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
辦一省事，要有一國的眼光，
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張謇：江蘇省咨議局演講，1909年
190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激進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炫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項變革，涉及政治、社會和財經等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震撼之強早已遠遠超出百日維新時期提出的所有內容。
然而，正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所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1905年的晚清留給後世的懸念正是：為什麼變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終還是無法避免帝國的覆滅？覆滅是變革導致的結果，還是變革失敗的結果？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經濟變革與政治改革的權重各有多大？它們應該如何協調推進？而且，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變革的能量其實已經蓄積了30年，它只是不斷地被打斷，然後又在內部的爭亂與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集結。它如地火在地表層下憤怒地流淌，一有裂縫，就會不可遏制地噴射出來，造成巨大的、難以控制的動盪。在1905年，三種力量角力中國的態勢已經十分明顯，一是立憲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搖擺遲疑的朝廷執政者。三者之間的力量消長以及妥協合作，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企業家階層在這時還沒有構成一支獨立的力量，他們因各自理念、利益訴求的不同，而分別選邊投靠。
庚子國變後，國民情緒曾經陷入短暫的消極，然後又被極大地激發起來，而刺激點便是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當年2月6日，日本對中國旅順口的俄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兩國為了爭奪在東北的利益，以中國領土為戰場，展開了一場大戰，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為理由，宣佈「局外中立」。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戰勝結束，這個東亞小國，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先後戰勝人口、國土面積均數十倍於自己的兩個大國，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亞洲最強的現代國家。
在日俄戰爭中，中國東北變成焦土一片，百萬國民生靈塗炭，而主政者卻無比屈辱地作壁上觀，其無恥低能已無以復加，帝國的威嚴和信用雙重破產。在士大夫和知識階層，民族主義猛然抬頭，求變之聲不可阻擋。據日本學者市古宙三的計算，在這一年前後，前往日本留學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數很快超過萬人，費正清稱之為「到此時為止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政界、軍界、知識界和商界的重量級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龜次郎在1927年曾統計說：「今日中國軍人中，位居中上將者，有三分之二曾經留學我國。」在國內，一項又一項的變法被提上了日程。
變法的內容，主要涉及財經、社會和政治三大方面。
清政府在財經上的除舊立新顯得最為大膽，這一點在後世很少被觀察到。因為不涉及政體，所以，晚年的慈禧對財經變革的奏折幾乎是「從善如流」。然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規劃以及國家主義的模式，晚清的經濟變革宛如一個怪胎，最終也因為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利益鏈條的崩裂，而直接導致了帝國的滅亡。
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專門設立了商部，作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關法律的主要機構，下屬設立了商務局、勸業道、商律館、商報館、公司註冊局、商標局等各級商務行政機構，張謇等商界名流被延聘為商部顧問官。第二年1月，商部頒布《欽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條和《公司律》131條，這是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法。此後，商部又頒布實施《商會簡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規，1906年頒布《破產律》和《試辦銀行章程》、《大清礦務章程》等等。這些法律的擬訂和發佈，建立了第一套比較完整的商法體系，意味著中國公司由沿襲千年的特許主義，進入了現代商業的準則主義。1906年，朝廷進一步將商部改組成農工商部，同時設立學部。
商部還仿照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商會模式，倡導各地商人設立商務總會和分會。1904年頒布的《商會簡明章程》有26條具體的操作規則，其中第二條規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經各行眾商，公立有『商業公所』及『商務公會』等名目者，應即遵照現定部章，一律改為『商會』，以歸畫一。其未設立會所之處，亦即體察商務繁簡，酌籌舉辦。」這是中國第一次允許民間創建商人組織。
在行政機構創建、法律擬訂和商人組織的倡建中，朝廷多次表達了對商業的尊重。在商部成立的章程第一款中，就明文規定：「設保惠司，專司商務局、所、學堂、招商一切保護事宜。」1904年的一份上諭中更說：「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所以，必須「掃除故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啟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餘力」。這些聖旨語言上傳下達，對社會風氣和輿論的引導無疑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
更有趣的是，為了表達重視商業的決心，朝廷算是費盡了腦筋。雖然皇帝手中已經沒有「米」了，但還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專門公佈的《獎勵公司章程》中就明確寫著，「現在朝廷重視商政，亟宜破除成見」，於是規定，獎勵之大小視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萬元以上者，獎予商部頭等顧問官職，並加一品頂戴；集股2000萬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頂戴及雙龍金牌，1000萬元以上封男爵，500萬元以上、800萬元以下者，則獎予商部四等顧問官，加四品頂戴。一個叫張振勳的商人因集資招股和捐獻「貢獻尤大」，被授予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太僕寺卿。
這種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見。民國學者楊杏佛曾感歎地說：「中興名臣曾國藩僅賞侯爵，李鴻章不過伯爵，其餘百戰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勵創辦實業之工商，一掃數千年賤商之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這種用行政等級「吸引」和「獎勵」企業家的行為，似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百年以後仍屢試不爽。
清政府在經濟領域接二連三地釋放出來的變革決心和措施，讓中國氣象為之一新。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認為：「只是在1905~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佔了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後，中國有了正式的公司數量統計。據張忠民在《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一書中的計算，從1904年到1910年，全國正式註冊的公司大約410家，遠遠高於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據林增平的統計，前30年有據可查的72家近代企業中，官辦、官督商辦占總資本額的77.6%，商辦只佔22.4%，到這一時期前後正好倒了過來，商辦資本已佔76.3%。1905~1908年中，全國新設廠201家，投資合計達4581萬元，年均設廠50家，年增資本1145萬元。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間所設廠數的20多倍與甲午戰爭後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與2.9倍。投資範圍也更為廣泛，除原有的繅絲、棉紡、火柴等業有了較大發展外，煙草、肥皂、電燈、玻璃、鍋爐、鉛筆、化工等業也有了民族資本企業的出現。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時已達977家。
很多學者稱，1905年前後數年，「民之投資於實業者若鶩」，公司創辦數量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斷定，1905年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新起點，即從「國家興業時代」進入了「國人興業時代。」
1907年，創辦8年的大生紗廠舉行第一次股東會。當時，大生對其他企業的投資和資金往來達到了40萬兩，這些投資並未經過股東同意。會議的記錄迄今仍較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檔案館的大生檔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頒布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說是「無限制、無法律之地位」。張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鄭孝胥提議「改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贊成。至於另外投資的企業，則建議成立一家「通海實業公司」來管理，不與大生發生直接關係，在原有40萬兩以外加撥20萬兩，共60萬兩，算是大生撥給通海的股本，分12萬股，每股5兩，股票分發給大生股東。
在股東會上，還發生了一場官股與民股的爭論。
會上有股東提議確立股權，1~100股，每股一權；100~500股的每20股加一權；500股以上到無限股，每40股加一權。股東王紹延當場提出：「商股沒有500股以上的股東，所定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權，明明是為官股而發。」另有股東則認為：「這樣設計，大股太吃虧，特別是官股。」股東張澹如說：「官股股數多，不是商股所能敵，股數多的，權數遞減，為保護小股，不能不這樣。」股東陸叔同則質疑：「為什麼官股一定不能保護小股？」此外，還有一個叫劉厚生的股東給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鐵路公司權數用遞加法，江蘇鐵路公司權數至多不得超過25權，兩公司都沒有官股，但對大股都有限制，「可見這是公例，不是專為官股而定」。
這場爭論的焦點是如何規範官股在大生中的決策權力。儘管在張謇任內，官股一直只分紅而不參與決策，但是民間股東顯然對此還不放心，他們試圖用制度的方式來加以明確。
好在官股代表鄭孝胥是個開明之士，他說，《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稱股東，股有大、小之別，無官、商之別，會場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東會最終通過決議，「將500股以上，每40股加一權刪去。1~100股，每股一權，101股以上至無限股，每20股加一權。這樣的制度設計，明顯有利於股份較小的民間股東。
跟經濟變革上的大刀闊斧相比，清政府在社會變革上的力度稍顯不足，而在政治變革上則是遲疑搖擺。
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婦女纏足。1904年，諭令創辦新學和頒布教學大綱，同時准許婦女就讀新式學堂。所有這些，實際上是從法律上承認了近30年中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包括女權主義、現代化教育。到1905年，最驚天動地的變革法令就是「廢科舉」。
9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會銜上奏，要求立即停開科舉，理由是：「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當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宣佈從下一年起廢除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