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資產階級生發築路追求，集中體現在「商辦、民有、紳管」6個字上。這6個字，與朝廷短期內維護統治、抵制列強的願望，是合拍的，而與封建帝國的長遠專制，則有根本不同。如此一來，川漢鐵路從1903年開始呼籲籌建，到1909年入冬上馬，長時間處於官辦抑或商辦、國有還是民有的爭端之中，為下一步尖銳衝突埋藏隱患，給這條路的最後失敗留下伏筆。
不管怎麼說，川漢鐵路宜萬段，終於在1909年冬，以商辦「勝利」而動工興建。晚清「最後一屆」政府即宣統當局，委命詹天祐出任總工程司，指揮勘定路線。
不幸的是，四川總督錫良奏請成立的所謂「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仍舊依托了官辦底子而非商辦之實：公司的總理及副理，仍是總督奏派。請注意這一點，此舉與袁世凱全權任用詹天祐，差異甚大。在京張線上，詹先生不僅是總工程司，而且出任「總辦」，在人事、資金、技術三個方面擁有總裁實權，少有扯皮。甚至封建貴族王爺因「祖墳寶地」糾纏改線之事，詹天祐都可以上奏朝廷得以解決。這在封建官辦築路時代，可謂不幸中之萬幸。
這一回，詹先生只是擔任總工程司，其餘責權要由一位李稷勳大人說了算。李大人不是一名鐵路專家，卻在詹天祐上頭坐鎮主事，時稱「總理」，其流弊其麻煩，勢必無窮。
川漢鐵路上半段，從成都到宜昌，由四川人承擔，預算白銀5000萬兩，基本上都是四川商民的血汗集資。下半段宜昌至武漢，則由湖北人籌辦。那時候，為了發展自己，川中父老急於打通巴山蜀水，衝出封閉盆地，積極性如同而今的脫貧態勢。這筆巨款就是從民間一點點集起來的。而當時，晚清政府的全國年稅收，好像總共才一萬萬兩吧？這段路，艱險之中最險者，便是宜昌—萬縣這一段。因而每公里鐵路的開築造價，相當高昂，遠遠超出京張路概算。千百年間，出川入蜀，除了旱路需翻越秦嶺外，就是這滾滾長江水路了。大江之中，激流湧灘，水運不暢，舟楫閉塞，人民悲苦。四川盆地的米糧運不出來，大漢口的洋風吹不進去。沿途湘鄂西、武陵山，開發更難。詩仙李白，也是一個矛盾體，他酒醉時候說「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待酒醒時又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了。可歎千里江陵，萬重大山，是躲不過去的鬼門關。
詹天祐新建指揮部，設在今宜昌市「鐵路壩」近旁。1909年12月10日，此路終於破土動工。詹天祐攜手副總工程司顏德慶，決計先打通宜昌到秭歸這一段。
這位顏德慶，曾在京張路與詹天祐並肩作戰。眼下，詹天祐尚在京張線上善後，顏德慶先赴宜昌主持工程踏勘等一應事務。因此，詹、顏之間頻頻通電通信，不經意間，為後人留下一批珍貴史料。
宜萬鐵路工程，打一開始就多災多難。
先說選線方案——科學不科學均不能公開討論。只因這一帶，乃湖廣總督兼川漢鐵路督辦大臣張之洞勢力範圍。張之洞已經支持了美國人洛克先前勘測的內陸山區路線，因而詹天祐和顏德慶勘測的沿江路線便提不上議事日程。而從當時標準看，後者比前者更合理。洛克方案到秭歸，要160公里，詹顏方案僅80公里。但張之洞傾向了洛克，便只好照此開工。詹天祐的頂頭上司表態，「保持沉默，勿再談論此事」。詹、顏二人束手無策。直到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先生坐鎮，重修此路，才又將方案改回來。而四川人白花花的銀子，卻已經廢去巨多。
再看資金管理，更是腐敗叢生。為了修築此路，四川商民從1905年開始籌款，到1909年開工時，好不容易先期籌到1100餘萬兩血汗白銀，並將其中的350萬兩存放上海支用。管護這筆巨資的官員，名叫施典章。偏偏這位施大人膽大妄為，竟將其中200萬兩私挪他用，另購股票185萬兩希圖發財，直至大案敗露，損失慘重。這路如何修得下去？可歎直至今日，比施大人更黑之貪官，如法炮製，相似貪案依然存在。
接下來，是材料管理權限不明，蛀蟲極多。從《詹天祐文集》中可見，川路公司內部領導成員之間，爭奪材料管理權，從中牟利，矛盾十分尖銳。詹天祐和顏德慶，當然懂得應當採購和使用什麼樣的材料和設備，卻無法做主。甚至詹自北京拉出的訂單，寄往宜昌顏收，也往往到不了顏的手裡。訂單跑到哪裡去了？無疑是被牟利者控制起來了。詹先生在致顏先生信中苦惱地寫道：「需用的訂單都已隨時寄給你，非常非常奇怪的是，你居然沒有收到。我於今日電告你，你可請問李（稷勳）總理，任命誰為材料管理人？當李總理決定後，請即電告我。」詹先生又直接寫信給李稷勳，要求明確材料管理權，以利工程建設，李大人卻長期不做函復。反過來，一批高管大人不通過詹、顏等專家，不管適用不適用，便自行決定購買材料甚至巨額機車，詹、顏生氣也沒用。詹先生致信致顏先生，寫到車輛購置之事，唯余無奈和痛苦：
「李大人可按其所願訂購任何物資，我未給他任何這樣的訂單！依我看，在一定時期內，我們不需要這種車輛，請勿在上面加署我的名字！……現在，他已將請購工作也控制在手，如同長期以來控制訂購工作一樣。我想，他將要對工程司下令去修橋了！」
在另一封信中，詹反覆強調說：「對於任何別人可能提出訂購的或者別人事實上已經訂購的任何材料，我均不能負責！」
如果說，痛失資金和濫購材料設備，是貪官蛀蟲們帶給宜萬鐵路的災害，那麼，人事任免的糾紛與黑暗，就更是中國政壇之陳年積弊，是更加讓專家們頭痛欲裂的大問題。在詹天祐致顏德慶的幾十封信函中，幾乎每封必涉人事難題，亂紛紛足有百處之多，人員身份更是形形色色。請看——
「我已經電告你請他辭職。我不能設法調他來此處或其他我主管的任一鐵路。若他不辭職，請將他辭退。」
「這裡沒有可依靠之人，卻還要把他們當做善良的同僚。」
「我們已經制定了考核學員提升工程司的規定，你最好對他們進行一次考試……以此防止那些不合格的人被提升。」
「如果他堅持離去辦他的私事，我將寫信給李總理，按規定辦理或予辭退。」
「張廣宇回到此地，想告知我，他成功地獲得了山洞工程的承包權，我未見他。我奇怪這是誰介紹的？我通知他，必須在此將工作結算清楚才能前往，希望他此次不要賴賬。」
「周先生在獲得許可之前，沒有權調用任何人。絕不能對那些只是自己想來的人就發給差旅津貼。」
「他二人幾乎均無英語知識，此外亦無數學基礎知識。我不知道為何將其定為畢業學員？在短時間內這樣提升，頗為不妥。」
「如果他從事反對工程司的活動，則我們宜放棄全部事務，由他來負責吧！……請注意李總理，看他說什麼？我料想，是李故意把他放在此處，以尋求他反對工程司的過錯。……這就是中國的辦事手段，越困難越好。……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在和諧地進行工作，那就什麼也聽不到了。」
——諸如此類煩惱事，詹信中比比皆是。其中一位主辦名叫王大富，掌管機務處實權，因有高層庇護，更是肆無忌憚。詹曾致信提醒顏工，嚴防此人損及工程質量，說「讓王大富負責繪出寬翼緣工字梁圖，否則他可能製造混亂，減少硬度，使鋼樑變弱」。詹天祐深懷憂慮：「在我最近去工地巡視過程中，發現一些工程確實不太令人滿意。作為總工程司，我必須指出，並要求按照我認為必須做的進行改正。」王大富卻不管詹天祐這一套，在機務處獨掌人事，諸事拒不陳報。詹天祐不得不親自執筆，對王大富提出書面警告——
「王先生：我曾數次告訴你，將機務處員工一覽表報送給我和顏先生批示……在此表中，你須說明對薪水的建議和個人的籍貫、年齡、曾從事的職業以及曾在何處就學受何教育。我長期等待此表！如果，你在六月十五以前再不送到，我將認為這是有意違抗總工程司的命令！此外提醒你，我曾要求你報送你為機務處訂購的機械一覽表，包括第二十八號訂單之打印件，你必須送給顏先生和我各一份。」
詹先生為人謙和寬厚，如此嚴厲批評指責下屬，實在是讓這幫人給逼的。詹先生動怒，義正辭嚴，無非因為兩大項，一項人權腐敗，一項財權腐敗。
讀者早已看得出來：宜萬鐵路，修得成嗎？
中國百年現代化道路之初，就是這樣一個糟糕局面。今日看來，許多古國積弊，有的因不斷引進和完善現代管理體系而革除了，有的則隨著年代久遠而更加頑固，更加嚴重。
詹天祐正是一位大改革家，他首先結合國情，吸收各國先進經驗，建立了中國工程師職稱制度和一系列的鐵路規章制度，奠定了中國鐵路現代化建設第一塊基石。
不過，所有規章制度都只是和平年代的衡定器而已，遇到亂世，便會土崩瓦解。舉例說，鬧「文革」時候，舉國大亂，還要什麼規章制度？要砸爛的正是它們！最後收拾殘局，主要依靠槍桿子。用林彪的話說，「一靠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二靠人民解放軍」。回看大清晚期，社會矛盾尖銳複雜，大江南北風雲激盪，政府內外交困，暴亂此起彼伏。詹天祐所建立所維護的那些新章程，勢將無法立足生效。
而種種官場積弊「宜萬」難題，只是大清政府一個腐朽側面，真正的大動盪，還在後頭。
讓我們最後看一下晚清宜萬鐵路工地上的情景吧：從宜昌向西至秭歸方向，分成10段開標施工；全路上馬3萬人到4萬人，場面浩大，卻多為手工操作，工具原始落後。大工頭乘轎子，戴禮帽，持手杖，身後跟著一群「勇」字號槍兵，其下大小工頭就多了，沒步槍有煙槍，隨意打罰工人，乃至用刑。有記載說「罰跪時，一跪一大排」。工傷事故多，醫療保障差，死後隨地埋。民工住宿席棚地鋪，每個席棚可塞入35人，蚊蠅遮日。全路來自河北、山東的北方農民過半，難以適應江畔潮濕寒暑；大鍋飯，糙米水菜，爭搶果腹。當地糧菜價格，逐日昇高。
搬運大石頭每日可得50文錢，技工日得120文，可購大米約5斤，卻總是發餉拖欠無日；工地上自有同盟會滲透活動，其中一位叫黎懷瑾，具有「承攬工頭事務」公開身份，卻是一名職業革命家，風裡來雨裡去，專門利用勞資矛盾，暗中組織革命鬥爭，最終英勇獻身於路工暴動；築路公司和當地鄉紳農戶鬧對立，矛盾更為尖銳，與今日盲目興建「開發區」侵佔耕地的案例，幾無不同。據記載，宜萬路開工後，每購一畝地僅付銅錢20串，每間房銅錢15串或18串，遷祖墳一座也是20串。路民之間，頻發衝突，大小工頭，身負創傷，時見裹頭吊臂，血濺衣衫。有時，農民們狀告縣衙而無果，彼工頭便有生命危險，時聞工頭被鋤刀砍死，拋屍江流慘案。工人們得不到薪金，便搶糧度日，更是禍果連連。還有一次，詹天祐、顏德慶的屬下，竟與護廟和尚發生衝突，雙方大打出手……
這便是上世紀之初，中國鐵路建設工地上，一幕幕暴烈而又混亂的景象。有一種說法是：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基礎建造過程中，這將是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躲過的慘痛階段。忽而又想起了印度，印度現代化的速度比較緩慢一點，恐怕也不是什麼壞事情？
保路運動烈火燎原
還看晚清說宜萬。社會底層之貧苦，民間矛盾之銳化，雖然令人深切憂痛，但並非不可治理。所有這一切，尚且不至於導致宜萬鐵路全線崩潰，種種問題，本是可以緩解控制的。大崩潰之既來，根源在於朝廷，正像我們常說的：問題在下頭，根子在上頭。
終於，宜萬鐵路徹底暴露了晚清朝政的腐朽沒落，引發了一場全局性的、不可遏止的強大風暴。事變不僅造成了全路癱瘓，而且導致了整個封建王朝大崩塌，迎來了中華民國的誕生——
川漢鐵路宜萬段自1903年開始籌建到1909年開工以來，一個英國，一個法國，一個美國，再加一個德國，他們無一例外，不約而同看重了這條自華東、華中直抵西南天府之國的大幹線。本來，滾滾長江之上，早已游弋著外國兵艦和商船，自川江而峽江而揚子江而海港，分明一條黃金水道，年年歲歲白銀滿艙，然而他們仍然覺得，行船不如火車快；更何況當年長江三峽暗礁叢生，行不得大船。相形之下，火車之利，無疑更大更強。詹天祐率萬眾於江岸上施工築路，這幫人常常登船窺伺，從江上看得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