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獲得了新建站點的壟斷資格。2001年6月，國家經貿委等三部委下發《關於嚴格控制新建加油站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今後各地新建加油站將統一由中石化和中石油兩大集團負責。這個嚴控政策曾經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不滿，就在通知下發20天後，浙江省嘉興市就發出了一個政府批文，批准在當地新建24座加油站，其中18座是由兩大集團以外的投資商建設的，此文當即引起石油主管部門的反彈，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爭吵。媒體的分析一針見血：在經貿委的通知之前，各地都有建設加油站的權限，而「嚴控」之後，稅收主要歸了中央，地方少了一塊財源，自然會有反彈。
二是對民營油田進行大規模、強制性的收編和排斥。90年代中後期，民營資本已經滲透到石油開採領域，在陝西、新疆以及吉林等地，民營業主通過「聯合經營、承包開發」的方式從事采油業。這些油田都是開採成本較高、規模甚小的小型油井，有的甚至是國營油田棄而不採的「廢棄油井」。這些私營業主的存在被認為是擾亂石油市場秩序和製造環境污染的源頭。於是，收編和整頓成為一個戰略性的措施。《中國企業家》披露過一個很能說明實際情況的事例。位於新疆庫車縣的依奇克裡克油田是中國首片廢棄的整裝油田，從1958年起，經過近三十年的開採，共打井286口，累計生產原油90餘萬噸。由於油田原油產量逐漸減少，近於枯竭，被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認定不具備工業開採價值，歸為「廢油井」。1998年，中石油撤出依奇克裡克油礦，很快，一家叫金禾的民營企業進入油田，它與地方政府達成合作意向，在近300口廢棄油井打井，每年竟可出油4萬噸左右。
金禾在「廢油井」掘出油來，讓中石油頗為不悅，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多次向自治區政府反映，狀告庫車縣政府與金禾公司的合作是越權經營油氣資源開發行為，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侵犯了中石油的探礦權。跟發生在嘉興的加油站事件一樣，石油公司對油田的壟斷同樣引起了地方利益的反彈。2002年7月，中石油向國家經貿委遞交報告，反對陝西省政府提出的將陝北私營油田進行省內重組的方案，報告稱陝北地區的私營以及縣級鑽采公司亂開濫采，夥同私營的油老闆搶佔中石油下屬的開採面達9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雙方十年間多次發生糾紛，引發150多起群體衝突事件，導致多人傷亡。而陝西省經貿委也向國家經貿委遞交了報告，辯稱當地的石油開發已經走上了科學、規範、有序的軌道，以當地的石油公司、現代中國的第一個油田－－延長油礦為主體的地方石油企業有能力合理開發油田。陝西省的報告還稱，中石油利用國家資源管理機制和自身便利條件，搶先登記了陝北地區的絕大部分石油資源，甚至將延長油礦的地塊又登記到自己名下，造成資源閒置，沒有進行實質性開發。報告說，離開了石油，陝北的地方財政將重新陷入困境。
在實現了對油田資源和銷售渠道的雙重控制之後，中國的兩大石油公司則加快了海外上市的步伐以及與全球寡頭石油公司的合作。
2000年4月，中石油在香港H股上市。10月18日，中石化在香港、紐約和倫敦三地證券交易所上市，2001年7月繼而在國內A股市場成功發行28億A股，成為中國股市上最大的藍籌股。據透露，在股票發行前，中石化高層曾三次拜會香港的華人首富、和黃集團主席李嘉誠，後者「受誠意感動」當即決定購買1億美元的中石化H股股票。中石化股票的發行價在當時引起過一場爭議，該公司發行167億股H股的時候，價格為1.6港元，而發行A股的時候則定價為4.22元，A股是H股的2.48倍，這種內外有別的做法引起股民很大的爭議。
在上市過程中，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海外戰略投資者都是以定向募集的方式進行的，除了香港的李嘉誠家族、美國「股神」巴菲特以及高盛投資之外，還有全球最重要的石油巨頭，其中，埃克森·美孚、殼牌以及英國石油公司（BP）集團一起成為中石化的戰略投資者，三家購買中石化全球發售股票的一半，BP還以戰略夥伴身份斥資6.2億美元購買約35億股中石油股票，占當時流通股的近20%。據財經觀察家葉檀的計算，到2007年3月，中石化H股的價格為6.3港元，相當於為海外投資人創造了100億美元的財富。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海外投資人成為分享中國改革成果的最大獲利者之一。
在資本上形成血緣關係後，那些跨國石油公司相繼取得了進入中國成品油市場的資格，BP集團獲准分別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浙江省合資各建立500座加油站，埃克森·美孚和殼牌獲得了分別與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江蘇省各合資建500座加油站。此後，BP與中國石油簽訂了在福建設立800座合資加油站的協議，而中國石化也與埃克森．美孚簽訂了在福建設立600座加油站的協議。
正是經過這一系列十分強勢、有計劃而高效率的戰略調整，兩大國營石油公司渙然新生，日後隨著全球能源價格的持續上揚，它們相繼成為「中國最賺錢的企業」。發生在石化領域的這場令人眩目的大變局十分生動地體現了壟斷領域發生著的兩個變革邏輯，第一個是「以國家的名義壟斷，以市場的身份盈利」，在資源性行業內形成國企之間的「內競爭格局」，民營資本被全力排斥在遊戲之外；第二個是在壟斷前提下加快資本化運作以及與寡頭式跨國資本的結合。這樣的「中國故事」發生在所有國有資本控制的壟斷行業，它將在2003年受到挑戰，然後又在2004年得到堅決的鞏固。
專制帶來效率，壟斷產生效益。其實從一開始，人們就已經對壟斷行業的暴利現象提出了質疑。最早成為靶子的是跟每戶家庭有關的電信公司。
1999年，中國電信實現收入2295億元，年度增長25％。有專家對電信的收費制度提出了疑問，根據當時電信收費的規定，消費者撥打電話，不足3分鐘的都要按3分鐘來交費，有人計算了一下，電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費用高達266億元。在輿論的壓力下，電信部門召開了一次資費聽證會，中央電視台專門進行了拍攝播出，在媒體記者咄咄逼人的提問下，電信官員不耐煩地回答說，「實在沒有精力向大家解釋調整詳情。」
今年3月，浙江大學107位教授聯名致信政府和媒體，對電信公司的另一個收費制度——「計時收費從對方接聽電話開始」提出投訴。聯名信的發起人鄭強教授說，我們有很多打通但沒人接聽的電話，都是自己掛斷的，卻被電信局收了費。他們提供了厚厚一疊話費清單，在一張共有50次長途通話記錄的清單上，短於30秒的通話情況共出現5次。還有一頁明細單，23個電話中「超短時長話」出現了10次。細心的教授們還專門做了一個測試，他們撥打了多次「振鈴」但其實並未接通的長途電話，結果在電信局打印的長話明細單上都被收了費。鄭教授簡單算了一筆賬，杭州有二百多萬電話用戶，按每月打一次這種沒有接聽的長話計，被收取的振鈴費便達一百二十萬元，一年就是一千多萬元。教授們希望，對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錢要給個「說法」。
杭州電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進行了對話，面對自己當年的老師，電信局人士給出的解釋是：「造成超短時收費，有可能是對方線路上有傳真機、錄音電話、服務器等，也可能對方手滑，電話剛拿起來就掉了，杭州電信肯定沒有問題。」對話不歡而散，一位教授戲嘲說，「我們這些人中有計算機專家、自動控制專家，也有通訊系統專家，為什麼學生給出的答案不是我們教給他們的呢？」
資費調整和「振鈴新聞」都熱鬧一時，最後還是不了了之。電信公司的價格鬆動最後還是靠市場競爭來推動的。
2000年12月，為了扶持日漸衰落的鐵路交通部門，國務院批准鐵道部成立中國鐵道通信信息有限責任公司，特許它開展固定電話通訊業務。鐵通一成立，開門第一招就是宣佈電話的初裝費為600元。在過去的幾年裡，電話初裝費一直是電信公司利潤最穩定和豐厚的一塊，在消費者的多年呼籲下，這筆費用從5500元降到了1250元，卻再不肯往下降。這次鐵通衝了進來，戰略自然要調整，中國電信迅速做出反應，宣佈取消初裝費。鐵通想從「壟斷之碗」中大搶一把的算盤落了空，反倒是意外便宜了全中國的消費者。
如果說，對壟斷行業的戰略重組頗見成效的話，那麼，如何對國營企業進行有效管理仍然是一件讓人頭痛的事情。於是，一些很有點「黑色幽默」的新聞層出不窮。【國企重組獲得成效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傾斜性的稅收優惠，據《中國財政年鑒》（2001年）的數據，從1985年至2000年，國家財政稅收總額從2040.79億元增至12581.51億元，年均增長12.89%，同期國有企業的所得稅從595.84億元增至827.41億元，年均僅增長2.21%，遠遠低於稅收總額的增長速度。】
今年6月，國家工商局突然出台了一個政策，宣佈國營企業如果要做廣告，其投放金額必須控制在企業銷售收入稅前比例的2％。這條「禁令」據稱是為了防止國營企業亂投廣告，浪費國家財產。這兩年，中國消費品市場的廣告巨星是東北一家叫哈藥集團的國營藥廠，在1999年之前它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型藥廠，其總資產不過一億元，每年的科研開發費用也從沒有超過250萬元，可是從這年開始，它突然實施廣告轟炸戰略，1999年砸下7億元，2000年的頭5個月接著砸下5.7億元，一舉成為中國第一廣告大戶，哈藥的知名度和銷售額也急劇上升，在它的示範效應下，各地的國營藥廠、電器廠紛紛打起了廣告戰。「廣告限額令」一下，企業頓時亂作一團，僅僅半年多，工商局只好再做補充條款，宣佈製藥、食品、日化和家電企業－－這都是最有廣告投放衝動的行業－－可以把廣告投放比例提高到8％，很快，這條「限額令」再也沒有人提及了。
比廣告限額更荒唐的政策當然還有。為了防止國營藥店互相競爭搶生意，一些地方的藥監部門專門出台了一個政策，規定「500米範圍內不准開設第二家零售藥店」，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有點哭笑不得地提問說，「政府怎麼保證得了500米以上就是合理佈局？它就是50米內開5家店，是賺是賠自有藥店經營者承受後果，何需要政府勞神呢？」周教授的設問很有力，不過還是有人提出反詰，「如果那些國營藥店虧損了，還不是要政府來給它擦屁股？」兩個問題，又把搖擺了二十多年的矛盾扯到了體制上。
藥監部門的這種監管思路看上去很可笑，然而，其內在的邏輯卻十分清晰，那就是要防止壟斷或半壟斷行業內，國營企業之間的互相「砍殺」，對管制者來說，手心手背都是肉，競爭的結果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最優的狀態當然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發生在航空業的故事就很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