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撲朔迷離、一波三折的健力寶產權交易事件，以李經緯的涉嫌犯罪而塵埃落定。無論如何，沒有人願意去同情一個貪污犯。健力寶自此元氣大傷，2004年，張海因經營不善被免職，企業一度瀕臨停產。2007年，健力寶再度易主給台灣統一集團，當年的「中國第一飲料企業」此時已淪為二流公司。讓人難解的是，李經緯一直以待罪之身被「限制居住」在醫院中，檢察院從未對其正式提起訴訟。
客觀而言，在健力寶風波中，地方政府並沒有搞垮企業的意圖，官員們放棄李經緯團隊，選擇「寧與外客，不與家人」的策略，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擔心經營層上下其手，難以控制。二是為了避嫌，害怕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國退民進」在各地實施過程中，始終只有戰略而沒有具體的法規依據，確實存在私相授受的現象，有很多企業通過暗箱操作的方式實現了產權的私有化，因此，有些政府官員害怕承擔有關責任，出於避嫌考慮，寧可把企業賣給人際關係較為單純的外來者。正是在這種「制度缺陷」的前提下，對現有經營者的強勢排除，與對外來力量的盲目信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實業家們被無情地阻擋在他們開創的事業殿堂之外，所謂的資本掮客們則得以輕易地從小門從容進出。在與這些嫻熟的「門口野蠻人」的過招中，地方政府表現出了易於輕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我們看到了中國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如果說，地方官員在健力寶風波中展現了猜疑和意氣用事的一面，那麼同樣發生在華南的科龍事件則透露出另外的一種介入思路。今年1月，一個叫顧雛軍的人突然成科龍的新主人。
自從1998年底，創辦人潘寧以「莫須有」的理由突然「辭職」之後，這家中國家電業最具高科技氣質、效益最好的企業從此陷入了神秘的動盪之中。潘寧離去後，接替他的是多年助手王國端，王就任一年半後又宣佈「辭職」，容桂鎮鎮長徐鐵峰拍馬上陣，親自出任科龍總裁，在開放之風頗盛的華南地區，由鎮政府正職官員轉任轄內最大企業總裁，此前並無先例。其人事更迭濺起一片驚呼，或許也是從這種非同尋常的舉動中，媒體嗅出了科龍事件的戲劇性。2000年，科龍報虧6.78億元。對於這家已經8年穩居中國冰箱行業老大的明星公司而言，巨額虧損無疑是向市場投擲了一顆大炸彈，市場對此的反應幾乎可以用「駭人聽聞」來形容。
根據公開的解釋，科龍虧損是經營不善所造成的。可是，從1997年開始，科龍的盈利能力每年都保持在6億元以上，1999年，淨利潤為6.3億元，冰箱產量達到創記錄的265萬台，實現銷售總額58億元。但是，這樣的科龍怎麼會在來年掉頭虧掉將近7億元，一來一去將近14億元的反差如何說得清楚？從財務的角度分析，科龍虧損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是，市場突發重大惡性事件，銷售急劇萎縮，因運營成本過大，造成巨額虧空。事實上，這種狀況在當時並沒有發生；第二種可能是，應收款過大，巨大的呆壞帳，形成財務黑洞。曾全面主管科龍營銷的屈雲波披露說，「2000年我上任時，科龍拖欠廣告費2億多元。我來之前，科龍的最高應收賬款是12個億，我剛上任時是7、8個億。而到我2001年底離去時，廣告費只剩下幾千萬了，賬面上還有2個億的應收賬款，應在正常範圍之內」。如果屈言可信，也就是說，儘管在2000年前後公司的應收款項驚人，卻最終並沒有形成壞帳。
最後一種可能就是，大股東有轉移資產的嫌疑。在潘寧創建科龍品牌之後，其上級一直存在著一個「容聲集團」，它是科龍電器的大股東，受政府委託管理集體資產。儘管科龍先後在香港和深圳上市，成為一家公眾公司，但是真正握有資產權的「容聲集團」則始終隱身其後。科龍與大股東之間的資產狀況究竟如何，外界儘管存在種種猜測，但是從來沒有得到過清晰的交待。有專家大膽地推測：國有股東在否決了潘寧的改制方案後，採取了「轉移資產」的方式從科龍電器退出，在短短三年的時間裡，科龍電器被徹底「掏空」和「消耗而空」。【營銷專家屈雲波曾於2000年到2001年期間擔任科龍集團營銷副總裁，他在離開後對所瞭解的科龍實情一直三緘其口，一直到2005年8月，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時，他才言辭閃爍地說，「由頭一年賺7個億（實際上是6.3億元）到第二年虧7個億（實際是6.78億元），這引起大家很大的關注，一來一回可是14個億啊。除非是特殊情況，要不就是在專門製造虧損。」他還說，「我可以把虧損這種事變成好事，把領導層的不斷更換這種壞事變成好事，但我沒有能力把偷錢這種壞事變成好事。」】
2001年10月31日，全國各大媒體的財經記者在毫無預兆的情形下得到一條消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格林柯爾公司成為了製冷家電龍頭企業科龍的第一大股東。前者以5·6億元收購科龍電器20.6％的股權（後來這個金額降低為3.48億元）。
顧雛軍是一個經歷很可疑的企業家。他30歲時曾經「發明」了一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顧氏」熱力循環理論，號稱能夠生產節能型空調，潘寧還曾專門派人探詢此技術的可行性。1991年，他在惠州辦了一家空調工廠，廣告自稱是「目前世界上耗電最省的家用空調器」，後來被技術監督局認定質量不合格，硬是把廠子給查封了。然後他接著在天津新建了一家無氟製冷劑工廠，名字是「格林柯爾」。
2000年，格林柯爾在香港創業板上市，上市第一年，格林柯爾就宣佈實現利潤2.69億元，營業收入在過去三年裡增長了3300倍，名列香港創業板盈利第一，在2001年的年報中，公司宣佈實現營業收入5.16億元，毛利4.1億元，淨利潤3.4億元，以嚴謹的財務分析著稱的《財經》雜誌直稱，「其收入簡直是一個無法達到數字。」《21世紀經濟報道》則報料，格林柯爾的所謂業績來自大量的虛假合同，「它的故事的核心就是到處簽虛假訂單，假訂單多得可以用麻袋裝。」就是這麼一個纏繞著眾多灰色光環的企業家走進了另一個灰色大霧中的科龍。據《顧雛軍調查》作者陳磊引用一位曾任科龍電器董事會秘書的知情人的話，顧雛軍與政府談判的重要籌碼，正是科龍電器與母公司容聲集團之間藏於賬面之下的大量關聯交易，「顧向政府表示，如果讓他收購，容聲集團欠科龍的錢，就可以不用還了。」
顧雛軍後來也詳細地回憶了收購科龍前後的情形：「2001年9月27日簽約的時候，我們只知道可能虧損一個億，到11月底，告訴我們虧損可能超過6億元，當時我們大吃一驚，而簽的協議已經公告，這種情況下，我們回去開了一個會，最後得出的結論，科龍的成本控制是有大問題的，如果做得很嚴格，盈利是有可能的。我2002年1月進入科龍，3月份的時候審計報告出來，科龍竟虧損15億元，開始報告是18億元，我們擔心那麼大的虧損會讓債權銀行失去信心，就決定通過購併收回了3個億。大概有半年到8個月的時間，銀行對科龍都是只收不貸。」
在顧雛軍接手後的2002年4月，科龍電器按慣例公佈年報，儘管市場對其業績表現不抱幻想，可是聽到的數據還是讓人從凳子上跳了起來：在上年度虧損6億多元的基礎上，公司年度繼續報虧15·55億元，兩年連續虧掉22億元，創下中國家電上市公司之最。由這些數據和回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顧雛軍得到的科龍已經是一具已經被掏空的虛弱軀體。
在顧入主之後，科龍出現過短暫的復興，但很快，隨著顧雛軍展開瘋狂的購併風暴，科龍資金再度被大量挪用，2005年，科龍出現36·93億元的巨額虧損，一舉刷新了當年度內地上市公司虧損記錄；牽涉93宗訴訟官司，數目之多也創下近年來內地上市公司涉案之最，公司的淨資產則為負10.90億元。一家曾經最被看好的家電企業在隱晦的產權遊戲中成了被撕裂的犧牲品。與潘寧有過交往之誼的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發表評論認為，「不是科龍改制才給了格林柯爾機會，而恰恰是沒有及時改制。科龍的主要教訓就是潘寧時代沒有及時發起並完成產權改革，否則顧雛軍就沒有入主的機會。」他在一篇題為《可惜了，科龍》的專欄中寫道：「讀科龍的報道，被一個問題折磨：要是還由創業老總潘寧那一代人領導，科龍至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嗎？知道歷史不容假設，可忍不住就要那樣想……科龍的結局似乎是時也，運也，命也。欲哭無淚。」
這些產權醜聞在各地此起彼伏地引爆，在當時讓人看得眼花繚亂。一個值得記取的事實是，在大面積的產權改制過程中，出現了「小企業易改，大企業難改，無名企業易改，知名企業難改，虧損企業易改，盈利企業難改」的景象，於是，一些盈利能力強的知名大企業的產權變革便成了難中之難。今年初，一度高調操作的「春蘭改制」正式宣告擱淺。
春蘭改制有很強的標本意義。春蘭的前身是江蘇泰州一家瀕臨破產的縣辦集體企業－－泰州冷氣設備廠廠長，1985年，其資產為280萬元，負債550萬元，淨資產值為負。在陶建幸的經營下，春蘭在空調市場上異軍突起，到1994年，春蘭成為中國最大空調生產基地、世界空調七強之一。2000年，春蘭的資產規模達到120億元，淨資產80億元，成為中國家電業的翹楚。陶建幸因此與四川長虹的倪潤峰一起當選中共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他同時還入職黨政機關，出任中共泰州市委常委。
2000年10月，在產權改革聲浪漸起、「蘇南模式」開始大規模轉型的背景下，春蘭董事會發出公告，宣佈在不涉及國有資產的前提下，春蘭集團公司從近50億元的集體資產中切割25%，用現金按1：1的比例向經營層和萬餘名員工進行量化配股。陶建幸認為，春蘭改制符合中央政策，因此高調推行，引來輿論廣泛而熱烈的關注。他看上去已經考慮到了種種可能存在的隱患，比如，改制方案明確規定，公司不得以包括擔保、資助、借款等在內的任何形式幫助任何人購買公司股份。為了解決技術性問題，工行、建行江蘇省分行和春蘭方面達成協議，兩家銀行以股票質押方式向春蘭全體員工提供90%的貸款。為了「避嫌」，他還拒絕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層控大股的建議，而是實行「普惠制」，這也意味著他主動放棄了超過價值數億元的股份。他對《三聯生活週刊》的記者說，「有關部門考慮過給我春蘭集團的10%股份，但我拒絕了。在春蘭拚死拚活幹，真的不是為多賺錢。給我7個億元，我幹什麼花呀？在我心裡，春蘭似乎是自己的。金錢對我的驅動力為零。」
陶建幸的自信和高調，意外地讓自己成了輿論討論的焦點。有人計算說，春蘭改制將一夜之間造就上千個百萬富翁、上百個千萬富翁以及數個億萬富翁，陶建幸本人的財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焦，改制前，他的月薪為3500元，而根據改制方案，他估算可得5000萬元（股）左右。
於是，種種質疑追蹤而來，第一個質疑是「春蘭到底姓啥？」，有人設問道，「春蘭的國有股份所佔比重為75%，按照春蘭的方案，在員工購買股份時還將以1：1的比例配給職工分紅權(干股)，那麼這部分分紅權從何而來？是否意味著國有股東放棄其分紅權利而讓出了一塊？這是否存在著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第二個很聳動的質疑是「陶建幸憑什麼？」，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一個享受顯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一夜之間「搖身」變成億萬富翁，跟傳統的價值判斷實在存在很大的認知落差。最後一個更大的質疑是「春蘭效應將帶來什麼？」有人評論說，「當前中國貧富差別正在拉開差距，其中最主要的表現之一，是一些經營者在國有企業的產權改制過程中，實現了財富的迅速膨脹。如果轉製成功，陶建幸便可能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先鋒和財富的標兵。春蘭集團的舉動向世人顯示：干國有企業照樣可以成為富翁。春蘭改制完成之後，中國可能出現一波國有企業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像青島海爾的張瑞敏、青島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長虹的倪潤鋒都可能成為中國21世紀歷史上的第一批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