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以「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為榜樣。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牌理」是為芸芸眾生而設的，天才如我，豈為此限。於是天馬行空，百無禁忌。豈不知，如果人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那麼還要牌理幹什麼？一個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還有誰願意跟他玩牌？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所獲取的超額利潤，其實是以傷害大多數按牌理出牌的人的利益為前提的，是通過以破壞市場秩序為策略而亂中取勝。於是，在很多企業家兵敗落難之際，往往是冷眼旁觀者多，挺身救險者少；落井下石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冷嘲熱諷者多，同情憐惜者少，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普遍缺乏系統的職業精神
深圳萬科董事長王石曾經概括過包括他自己企業在內的新興民營企業的七大特徵：一是企業的初期規模很小；二是短期內急速膨脹；三是創業資金很少或沒有；四是毛利率較高，總是找一個利潤空間較大的行業鑽進去；五是初期的發展戰略不清晰；六是創業者沒有受過現代企業管理的訓練；七是企業家的權威作用毋庸置疑。
王石描述出了幾乎所有新興民營企業和草創型企業家的先天不足的原因所在。令人遺憾的是，像王石這般清醒意識到不足並努力提升自我的企業家實在是鳳毛麟角，「多乎哉，不多也」。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在他1995年出版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第一次指出美國經濟已經從「管理型經濟」轉變為「企業家經濟」。他認為「這是戰後美國經濟和社會歷史中出現的最有意義、最富希望的事情」。在此之後，中國的經濟學家中便也有人作出過類似的預言，高呼中國也進入了「企業家經濟」的時代。
但是，這樣的歡呼顯然是過於樂觀的。
一個真正的「企業家經濟」應該具有三個基本的特徵：一是該國擁有量大面廣的中型現代企業，它們以蓬勃的生命力成為這個國家經濟進步的孵化器和推動力；二是管理成為一門技術被廣泛地應用，由此出現了一個具有職業精神的專業型經理人階層；三是在經濟生態圈中形成了一個成熟而健康的經濟道德秩序。
如果用這個標尺來衡量，我們自然可以清醒地捫心自問，到底我們離「企業家經濟」還有多遠？這也正是本書希望表述的最重要的一個觀點：中國企業家要真正成為這個社會和時代的主流力量，那麼首先必須完成的一項工作——一項比技術升級、管理創新乃至種種超前的經營理念更為關鍵的工作，是塑造中國企業家的職業精神和重建中國企業的道德秩序。
本書不是一本闡述「為什麼要塑造和重建」的書，恰恰相反，它是一本描述「如果不這樣做將會發生什麼災難」的書。本書所寫到的10家企業及其企業家的跌宕命運，是過去10年裡發生在中國新興企業中的最著名的10個悲劇。
它們之所以走向失敗，或許有著各自的緣由——偶然的，必然的，內在的，外部的……可一個幾乎共同的現象是：它們都是一個道德秩序混亂年代的受害者，同時，它們又曾是這種混亂的製造者之一。
失敗是後來者的養料
今天的中國企業界已經進入了一個理性復歸的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進步和宏觀環境的成熟，那些產生激情敗局的土壤似乎已經不復存在了，當時的市場氛圍和競爭狀態也不可能複製，任何一家企業已不可能僅僅靠一個創意或一則神話取得成功。知識、理性成了新經濟年代最重要的生存法則。在這樣的時刻，研究這些以往的敗局及一代被淘汰者是否還有現實的意義呢？
吳敬璉先生在論及「新經濟」時曾經表達過一個很新穎的觀點。他說，新經濟並不僅僅是指網絡公司或所謂的「高科技企業」，相反它指的是所有擁有新觀念和新的技術手段並將之快速地轉化成生產力的企業群體，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土豆片還是硅芯片，只要能賺錢都是好片。（摘自吳敬璉先生2000年9月在廣州新經濟研討會上的書面發言）同樣我們可以認為，絕大多數的企業危機，都是有其共性的，就某一發展階段而言，無論是生產土豆片還是生產硅芯片的企業，它所可能面對的危機話題很可能是一樣的。
同理，企業的成長經驗與行業是無關的。無論你是一家傳統的生產果凍的工廠，還是一家吸引風險投資的網絡公司，企業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台階，有很多是具有共性的。每一個企業、每一個新興的產業都有自己的狂飆期，有自己的激情年代。我們現在正身臨其境的數字化年代，不也處在一個激情的洪流中嗎？此起彼伏的網站公司、令人眼花繚亂的網絡概念、給自己冠以ＣＥＯ、ＣＯＯ或首席執行官等新鮮名詞的新興企業家，誰能告訴我們，究竟要過多久，他們中的多少人以及他們的企業也將會出現在失敗者的名單中呢？
哪怕對於那些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來說，中國新興企業的失敗案例依然具有借鑒的價值。中國市場是一個差異性很大、國民特徵很明顯的市場，東西橫跨上萬里，南北溫差50℃，世界上很難尋找出第二個如此豐富和遼闊的市場。就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曾經創造輝煌營銷奇跡的「中國台灣經驗」、「日本模式」，均在中國市場上進行過嘗試，而相當多的企業也因此陷進了所謂的「中國泥潭」，舉步維艱，無法自拔。在這種意義上，研究10個經典的敗局案例或許可以讓這些企業在征戰中國市場時少遭遇幾個「經營陷阱」，少付出幾筆數以億計的昂貴「學費」。
給悲劇一點掌聲
最後，有一段必不可少的文字我必須寫在這裡。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直到我寫作本書的此刻，我始終懷著一種尊重而虔誠的心情來面對每一位在風雨中前行或跌倒的中國企業家。
我還常常會想起好幾年前曾經採訪過的一位溫州農民企業家。他是一位20世紀80年代在溫州地區非常出名的廠長，他辦的塑料廠每年有上百萬元的利潤，他還一度被選為當地的副鎮長。從8年前開始，他突然辭去公職，出售工廠，閉門謝客，宣稱要打造出第一輛國產電動轎車。在整整8年時間裡，他一直狂熱地沉浸在自己的誓言中並為此花掉了所有1000萬元的家產。在他那個碩大的堆滿了各類工具的院子中，我看到了他一錘一錘打造出來的汽車。那是一輛車門往上掀起的怪物，充一夜的電可以跑上一百來公里。從批量生產和商業的角度來考慮，他打造出的實在是一堆會跑的廢鐵。然而，他身邊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子女沒有一個敢向他指出這一點。事實上，哪一天當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生命便也到了盡頭。
在一個有點陰冷的深秋，在令人揪心的淫雨中，中國第一個立志打造電動轎車的中年人向陌生的我喋喋不休地述說著他的夢想，一個注定了將一無所獲的荒唐夢想。
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中國農民耗盡了他的前途、生命和金錢，無怨無悔地用原始的鎯頭和機床去奮力摘取現代工業的明珠。
在那個時候，我背過身去，禁不住潸然淚下。
在一個風雲激盪的歲月，一代中國人在逼近現代工業文明時的種種追求和狂想，甚至他們的浮躁及幼稚，都是不應該受到嘲笑和輕視的。當馬勝利馬不停蹄地奔波全國收購100家企業組成世界上最大的造紙集團的時候，當這位溫州廠長關起門來叮叮噹噹地打造著中國第一輛電動轎車的時候，當本書所述及的那些激情企業家們一一呼嘯登台的時候，我認為，對他們的悲壯之舉理應給予真誠的理解和掌聲。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寫道：「一個人命中最大的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生活的使命。」在這個意義上，那些成功或失敗的中國企業家都是幸運的，因為在應當由他們承擔責任的這個年代，他們發動了一場最具激盪力的企業革命，他們的使命與他們的命運，決定了一個民族的進步，他們的悲劇也成為一個國家進步史的一部分。他們全都幾乎身無分文，可他們全都創造了讓人驚歎的奇跡，他們全都具備成為英雄的稟質，可是最終他們全都有著一段煙花般瞬間璀璨又歸於寂寞的命運。記住他們，就記住了中國改革的全部曲折和悲壯。
我不知道過了許多年後，人們還會以怎樣的心情懷念起史玉柱、姜偉、吳炳新等等曾經狂想過和拚搏過的前輩們。
吳曉波
2000年歲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