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讓我們來看柏拉圖是怎樣使蘇格拉底答覆這次控訴的吧。蘇格拉底一開始就控訴他的檢察官是逞辯，並且反駁別人指責他自己的逞辯。他說他所具有的唯一辯才，就是真理的辯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習慣的態度講話，而不是以「一套雕詞琢句的演說詞」來講話，他們也不必對他發怒。他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而且從來不曾到法庭上來過。因此，他們必須原諒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講話。他繼續說，除了正式的起訴者而外，他還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訴者，那些人從這些法官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起，就到處宣揚著「有一個蘇格拉底，他是個有智慧的人，他思考著天上並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壞的東西說成是好的」。他說，人們以為這樣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輿論提出的這種老一套的指責要比正式的判決更危險得多，尤其危險的是除了亞里斯多芬尼以外，他並不知道這些話是從什麼人那裡來的。在答覆這種老一套仇視他的種種根據時，他指出他自己並不是一個科學家，也不是一個教師，他並不以教學掙錢。
他接著嘲笑了智者們，不承認智者們具有他們所自詡的知識。然則，「我之所以被人稱為有智慧並且背著這種惡名的理由是什麼呢？」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爾斐神壇求問，有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德爾斐神壇答稱再沒有別人了。蘇格拉底承認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為他自己一無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謊。因此，他就到處訪問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證神是犯了錯誤。
首先他去請教一位政治家，這位政治家「被許多人認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卻自認為還更有智慧」。蘇格拉底很快就發現這個人是沒有智慧的，並且和藹地而堅定地向他說明了這一點，「然而結果是他恨上了我」。隨後蘇格拉底又去請教詩人，請他們講解他們作其中的各個篇章，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這樣做。「於是我便知道詩人寫詩並不是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與靈感。」於是他就去請教工匠，但是發現他們也一樣地使人失望。他說，他在這段過程中結下了許多死敵。最後他得出結論說：「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
這種對於自命為有智慧的人所進行的揭發工作耗盡了蘇格拉底的全部時間，使他淪於極端的貧困，但是他覺得為神諭而作見證乃是一樁責任。他說，富有階級的青年無事可做，都高興聽他揭露別人，並且進而也照這樣做，這就增加了他的敵人的數目。「因為他們不喜歡承認他們所自詡的知識被人揭穿。」這些就是第一類起訴者的情形。蘇格拉底於是就進而詰問他「那位自稱是好人和真正愛國者」的檢察官美立都。蘇格拉底問道，誰是改善青年的人。
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後，在逐步緊逼之下，就不得不說除了蘇格拉底而外，每一個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於是蘇格拉底便祝賀雅典城的好運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壞人更好相處；因此，他決不會如此之愚蠢，以至於有意要敗壞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無意的，那麼美立都就應該教導他，而不應該控訴他。起訴書說蘇格拉底不僅否認國家的神，而且還宣揚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卻說蘇格拉底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並且說：「他說太陽是石而月亮是土。」蘇格拉底答道：「美立都大概以為自己是在控訴阿那克薩哥拉了吧，阿那克薩哥拉的見解是花上一個德拉克瑪就可以在劇場裡聽得到的。」蘇格拉底當然指出了徹底無神論這種新的控訴是與起訴書相矛盾的，然後他就談到比較一般的論點上來。
在雅典法庭對蘇格拉底進行審判之後，在最後宣判之前，蘇格拉底作了最後一次充滿激情和智慧的講話。然後他就轉向那些投票贊成開釋他的法官們，對他們說，在他那天所做的一切中，他的神諭始終沒有反對他，雖然在別的場合他的神諭是常常中途打斷他說話的。他說，這就是「一種預示，預示著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們之中認為死是一件壞事的人乃是錯誤的」。因為死要麼就是一場沒有夢的睡眠，要麼就是靈魂移居到另一個世界裡去。而且「如果一個人能和奧爾弗斯、繆索斯、赫西阿德、荷馬談話，那他還有什麼東西不願意放棄的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讓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義而死去的人們談話，而尤其是他可以繼續他對於知識的追求。「在另一個世界裡，人們不會因為一個人提出了問題，就把他處死的，絕對不會的。而且除了比我們更加幸福而外，他們還是永遠不死的，如果關於那裡的說法都是真的話。」
我們從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的描述可以看出之後的斯多葛派和犬儒學派思想的影子。斯多葛派主張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個人不能夠被外部的原因剝奪掉德行，這種學說已經隱含在蘇格拉底聲稱他的法官們不能損害他的那篇論辯之中了。犬儒學派鄙視世上的財貨，這種鄙夷表現在他們逃避文明的舒適生活上，蘇格拉底能夠赤著腳衣衫襤褸地生活，也是出於同樣的觀點。總的來說，蘇格拉底的主要關懷是在倫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學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他在《申辯篇》中說過：「我和物理學的探索是毫無緣分的。」
柏拉圖最早的一些對話是被公認為最近於蘇格拉底的，這些對話主要是從事於探討倫理學名詞的定義。《沙米底斯篇》是談論節制和中庸的定義的，《李西斯篇》是談論友誼的，《拉什斯篇》是談論勇敢的。所有的這些對話裡，都沒有得出結論，但是蘇格拉底明確表示了他認為探討這些問題是重要的。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始終一貫地堅持說他自己一無所知，而且他之所以比別人聰明就只在於他知道自己是一無所知，但是他並不以為知識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認為追求知識有著極大的重要意義。他堅持說，沒有一個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識。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人的特色其實就在於德行與知識之間這種密切的聯繫。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關係也存在於一切的希臘思想之中，而與基督教的思想相對立。在基督教的倫理裡，內心的純潔才是本質的東西，並且至少是在無知的人和有學問的人之間同樣地可以找得到的東西。希臘倫理學與基督教倫理學之間的這一區別，一直貫穿到今天。而辯證法，也就是說以問答求知識的方法，並不是蘇格拉底發明的。
辯證法似乎是由巴門尼德的弟子芝諾首先系統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圖對話錄的《巴門尼德篇》裡，芝諾以這種方法對付了蘇格拉底，正如柏拉圖在別處說蘇格拉底以這種方法對付別人一樣。但是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以設想，蘇格拉底使用了並且發展了這種方法。我們已經看到，在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時，他就快樂地幻想到，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可以繼續永遠地提問題，而且不可能再被人處死，因為他將會是不死的。當然，如果他使用辯證法的方式真是像《申辯篇》中所描寫的那樣，那麼別人對他的仇視就很容易解釋了：全雅典的妻子們都會結合在一起來反對他的。因此，蘇格拉底的處理方法所適用的，乃是那些我們對之已有足夠的知識而可以達到正確結論的事物，但由於我們思想混亂或者缺乏分析的緣故而未能對於我們所知的東西加以最好的邏輯的使用。像「什麼是正義」這樣一個問題，顯然是適於以柏拉圖式的對話來加以討論的。我們大家都在隨便地使用「正義的」或「非正義的」這些字，只要考察一下我們使用這些字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歸納出來最能與習慣相符合的那種定義。這裡所需要的，只是關於問題中的這些字應如何使用的知識。
然而，當我們的探討得出了結論時，我們所做出的只不過是一樁語言學上的發現，而並不是一樁倫理學上的發現。辯證的方法只適用於某些問題，而不適用於另一些問題。也許這可以幫助我們決定柏拉圖的研究的特點，因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處理的東西。而且通過柏拉圖的影響，後來大多數的哲學家們都曾為他的這種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縛。某些東西顯然是不宜於用這種方式來處理的，例如，經驗科學。的確，伽利略曾用對話錄宣揚過他的理論，但那僅僅是為了要克服人們的偏見，他那些發現的正面理由不用極大的矯揉造作是不能插進到對話錄裡面來的。在柏拉圖的著作裡，蘇格拉底總好像是只不過在引出被詰問者所已經具有的知識罷了，由於這種緣故，他就把他自己比作是一個助產士。但是當他在《斐多篇》和《美諾篇》中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幾何學問題的時候，他就必須問到一些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許的引導性的問題了。
蘇格拉底的這種方法是與回憶說相和諧的，因為按照回憶說，我們的學習只是由於記憶起來了我們在前生所已經知道的東西。但與這種觀點相反的，讓我們考慮一下用顯微鏡所做出的任何一種發現吧：比如說細菌傳播疾病，我們很難認為，這種知識是可以用問答的方法就能夠從一個本來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那兒推引出來的。然而，我們也很可能把這種方法很有益地應用於稍為廣泛的一類情況中。只要所爭論的是邏輯的事情而不是事實的事情，那麼討論就是發現真理的一種好方法。例如，假使有人說，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種意見的人卻應該不許投票，那麼我們就可以斷定這個人是不一貫的，並且可以向他證明，他的兩種說法之中至少有一種必定或多或少是錯誤的。邏輯的錯誤要比許多人所想像的具有更大的實際重要性，它能使犯這種錯誤的人輪流地在每一個題目上都採取為自己所愜意的見解。任何一套邏輯上一貫的學說都必定有著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並且與流行的成見是相反的。
總而言之，辯證的方法，或者，更廣義地說，無拘無束地辯論的習慣是有助於增進邏輯的一貫性的，因而在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當其目的是要發現新事實的時候，這種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許我們可以把「哲學」就定義為是用柏拉圖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討的總和。但是如果這一定義是妥當的話，那乃是由於柏拉圖對於後世哲學家們有影響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