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村到首都，從港台到海外，從高中生到上班族，從國企白領到私企藍領……自2009年9月《蟻族》一書進入視線以來，他們就沒有停止思考過：
我是「蟻族」嗎？
我們從何處而來？我們將向何處去？
我如此忙碌，想過真正要的是什麼嗎？當初的那份理想與執著去哪兒了？
時代變遷如此劇烈。我那總是畫「三八線」的同桌，那守在校門口賣天津煎餅的老太太，那報刊亭外叫賣晚報的帥小伙，這麼多年了，你們，過得好嗎？
這些沉甸甸的來信，承載著我們對時代無盡的追問。
一、何鳴：誰的時代？！
廉老師：
您好！
我是《蟻族》的讀者，同時也是一位從高校畢業了三年、在北京打拼的年輕人。看了《蟻族》這本書，心中有許多想法希望和您交流一下。
前段時間，經朋友推薦，我知道了《蟻族》這本書。當我拿起它，便再也難以放下。我從未試想過，中國會有這麼大一群花光了家裡的積蓄來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卻整日只能為吃飽穿暖奔忙不已。對於這個被稱為「知識經濟」的時代來說，是多麼的諷刺！
在學校讀書時，我曾經多次想過，歷史會如何記錄我們這個時代：溫和親民的政治家，創造財富的企業家，身負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看了《蟻族》我突然發現，歷史應該給今日的小人物們留有一席之地。任何光鮮亮麗的事物背後，都有不為人知的故事。我相信，歷史不僅應該記錄光榮與夢想，還要記錄代價和夢魘。真正的歷史，應該像尊重勝利者一樣尊重為勝利付出犧牲的幕後人。蟻族，就是這個時代光榮的代價。
當我手中的書越翻越薄，我心中的疑雲卻越來越厚：雖然我遠離唐家嶺，遠離基本的生存壓力，但是，我遠離了蟻族的命運嗎？
作為一名畢業於「985工程院校」的「80後」，我算得上是中國教育制度的勝利者。畢業後，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自己還算滿意的工作，收入中等，壓力一般，同事、朋友偶爾聚餐、看電影、K歌，這在唐家嶺的蟻族們看來算得上是愜意的生活了吧。
但是，當我與這個城市相處的時間越長，我就越覺得，自己不過是這裡的過客和流民。知識無法給我在這裡立足的力量，我和不少蟻族一樣，是個沒房子、沒戀人、沒前途的「三無人員」，終日庸庸碌碌，無奈而卑微地活著。
2010年過年的時候，我和女朋友進行了最後一次分手。是的，最後一次分手。最近兩年，因為房子問題我們已經產生過多次的爭吵，但最終都轉危為安，主要是我們覺得再努力一把還有買房的希望。但當2010年年初新一輪的房價飆升終於澆滅了買房的期望，她家人給了她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們的感情也正式被槍斃。
其實，我始終覺得自己對不住女朋友，她跟一個沒房的准窮光蛋堅守了這麼多年，我沒有理由繼續耽誤人家的青春。但是，連最美好的愛情在現實面前都是如此不堪一擊，我一下子萬念俱灰：自己還有什麼在這個城市生活下去的希望呢？
我的工資在漲，但相比北京坐了火箭的房價，那不過是杯水車薪；我的職位在升，但是相比有門路的人，那不過是在用時間熬資歷；我的年齡在長，但馬上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齡，我卻看不到一點成家立業的可能。
任志強說，年輕人就該買不起房。這話有一定道理，人家美國人買首套房子的年齡不也得30多歲呢嗎？可是，美國女孩會說「你今天買了房我今天就嫁給你」嗎？人家美國沒有丈母娘的剛性需求啊！
當《蝸居》火爆時，很多人提出一個同樣的問題，是要做海藻還是海萍？我不懷好意地認為，實際上對於不少人來說，如果他們有海藻的資本，早就投入了宋思明的懷抱。網上不是有人問「當代喜兒願嫁黃世仁是喜兒的錯嗎」，這本身就給出了答案。實際上這還是一個身份社會，不同的是，過去的白毛女把出身當階級，今天的喜兒們只會與金錢站在同一個階級。
想到這裡，我便有一種回到過去的恍惚感。我彷彿看到，剝去北京人、有錢人、有權人身上的馬甲，露出的都是西瓜帽、大馬褂的地主裝扮，看著大街上豪車漂移，就彷彿看到昨日那些遛鳥鬥蟋蟀的紈褲子弟，而一成不變的是，勞動人民終日勞碌，卻依舊布衣裹身，家徒四壁。
我想起曾經的一位房東，她週身散發出本地人的天然優越感。每次她來收房租或者「巡視」，我都特別能體會當年楊白勞面對黃世仁的心情。我實在很想問問老天，這位房東的祖上積了什麼德，蔭庇著這位神氣的後人，坐吃兩套房子的租金。她終日無所事事，不創造任何價值；我每日辛苦工作，為國納稅，但她卻享受著遠比我滋潤的生活。她吃什麼？喝什麼？不就是我這樣的外地人的血汗嗎？人和獅子都吃人，只不過人是用所謂文明的方式罷了。
對於一個人來說，無論剝奪什麼都不會比剝奪他的希望更可怕。而當我一出生，便決定了我在北京尋找美好生活的希望已經被剝奪，任憑我如何努力，也看不到一絲曙光。
我不是沒有想過回家，但是沒有家庭背景，到哪兒不都是給人當墊腳石？況且，在北京奮鬥的人，誰不知道那份在別人看來虛無縹緲的面子到底有多重？
而且，這些年我覺得與父母的交流變得越來越難。每年回家頭兩天感覺尚好，可是時間稍長，我們便常常話不投機。他們花錢送我讀書接受教育，結果卻使我脫離了他們的時代和世界。對於我來說，這是人生的跨越，但對於養兒防老的他們來說，這其實是一出不折不扣的人生悲劇。雖然他們一直以我為傲，但現在我對於他們的價值，也就只剩下引以為傲了。
還有那離開了多年的家鄉，我對它越來越產生了莫名的牴觸。我有時甚至覺得，那實在是個粗鄙不堪的地方。生活在那裡的人素質低下，缺乏追求。如果我回去了，我慢慢地也要變成那樣的人，過著那樣的生活，如此一輩子，有什麼意思呢？
這樣的境況我感覺進退兩難。時常聽人說，人生就是選擇的藝術。但在我看來，這就是個偽命題：這個看似多元的社會，實際上並沒有給我什麼選項，正如我面前的路，進無可進，退無可退。所謂的多元選擇，對於絕大多數人只是一個浪漫想像，永遠無法實現。
我跟朋友交流，發現很多人與我頗有共鳴。大家都覺得我們處在一個很奇特的現實之中：我們的財富在增加，我們的生活在變得豐富，我們的社會在多元化，一切似乎都在變好，但是感覺卻告訴我們，有什麼東西在變糟。
這是一個隨處可見的悖論：一方面，房子越來越寬敞，另一方面，買不起房子的人越來越多；一方面，路上的汽車越來越多，另一方面，道路交通越來越擁堵；一方面，飲食越來越豐富，另一方面，食品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一方面，上大學越來越容易，另一方面，大學畢業找工作越來越難；一方面，醫療條件越來越好，另一方面，看不起病的人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個悖論甚至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病症：當全世界都在稱讚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時，中國人民卻覺得現實中的問題前所未有地多起來。這讓我不禁疑惑起來：為什麼國家的發展帶來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問題？為什麼社會的發展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更多的怨言？
這個問題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我無法回答。但是，當我回頭思索自己的生活，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上個月，我去幫一個朋友搬家。他租了一輛麵包車，裝上全部家當，然後順道去國貿自己公司取一件東西。當車停在樓下，朋友正要上樓取東西時，一名保安走了上來————估計您也料到了，他示意我們這裡不能停車。可是此時，就在我們面前，分明有一輛黑色寶馬一動不動地擱在那兒！
朋友問保安，哪裡有規定說這裡不能停車？保安語塞——在21世紀的中國，還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說窮人與狗不得入內吧。後來糾纏了幾分鐘，保安終於「開恩」，給了10分鐘時間。然後事情也就這麼過去了，沒起什麼大波瀾。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因為我覺得它和我對這個城市的不滿有著某種關聯：與其說我在北京得不到的是一所房，不如說我得不到的是在這座城市的歸屬感。就算我將來有了房子車子，但是如果沒有具備尊嚴、權利和公平環境的生活，我依然會覺得，這座城市不屬於我，這裡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寫到這裡，我在文初給自己的問題一下子清晰起來：如果說唐家嶺的人們是物質上的蟻族，那國貿樓下的我就是精神上的蟻族。相比唐家嶺的蟻族，我們不過是每天多吃幾塊肉，但這並沒有讓我多一份尊嚴；不過是多幾件新衣服，但這並沒有給我們帶來應有的公民權利；不過是多租幾平方米的房子，但這也沒有讓我們找到在這個城市的歸屬感。
因此，我覺得我們應該從更廣闊的範圍去理解蟻族，也為前面我和朋友的疑惑找到了一些答案：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來說，我們都面對想要而且是理應得到的東西，卻求之艱難。無論是衣食還是尊嚴，本來都應該是人之為人的基本需求。但是，如今有多少人能逃過這兩層困境呢？
但我在提到尊嚴與權利時，始終擔心會被人說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人家蟻族連吃飽肚子都還成問題，你卻在誇誇其談什麼尊嚴與權利？畢竟現實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把他們當做奢侈品而非必需品來看待的。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比喻：中國人看不起說大話的人。而在我看來大話並無甚，好比古代婦女纏慣了小腳，碰上正常的腳就稱「大腳」；中國人說慣了「小話」，碰上正常的話，理所當然就叫「大話」了。
這句話著實精妙，讓我們看透了這是一個拿異常當正常的時代。我們提出尊嚴與權利，只是將人性需求從三寸金蓮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將此前我們主動自降一格的底線恢復到正常位置而已，這難道不應該嗎？
這當然應該，而且是大大的應該！我甚至認為，其實這不過是恢復到人生的底線，如若在此停滯不前，那人生的追求也太低了吧？就像我們把女人從裹腳布中解放出來，就算婦女解放的歷史任務完成了嗎？那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到20世紀初就該終結了，這近百年還折騰個什麼啊？尊嚴、權利終歸是個人的追求，我們是不是應該放大人生的格局，超越個人的局限，追求一些更高遠的夢想呢？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小時候的某個場景：老師在課堂上問，同學們，你們的夢想是什麼？我清楚記得自己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名天文學家，探索無窮宇宙的奧秘。而絕大多數同學的答案是科學家、警察和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