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仰融對華晨的所有權一直耿耿於懷。他對此的心態有過一段很微妙的變化。在美國上市後的很長時間裡，他在公開場合都承認華晨是國有資產。1992年，他在一個場合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中央領導人問他：「你這只股票上了市，賺了錢算誰的？」仰融脫口而出：「全部是國家的！」隨著企業的不斷擴大，仰融的說法漸漸有了變化。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層會議上，他突然提到「華晨的出身不好」，他說：「什麼叫出身不好……當時很多事都說不清楚，直到今天我有些事是否就有權利講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說不清楚」中，最讓他寢食難安的，應該還是華晨的產權歸屬問題。在隨後一次接受記者的採訪中，他明確地說：「企業不能長期這樣股權結構含混不清，歷史問題要有所了結，要奠定這個企業未來競爭力的基礎。而且這幫管理層跟了我10年，我應該對他們有所交代，我天天為股民考慮，為什麼我不能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組長考慮？」
在講這一席話的時候，仰融其實對產權的「了結」已經有了自己的全盤構想。第一步，他設計並構築了一個「資本的迷宮」。「華晨系」的100多家企業資產關係盤根錯節，互為關聯，其複雜程度讓人歎為觀止，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只有他一人了。第二步，在寧波項目中埋下伏筆。他將華晨集團旗下的君安投資、珠海華晨、正通控股、正運實業及瀋陽金盃等的股權進行了多重置換，最終，在寧波註冊成立了一個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國正通控股公司，它將成為華晨與羅孚合資的中方母體。同時，他在華晨集團內組建了職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職工入股發起，中國正通投資公司與後者再進行某種方式的股權交換。這樣，一個產權清晰的「新華晨」就誕生了。未來，如果瀋陽金盃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棄之不要，在寧波羅孚項目上換殼重生。第三步，他開始與政府洽談基金會問題。他認為，基金會只是為了上市而設計的一個「殼」，當年的國有投資僅10萬元而已，後來國家就再也沒有一分錢的投資。因此，國有資產在華晨中所佔的比例最多不能超過30％。
仰融認為自己算度精準，前可進，後可退，百密而無一疏，沒有人可能從他手中把「金盃」奪走。他唯一沒有算計到的是，如果對方寧願把「金盃」砸掉也不肯給他呢？在一些地方官員看來，仰融出走是一件讓他們顏面盡失的事情。華晨哪怕是真的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可是如果它長在別人家的院子裡，又與我有何相干？何況，樹苗當年還是從我家院子裡挖過去的。他們認為，華晨屬於國有資產，是鐵板釘釘的事實。據有關官員援引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的相關法規稱：「一切以國家名義的投資及由投資派生出的所有資產，都是國有資產。」為此，遼寧省成立了由常務副省長牽頭的華晨資產接收工作小組，跟仰融進行談判，接收工作小組同意給仰融團隊30％的股份。日後小組負責人對媒體說：「仰融太急，胃口也太大。」
出局：無可訴性的「知識產權第一案」
拉鋸式的談判在2002年春節後破裂。這時候，華晨各項業務的進展已經將雙方逼到了必須攤牌的地步——
「中華」轎車自兩年前下線以來，已經完成了規模化批量生產的所有準備，准產證即將下發；華晨與寶馬的合作報到國務院辦公會議，即將被正式批准；而在寧波，3000畝土地的徵用工作已經完成，工程即將上馬。所有這些項目，都面臨數億元乃至數十億元的投資，是順從仰融還是驅逐仰融，僅在一念之間。
遼寧省政府最終選擇了後者。
3月11日，仰融和政府方面同時動手。當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華晨集團宣佈更名為申華控股。根據後來的《補充公告》，公司最終實際控制人為台灣敏孚企業有限公司的秦榮華，他無疑是仰融「資本迷宮」中的一個代表。同一天，財政部企業司下發公函，將華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劃轉遼寧省政府，所有債務亦一併劃轉，公函要求「抓緊時間審計，以防國有資產流失」。接收工作小組當即向仰融宣讀了這封公函。
仰融繼續以不妥協的姿態行事。3月21日，華晨汽車在英國發佈與羅孚合資的新聞，並出資1億元買下寧波的建設用地，一次性向羅孚支付1500萬英鎊的技術轉讓費用。一周後，工作小組進駐瀋陽華晨，開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華晨資產。雙方撕破臉皮，決裂無可挽回。
5月，仰融飛到山西五台山，徒步登山祈禱拜佛。隨後住進了上海瑞金醫院。月底，以旅遊護照悄然赴美不歸。
6月18日，華晨汽車董事會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總裁等職務，理由是「不恰當地作出與基金會的業務方針相違背的業務決策，並因而不能顧及本公司股東的集體利益」。第二天，華晨與寶馬的合作項目建議書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獲得通過。而在半個月前，「中華」轎車也登上了最新的車輛生產目錄，正式獲准批量生產面市。6月25日，身在美國的仰融將自己所持有的華晨中國股票在香港股票市場全部拋售，套現8968萬元。至此，仰融出局的猜測得到了公開的證實。
仰融出走後，宛若迷宮的「華晨系」實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遼寧省政府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團隊骨幹。最終，仰融的4位助手、被外界稱為華晨的「四大金剛」均同意留任。其中，蘇強接任華晨中國總裁兼行政總裁，吳小安接任華晨中國主席，洪星和何濤分別出任華晨中國副主席和財務總監。政府承諾4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價格，分別獲得8000萬—9000萬股不等的期權認購權，共佔華晨中國總股本的9．446％。當仰融在海外得知這個消息後說：「上帝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四大金剛」的留任使仰融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場眾叛親離的鬧劇。8月20日，「中華」轎車的市場投放儀式在北京隆重舉行，最先上市的中華標準型轎車市場售價為16．98萬元，它成為中國市場上唯一與國際品牌抗衡的中檔國產轎車。蘇強宣佈，華晨將通過5—10年的時間發展為國內的一個重要的汽車集團，5年內目標銷售量達到18萬—20萬台，到2010年，產銷汽車78萬輛，發動機產能90萬台，利潤68億元，銷售收入1300億元，佔據中國汽車市場10％的份額。在熱烈喜慶、群賢畢至的舞台上，獨缺那個身材中等、聲如洪鐘、總是梳著一個光亮大背頭的主角，他本應該出現在鎂光燈下接受人們的簇擁和祝賀，而此刻卻在大洋彼岸獨自黯然神傷。
造成決裂的導火線，位於寧波的羅孚項目被理所當然地終止。當時，土地拆遷已經完成，辦公大樓也開始啟用，4輛被羅孚改良過的樣車已基本完成，新車型正在日內瓦展出，發動機的改良也正在進行中，嚴格按協議辦事的羅孚已經把所有生產設備清單移交中方。當蘇強以「立項有誤」為理由，告知羅孚和寧波方面的時候，他面對深感意外、驚詫無比的眼光，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解釋理由。為了終止合同，華晨賠付了2億多元人民幣。
在這件事上的恩怨糾葛還有幾縷餘音。
10月14日，仰融通過香港華博財務公司以侵佔資產和行政侵權為由，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起訴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和財政部，其直接訴訟爭議標的達20億元，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產權糾紛案。仰融是那種總是在創造紀錄的人。為了表明自己之「合法無私」，他甚至簽署委託書，宣佈將法律確認之應得的華晨資產，全部捐獻給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或慈善機構。4天後，遼寧省人民檢察院以涉嫌經濟犯罪發出全球通緝令，正式批捕仰融。11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定仰融的起訴「無可訴性」，暫不受理。仰融轉而在百慕大起訴華晨中國汽車，在美國聯邦哥倫比亞地區法院起訴遼寧省政府，最後均因「不在管轄權內」而告失敗。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敗謝幕。10月23日，新任華晨主席吳小安對記者說：「仰融先生在本集團的管理、運作和業務的參與是微不足道的。」
潰敗：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在仰融出局後的半年裡，接收小組看起來穩住了可能發生混亂的局面。「四大金剛」留任，「中華」轎車正式面市，他們甚至還順利地解決了讓仰融寢食難安的「基金會問題」。2002年12月，財政部批准華晨集團以1．44億港元收購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所持有的14．4億股華晨中國股份，這是一個低廉到讓仰融掉眼珠子的價格。
「中華」轎車的銷售似乎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在面市後的4個月裡就出售了8000輛，2003年銷售2．5萬輛，實現稅前利潤2000萬元。
在戰略佈局上，仰融之後的華晨呈現出迅速、全面回歸遼寧省的局面。除了被強行終止的寧波羅孚項目外，位於湖北孝感的雷諾項目也被擱淺，當時準備引入的車型已經選定，工程技術人員全部到位。同時，華晨對零部件的供應商進行了調整，遼寧省外的廠家被拋掉了一大片，重新扶植一批省內的零部件廠。遼寧省政府的目標非常堅定，以華晨為核心，將大連、錦州、丹東等一帶的汽配企業帶動起來。
接下來的事實，就是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的了。
就如同仰融幾年前所預測到的，中國的家庭轎車市場真的到了井噴的時代。2002年，中國轎車銷量同比增長56％，2003年增幅進一步上升到65％。可是，在這種快速擴大的市場中，華晨的腳步卻漸漸地遲滯了起來。2004年，「中華」轎車銷量迅速下滑到1．09萬輛，同比下降15％，經營虧損6億元。金盃「海獅」的銷量為6．1萬輛，同比下降18％，丟失了保持5年的全國銷量冠軍，跟鼎盛時期的2000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在輕型客車和轎車兩大市場，金盃的份額日漸萎縮，邊際利潤逐年下降。轎車項目命懸「中華」一脈，因缺乏後續資金支持、技術改進遲緩、車型單一等原因，根本無力與跨國品牌正面競爭。
仰融時代的眾多合資項目也紛紛難以為繼，「五朵金花」無一盛放：與美國通用合作的雪佛蘭卡車和SUV項目一直處於虧損狀態，2004年被上海通用整合；與英國出租車公司生產奧斯丁出租車的項目也因中方終止合同而半途告吹，已支付的7000萬元模具費無法收回；與寶馬公司合資生產寶馬3系和5系的項目，一直受到銷售的困擾，2003年，組建半年的華晨寶馬虧損2．5億元，2004年，繼續虧損近4億元，中方最終放棄了在合資公司中的主導權，其局面早已非仰融當初所設想。
此時的華晨如一塊拼到一半突然被篡改了主題的圖板，局面尷尬，進退失據。被委以重任的「四大金剛」也沒有表現出令人信服的運營管理能力。北大縱橫管理公司的分析師認為：「仰融的棋他們理解得不透徹，而且，他們又必須考慮與政府之間利益瓜葛的問題，是無法全身心經營企業的。」2004年，華晨中國的利潤從3年前的9億元下降到4860萬元，降幅之大令人震驚，兩年前蘇強在北京所做的藍圖規劃，恍若隔世夢囈。在重整乏力的情況下，「四大金剛」開始考慮自己的利益，他們分別於2003年和2004年兩次拋售手中的企業股權，前後共套現3．3億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