體專門去拍他一天如何用10塊錢在北京吃三餐飯，吃得如何便宜；有節目需要他一遍遍地擺出踢石子的動作。
鄧錕希望媒體關注蟻族群體，也非常感激他們這樣做，所以媒體的要求他都會配合。但他漸漸感到，媒體關心的不是他們的壓力，不想瞭解他們的內心。獵奇心讓媒體將重點放在了一些表面東西上：你一天吃什麼？怎麼上班？住得怎麼樣？……
問題依舊，又來了麻煩
一些人，包括蟻族調研的發起人廉思，甚至鄧錕自己偶爾都會這樣想：「蟻族」被報道了，鄧錕等蟻族成了「名人」，一些機會會隨之而來。某訪談節目的編導也說，你們上了這個節目了，你們的工作問題、個人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但是，一陣輿論關注後，他們的生活又終歸於平淡，就如一個小水坑，扔塊石頭下去，激起了一陣水花，但是，小水坑沒有變成波濤澎湃的大海，仍舊靜靜地躺著。
當「蟻族現象」被人們廣泛關注之後，很多事情都在變化，但是鄧錕認為，現在針對蟻族所做出來的改變不是本質性的變化。所以，蟻族還是得靠自己。
頻繁以真名實姓出現在媒體面前，也給鄧錕帶來一些困擾。尤其是他和前女友的事情，自從《蟻族》出版以來，就一直被提起。鄧錕一直沒有與前女友聯繫，不知道這種曝光有沒有給她帶去什麼麻煩。
儘管蟻族受到媒體密集的關注，但對於鄧錕來說這些只是階段性的影響，一陣狂轟濫炸之後，很少有媒體繼續聯繫他了，尤其在他回到雲南以後。
2010年年初鄧錕坐上了從北京飛回雲南的飛機。這算是鄧錕這一年中最大的變化了，離開北京回到留存著四年大學回憶的雲南，是他最後的選擇。離開北京時鄧錕感覺有些落寞，「在北京這一年多怎麼就連個像樣的工作都沒找著」。
在給《蟻族》作序的時候，鄧錕寫過一句話，後來這句話也被當做「蟻族式的宣言」而廣為流傳：「我並不認為我是失敗者，只是我尚未成功。」但是，這一次，談起在北京的經歷，他說「在北京蠻失敗的」。
在飛機上，除了對北京生活的不甘心，鄧錕如往常一樣對雲南的生活充滿了信心和憧憬。在北京的時候他就開始為一家雲南公司談業務，找項目。這次去雲南，鄧錕會去接手公司的一個部門。他覺得回雲南發展可能是他事業成功最快捷的方法了。如今，他已經開始了對雲南新工作的謀劃。
但是，事情並不如想像的一般順利。回到雲南一周，鄧錕發現雲南公司的賬目有問題，出現了大約50萬的虧空。鄧錕的一個大學同學也是合夥人之一，他打算退股了。如果他們現在獨力接手這個公司，就需要大量的資金。他的QQ簽名變成了「零的開始，我和我的倔強，需要資金，誰能幫幫我啊」。
儘管雲南公司的情況讓他非常失望，但是他不願再換地方，他決定不再逃避，不管多難都要堅持下來。他學習法律、管理，學習怎樣為人處世。
他努力適應雲南「先喝酒再談合作」的工作方式。有一回，同事喝倒了，鄧錕就一個人頂著，最後喝吐了，吐完以後回來接著喝。那天他喝了將近15瓶啤酒，直到凌晨4點。
喝酒就是喝酒，生意要放在第二天來談。鄧錕解釋：「喝酒是從酒品看人品，如果我喝酒可以控制得很好說明我有大局觀。我不喜歡喝那麼多酒，但環境要求我必須喝。現在我們是去適應規則、標準，如果我們做大做強了，我們就是制定規則的人，主導權就在我們手中了。」
永遠爬不出去的階層網
鄧錕說他看其他蟻族的故事、經歷，能感覺那些都是無聲的吶喊，他們就只能那樣說，只能那樣做，就算有再多的不滿也沒有辦法。因為世界本身就是殘酷的。
鄧錕說過他不喜歡北京，他眼中的一些北京人有天生的優越感，不是因為他們優秀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北京的，因為他爸他媽在北京。
其實這種「關係」帶來的不公平感在當今隨處可見。朋友找工作的經歷讓鄧錕又眼睜睜地見識了一次機會的不平等，一次向上流動而不得的現實。
當時，雲南某機場的機房要招聘網絡管理這樣一個職位。大概200人報名，初選80~120人進行筆試，然後再面試。鄧錕的一位同學不但各方面都符合條件，而且為保險起見，他還托了一個級別不小的「關係」，自認為起碼可以進筆試。但結果是他第一輪就被刷掉了。
他同學很鬱悶，給那個「關係」打電話。那人無奈地說，這次應聘的很多人的背後是更高級別領導直接打了招呼的，咱們關係不夠硬，爭不進去的。
關係、階層、身份、戶口、權力、金錢……這些東西交織著成了一個堅固的蜘蛛網，任憑小螞蟻在上面如何掙扎，依然堅不可摧。
鄧錕說，單純本身不是一件壞事，但在社會上，單純是要吃虧的。在雲南遇到的這些事情，鄧錕沒有告訴仍在北京的發小，希望自己可以給他信心，而不是給他潑冷水。他的短期目標是把公司做起來，這樣自己就可以成為蟻族中一個成功的例子，以此來激勵其他的蟻族。
回家還不如就這麼堅持著
老家遠在山西的鄧錕習慣了對家裡報喜不報憂。《蟻族》出版以後，很多人看到鄧錕在北京的生活狀態，老家的父母也知道兒子在北京生活得很苦。現在每次往家裡打電話，父母必然要叮嚀「一定要吃好」。
書裡寫了鄧錕有一年春節沒有回家，自己在北京租住的房子裡吃了兩斤餃子當過年。家裡人和親戚朋友看到了這段，把鄧錕大罵了一頓，說「以後不管怎樣都要回家過年」。
鄧錕想想，父母年紀都大了，尤其自己又不在家鄉，真的有可能是見一次少一次了。這些是鄧錕沒法迴避的問題。所以鄧錕決定以後每年春節都要回家過年，在那幾天裡好好陪陪父母。
鄧錕的父親原在一家大型國企工作，但臨近退休時，父親被辭退了。工廠發放了半年左右的最低保障，每月280元，讓被辭退的職工自己找接納的單位。
父親曾在廠裡拿了十多年的勞模標兵，還當過市級勞模，工作上算得到了肯定。但他勤勤懇懇一輩子，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
以前，家裡問起他的情況，鄧錕都說「挺好」。一個月一兩千塊錢，這對於家裡人來說是個不錯的收入了。但是，瞭解了鄧錕在外的情況後，家裡人紛紛勸說，在外面更苦，要不回來吧。
「有時候我也很想回去，但是回二三線城市重新發展，壓力也蠻大的。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還不如這麼堅持下來。」
希望她能看到我奮鬥中的價值
鄧錕不是一個非得有了麵包才能享受愛情的人。但是，現實中的種種讓他沒有信心、毫無辦法。
一次參加一個訪談節目，主持人問現場女觀眾：誰願意做這樣蟻族的女朋友？台下觀眾沒有一個人舉手。
當時節目就冷場了，後來有一個女孩舉手了。但是她說她只是對這種生活感到好奇，並不是真正覺得他們好，欣賞他們。
有位朋友曾說要給鄧錕介紹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沒有再提。一次鄧錕聊天時無意中說想在雲南買房，那個朋友立刻又提起了介紹女朋友的事情，說「要不你們倆見見？看看能不能在一起」。鄧錕說：「你看，中間人自己就會有一個評判的標準。」
現在人考慮得比較實際，鄧錕當然理解。甚至有一些男的說，若能找一個家裡有錢的女的，倒插門也行。整個社會都有一個物質的、錢的標準，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
鄧錕還相信以後會找到一個相愛的姑娘。他希望她能夠在他「失敗」的經歷中，看到他的價值，支持他、相信他。
因為感情問題而心情不好時，鄧錕喜歡唱五月天的歌、《不顧一切的愛》和《蝸居》片尾曲。
「我想大聲告訴你/你一直在我世界裡/用力抓住我們的回憶/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我愛你沒有告訴你……」
他看《蝸居》的感觸比較深，但他在雲南的朋友沒有一個看完的。他們說，不相信房價會那麼高。鄧錕說：他們不是不相信，是不願相信。
2.火君：且為京蟻，三十再離
魏陽
上初中的時候，同學跟我說：「三年爬華山，運氣翻一番。」為了考上省重點，我們就每年都乘三個多小時的車從運城去陝西。夜裡爬山，每個人手裡拿一根螢光棒，從山底到山頂，微弱的光連成一線，我們就跟著這道光線一步一步縮短著與頂峰的距離。待到螢光棒的光芒被天光吞噬，我們剛好站在山頂，眺望從天邊噴薄而出的朝陽。那個時候，意氣風發，壯志在胸。三年後，同學運氣果然翻了，我卻沒翻成。從那以後，我再沒有爬過華山。
——摘自《蟻族》，《離開唐家嶺》
當賺錢成為唯一樂趣時，火君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已接近蒼白無力了。他再找不回四年前看世界盃時飽含的激情，也提不起「三上華山只為證明自己有多大能耐」的勇氣。一年前，剛剛付梓發行的《蟻族》將他的名字捧成百度搜索的熱詞；到如今，他也只能喟歎：除了被「打擾」一下，便不再剩下什麼。
只是「生活該怎麼樣還怎麼樣」，他和他的女友依舊當著「京蟻」，並謹小慎微地計劃著兩人的「三十而立」。
「你要是馬諾什麼的，還有點兒用；要是蟻族，能有什麼影響」
火君說自己可能是看上去特別滄桑，所以當時調研團隊一來唐家嶺就逮住他了。「社會調研」對剛畢業的火君來說是個新鮮玩意兒，「就每天聊唄，那會兒年輕啊，也沒什麼事幹」。他為課題組的深訪記者在唐家嶺找了房子，大家一有空，就出來胡侃；他也時常帶著記者在唐家嶺四處晃悠。大家愉快地相處了大半年。
2009年10月，媒體對《蟻族》的熱切關注初現端倪，電台、電視台、報紙和雜誌的預約接踵而至。火君開始不停地接到廉思的邀請，很長一段時間，他的週末都獻給了各路媒體，平時也偶爾有訪問的電話，向他問點情況或者約稿。
《魯豫有約》製作「蟻族」這期節目時，他也被邀請前往。節目開始前，編導一個勁兒地說服他上去參與訪談，他愣是給拒絕了，說自己在觀眾席看著就好。「主要還是不想太曝光，那沒有意義。」
當時他答應記者寫自己，也是因為覺得說的都是真實的情況，沒有什麼好迴避的。然而某一天，當火君打開網易，發現自己的照片赫然懸掛在首頁的時候，「我靠，崩潰了我！」那陣子，同事見他就問：「你天天在幹啥啊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