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總書記親自與會，並在開幕式的晚宴上演講，他說，「今晚我們所在的上海浦東陸家嘴地區，六年前還是一些簡陋的住宅和農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生機盎然的金融貿易區。五十多年前，我到上海讀大學，對舊中國的貧困落後和國勢衰敗有著深刻感受。正是在那個時候，我立志獻身於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偉業，並一直奮鬥到今天。」江澤民的演講無疑感染了所有的與會者。財富年會是上海承辦的最高規格的國際會議，從1990年確定浦東開發戰略以來，這座當年遠東第一大都市的面貌日新月異，到1999年，內環和外環高架、楊浦、南浦和盧浦大橋、地鐵二號錢、浦東機場以及世紀大道、浦東大道和中國第一高樓金茂大廈等一系列大工程都已經或者接近完工。此次年會的舉辦，意味著上海又重新回到了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行列，後來的數據顯示，在年會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跨國公司落戶上海的速度驟然加快，有超過70家名列世界500強的公司在這裡投資、設立地區總部或者研發機構。
跟好奇、務實的跨國公司領導人相比，與會的200多位中國企業家則表現得更加的亢奮。畢竟這是第一次國際性的商業盛宴，對很多人來說，一份入場券便似乎意味著一張全球化的門票。
就在8月期的《財富》雜誌上，一年一度的世界500強企業評選公佈，中國有5家企業上榜，它們是中石化、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化公司和中糧集團，均是清一色的國字號壟斷型企業。於是，是否有更多的中國企業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進入500強榜單，成了本土企業家們最津津樂道的話題，海爾集團的張瑞敏做為唯一中國公司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雄心勃勃地闡述了他的國際化思路，三九集團的趙新先等則在接受採訪時都提出了振興民族產業和進入500強的時間表，他們把年會看成了一個宣誓的舞台，韋爾奇在回到美國後對記者說，「我看到的中國企業家大都像是在演戲。」北京的《中國企業家》雜誌則心情複雜地評論說，「到上海出席論壇的500大巨頭，很難理解中國企業家對躋身500強的那種宗教般的情懷。在美國，能否進入500強可能影響公司股票走向及經理薪金，而對中國企業來說，500強情結包涵了企業家的人生價值與民族責任。」
這樣的評論儘管中肯卻得不到太多的回應，因為世紀末的中國實在蕩漾著太多的憧憬。11月15日，一張真正的全球化「門票」終於預售成功了，這一天，中國與美國正式達成協議，後者表示支持中國進入WTO世界貿易組織。
從1982年起，以特邀觀察員身份參加關貿總協定組織（WTO組織的前身）的部長級會議，到1986年7月，正式提出復關申請，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一直努力申請加入這個國際性的經濟合作組織。而維護己國利益的美國一直是最大的障礙，早在1997年，中國已經完成了除美國之外的所有重要的多邊談判，中美談判卻幾經波折。今年4月8日，美國提出一份苛刻的、中國加入WTO後的市場開放清單，遭到朱鎔基總理的拒絕，他對香港記者說，我只能說盡快，愈快愈好，但我也不著急。
談判在5月份似乎陷入了絕境。這個月的8日，美國導彈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三名媒體記者死亡。北京的大學生走上街頭，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前點起蠟燭，為死難者守夜，轉而衝向他們心中能代表美國的跨國公司，麥當勞被迫關門歇業一天，IBM大樓的玻璃被石頭擊中了，微軟大中國區總裁羅邁克緊張地在公司向員工發出安慰郵件，稱「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關門，職員可以回家避難」。學生們的情緒很微妙，北京大學計算機繫在學校貼出標語－－「抵制美國貨，計算器除外」，而更多的學生在白天遊行結束後，晚上又到燈下複習「托福」。
反美的情緒還十分快捷地投射在商業上，已經是全國最大飲料企業的杭州娃哈哈不久前剛剛推出碳酸飲料非常可樂，「誤炸事件」發生後，宗慶後當即製作了一條粗糙而及時的愛國廣告片，三枚美制導彈呼嘯襲來，由非常可樂化身的中國導彈升空迎戰，配音是鏗鏘有力的男高音：「非常可樂，中國人自己的可樂」，據稱它很是起到了促銷的作用。互聯網觀察家方興東則在今年夏天出版了《起來－－挑戰微軟霸權》一書，他指責微軟「破壞了市場的公正性」，是「披著神聖的知識產權的外衣」的侵略者，這位清華大學的博士寫道，「正如北約的三枚導彈從不同角度襲向中國駐南使館一樣，微軟在中國全方位的行動也讓我們措手不及。」就在反美情緒如此高漲的同時，美國又與日本公佈了以亞洲周邊國家為假想敵的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種種跡象表明，中美關係再度走上鋼絲線。就在很多國際輿論已經對中美WTO談判十分失望的時候，協議卻戲劇性地達成了。也許所有偉大的時刻都是充滿了戲劇性，100多年來，中國人一直試圖以積極、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經濟的大家庭，在20世紀的最後一個年份，我們終於握到了這張「入場券」。
【企業史人物】
胡潤造榜
胡潤的本名是RupertHoogewerf，他是一個出生於1970年的英國人。從1999年起，他在中國推出「富豪榜」，每到年終必將在中國濺起一陣不大不小的波瀾。
胡潤到中國是1990年，他作為一個進修生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了一段時間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胡潤又回到了中國。他在上海灘上混了日子，東闖西突的搞不個名堂，很苦惱，便向家鄉的老爸訴苦。老頭子一語驚醒夢中人：你有沒有搞明白，在中國，在上海你是誰？胡潤說，從那時開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讓自己成為一個「誰」，那才會有機會。於是，他想到發揮自己的會計師才能，為中國富人做一個排行榜的主意。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經搞出過一個中國富豪榜，之後就因難以操作而中斷。
1999年，胡潤炮製出來的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出來了，他給《金融時報》、《泰晤士報》、《經濟學家》、《財富》、《商業週刊》、《福布斯》等專業財經媒體各發了是份傳真，他寫道：「我是一名安達信公司的會計師，在工作之餘做了這份『中國大陸50強』。10月1日，中國就要成立50週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擁有財富的多寡來定義的話，那麼這50人就是中國大陸最成功的人，他們的故事能讓我們瞭解中國共產黨50年的歷史。如果貴刊有興趣的話，請和我聯繫。」結果，以創造「金錢名利場」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興趣，並將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這樣，胡潤出名了。
名單剛一問世，質疑、譴責之聲便鋪天蓋地而來。一些上榜的企業家要和胡潤對簿公堂，沒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討個說法」，甚至有媒體說，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單，資料不準確、關注範圍狹窄、計算方法錯誤，甚至這種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無數問題。《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曾在一篇題為《一段眼花繚亂的財路》的文章中有過一段十分生動的敘述：忽然到了秋天，我們的老朋友胡潤來電話，說新一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幾天後就要出爐了，這回不再是50人，而要擴編到100人，可能是一下子擴得太猛了，還差幾個湊不滿100人，問我能不能給他幫忙推薦幾個人。下夜班回家的深夜，我一手搬方向盤，一手拿手機，胡亂說了幾個自認為很新銳而胡潤可能不知道的名字。等幾天後《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出來。我現學現賣給他的那12個名字，有4個人赫然列在前12名，其中歐亞農業的楊斌高居第二！
可是，無論如何，胡潤因此成了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角色，幾乎所有的中國頂級富豪都生怕他遺漏了自己，可是當自己真的出現在排行榜上的時候，卻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這樣的輿論聚焦中，胡潤一夜之間暴得大名，他出沒在各種媒體之上，他對某一位企業家的些許點評都能成為財經或八卦新聞的發酵源。他上中央台《實話實說》節目時，主持人崔永元用當年毛澤東寫白求恩的語調介紹他，「胡潤，一位英國小伙子，不遠千里來到中國，做了一個中國人本來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國富人推向了世界，讓世界瞭解了中國……」
到這時，胡潤和他的排行榜，已經構成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商業人文現象：對財富的追逐和關注，使排行榜倍受矚目，而原始積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學乃至相當多人的仇富情結，則造成了觀念及商業運作層面的混亂。以至於每次排行榜公佈，便會有稅務機構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稅，而往往又是一查一個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頂級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則常常在傳媒的追蹤下突然顯出不該有的「尾巴」來，如仰融、楊斌、顧稚軍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傳媒的高度關注中，眼睜睜地看他們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頓生。在某種意義上，胡潤的百富榜竟像極了7、8年前中央台的「標王」，一夜成名靠的是它，百劫不返也因之是它，甚至有人稱之為「囚徒榜」或者「殺豬榜」。
胡潤對自己在中國商業界所造成的轟動頗有點得意，在一次訪談中，他直截了當地說，「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個工具。如果是一個中國人，或者中國機構來做這個排行榜，都會被罵死，但是，我恰巧是一個英國人，還有一個美國雜誌，我們來做，就順利一點。」胡潤的這個說法無疑是真實的，這位30出頭的英國青年以他的大膽和魯莽意外地打開了一扇「窺視的天窗」。
胡潤是靠排行榜與《福布斯》搭上關係的，他從來就沒有成為過這家美國老牌財經雜誌的正式編輯，他一直是以「中國地區首席調研員」的身份開展活動的。當胡潤在中國真的鬧到了風生雲起，《福布斯》便有點手忙腳亂了。2002年11月，《福布斯》總編史迪夫·福布斯來南京參加「世界資本論壇」，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想到，在論壇期間他竟會成了眾多記者圍堵的「明星」。史迪夫明顯是感受到了胡潤排行榜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以及圍繞著排行榜而帶來的正面以及負面的效應。很快，《福布斯》與胡潤解約。
不過，這時候的胡潤羽毛已豐，他很快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潤百富榜」，他已經完全地融入到了富有中國特色的財富遊戲中，並且顯得那麼的如魚得水，他相繼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單，諸如房地產富豪榜、慈善家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鋼鐵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專門為溫州做了一個溫州富豪榜。他還出版一本叫《百富》的直投雜誌。
這些不無混亂和刺激的排行榜，一持續就是年復一年，胡潤認為自己已經越來越接近事實的真相了。隨著資料和數據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的日趨完善，胡潤有信心搞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排行榜。同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這位聰慧而勤奮的英國青年也對中國有了新的理解，跨國際的視角使他得出了很多不為人注意到的「財富細節」。譬如，他觀察到，中國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產商，2003年則多了很多與農業－－也就是說與土地有關的新富。與IT行業有關的只有4、5個人，而在美國，前10名富豪中至少有5名是出身IT。
在全美400富豪中，美國人數最多的是做娛樂媒體的，而中國只有一個人。胡潤「百富俱樂部」的門檻，在1999年是600萬美金，2002年就上漲到了8000萬美金，到2007年，前十位的底線已經上升到330億元。這些大陸富豪的平均年齡從來沒有超過45歲，其中能說流利的英文的不到2％，而這些富豪的孩子們能說英文的，就佔到了50％以上……這些有趣的數據，如果沒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較是無法得出的，胡潤是一個細心人，他把排行榜當事業做了下去。此外，他還很熱衷主辦各種各樣珠光寶氣的Party，在這些秀場裡，除了富豪就是美女、洋酒、珠寶和豪華轎車，胡潤知道奢侈的意義就是把金錢浪費給別人看，他也願意創造這樣的機會。
平時，胡潤喜歡穿休閒服，淺黃的外套，圍著一條黑灰相間的格子圍巾，這讓人們想起了塞林格對英國紳士的一個描述，「他們要麼夾著一把雨傘，要麼叼著一根煙斗，要麼，就不分季節地披著一條格子相間的圍巾。」胡潤說話的樣子很細緻，很注意對方的感受，並時不時地用稍有誇張的表情來對你的言談做出反應。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對漢文化的瞭解更是讓人意外，有一次，他反問前來採訪的中國記者，「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文明是出現在什麼時候？」就在記者們遲疑不決的時候，他得意地說，「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