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我彷彿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
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著青衫，面無表情，正砸響門環。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當日，在漫天煙花中，改定「前言」
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國學者瑪麗·格萊爾·白吉爾（MarieClaireBergere）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辦公大樓裡，等待一位重要官員的接見。白吉爾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曾參與了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寫作。她後來記錄那次會見場面時寫道：「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後面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的步姿與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百達翡麗手錶，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
跟白吉爾見面的這位官員是榮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榮德生與他的兄長榮宗敬曾經控制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麵粉廠和棉紡廠，被稱為是「中國的洛克菲勒」。僅僅在與白吉爾會面的幾年前，榮毅仁還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所有廁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遭批鬥，食指被紅衛兵打斷。1978年2月，他被鄧小平解救復出。此時，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在中信公司裡，還聚集了眾多年過花甲的上海籍資本家。
「我發現自己的研究對像已經陷於矛盾的漩渦之中。」白吉爾在後來出版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一書中寫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觀念出發，研究中國商業階層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企業家在20世紀初期的崛起，僅僅構成了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一個簡單的歷史摸索過程。」然而，隨著她對中國觀察的深入，特別是對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變革的零距離審視，歷史突然呈現出另外的面孔。「中國目前將現代化置於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識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企業家在20世紀歷史進程中的貢獻，並將長期以來教條地把革命與現代化兩者混為一談的現象加以澄清。」
那麼，在更為悠長的歷史跨度中，我們——包括像白吉爾這樣的國際學者——是否有可能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
白吉爾式的好奇，並不是唯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集團的董事長王石來杭州，約我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閒談。這裡曾經是林彪的「行宮」，現在則成了企業家們最愛居停的清幽場所。王石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麼，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裡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顯然，疑問從另外一個地方浮起。也就在與王石閒談的同時，我已經開始了《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的寫作。在眾多商業史料及企業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類問題所困擾——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麼形成的？它是30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歷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強烈的家國情結、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於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對狼文化的癡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態，還是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
另外一個更具穿透力的問題是，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因寫作《萬曆十五年》而出名的華人歷史學者黃仁宇認為：「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而1932年就到過中國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則在《劍橋中國史》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層沒有佔據顯要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佈。」即便當世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如美國耶魯大學的史景遷——他因獨特而生動的歷史寫作，在中國知識界廣為人知——在著名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從1600年寫到1989年，整整389年，卻幾乎沒有企業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儘管他們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機紡棉布、電燈、收音機和帶空調的房子。
這是一些十分曖昧的、具有衝突和互補性的結論，我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
然而，這顯然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
正是為了解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在完成了《激盪三十年》的寫作後，鼓足勇氣，溯源再上，開始重新梳理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百餘年的中國企業史。史海茫茫，我出發去打撈沉睡在水底的記憶碎片。因受到戰爭和政治動盪的影響，中國企業史在傳承上支離破碎，幾無傳統可言。它好像一張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圖，一切都混亂不堪，某些篇幅遺失了，顯得殘缺不全。
僅僅過去了100年，我已經很難從實物上目睹到當年的光榮。
曾國藩當年的安慶兵工廠已經無跡可尋；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現在只剩下一個遊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館；張之洞的「亞洲最大鋼鐵工廠」漢陽鐵廠，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舊機床；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上海總部如今是一個時尚的休閒會所；當年的「機器之母」江南製造總局正在大拆遷，這裡將在兩年後成為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區；在梁啟超讚許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南通，張謇和他的大生集團都已成為歷史煙雲中的傳說，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他與「繡娘」沈壽的忘年戀情；在無錫，榮家兄弟的梅園花枝爛漫，他們的紡織廠和麵粉廠成了需要保護的「工業遺址」；在集美小鎮，陳嘉庚的故事更像海平線盡頭那個縹緲的風帆遠影。
還有人記得范旭東嗎？正是他研製出了精鹽，讓中國人擺脫了「食土民族」的恥辱；還有人記得虞洽卿嗎？正是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軍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企圖；還有人記得穆藕初嗎？他不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還有人記得張公權嗎？他在27歲那年就領導了中國最大的銀行；還有人記得鄭觀應嗎？他不僅寫過《盛世危言》，還是一個被長期蔑視的買辦階層的代表；還有人記得盧作孚嗎？那個瘦小寡言卻有著猛虎般個性的「中國船王」。
甚至，我們該怎樣評價盛宣懷、胡雪巖、周學熙和宋子文？他們僅僅是一群鼻尖上堆著一團白灰的惡商丑輩嗎？
「化石」殘存，商脈已斷。一部企業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運河，我們能否清淤接續？
我還試圖在大歷史的轉折時刻裡，尋找到企業家們的身影和聲音。
在國貧民窮的時刻，是怎樣的資本和人才組合啟動了「洋務運動」？在慈禧出逃、八國聯軍蹂躪北京的時候，南方的商業繁榮是靠誰保全的？當立憲浪潮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誰是最積極的推動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誰保衛了市井的穩定？在五四運動的口號聲裡，誰是廣場背後的支持者？在軍閥割據的年代，誰一度管理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在日本軍隊悍然侵華的時候，又是誰保住了「陪都」重慶的安全和轉移了國家的最後一口元氣？
我想，這真是一系列需要修正的歷史事實。
中國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個百年命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那場戰爭不是中國落後的開始，而是結果，是民族覺醒、覺悟和崛起的起點。從那時至今，數代中國人一直在致力於國家的偉大復興。正如晚清思想家鄭觀應所說的，「兵戰」與「商戰」是中國復興的兩大主題，而後者的主角就是企業家階層。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對日抗戰，從新中國的創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開放，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國運轉折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企業家們活躍的身影——而這在過去的很多年裡是被忽略的。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無意的忽略，還是有意的遺忘。企業家階層從來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們的職業屬性使得他們在很多時候與激進主義背道而馳。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中國進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過去百年間，國家與資本、政府與企業家階層的關係研究，是一個很獨特的命題。企業家階層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曖昧。在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個基本的結論：
1.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間的辯證關係，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心問題。
在過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動性與市民社會的自發行動，國家機構與民間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合作、分工與衝突，構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所有表象。在這中間，企業家階層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時刻，他們甚至主導過歷史的演進，在很多企業家身上所展現出來的理想主義比很多知識分子、政客要顯得更加理性和真實。
2.在過去的130年間，也就是從晚清洋務運動至今，中國商業世界的邏輯竟是如此驚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