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的「標準版本」是這樣的：張瑞敏到四川西南農村考察，發現當地農民用的洗衣機的排水管經常有污泥堵著，張瑞敏就問當地人原因。農民說：我這個洗衣機不但用來洗衣服，還用它來洗地瓜。回來後，張瑞敏就對科研人員說，農民用我們的洗衣機洗地瓜，把排水管都堵住了，看看能不能想想辦法。科研所一位小伙子對張瑞敏說，洗衣機是用來洗衣服的，怎麼能用來洗地瓜呢？張瑞敏說，農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這個信息是用金錢無法買到的，你們要研製一種能洗地瓜的洗衣機。研發部門接到這個課題以後，在一個月的時間裡研製出了全球第一台地瓜洗衣機，科研人員在洗衣機上裝了兩個排水管，一個粗一點，一個細一點，洗地瓜時用粗的，洗衣服時用細的。後來，海爾又根據消費者需求，研製出了「打酥油的洗衣機」，「洗龍蝦的洗衣機」。
在那幾年，海爾的「地瓜洗衣機」成為傳媒津津樂道的創新故事，甚至被寫進了大學的教材。一個叫鍾偉的學者疑問說，「這點地瓜，跳到河邊井邊用手洗省力省錢又乾淨，為什麼非得費水費電費時間地用洗衣機呢？」這種對產品創新的曲解和誤導，最終讓中國家電業的技術進步陷入到了形式主義和技術空心化的歧途，在所有的家電品類中，核心技術的突破始終沒有實現，一直到2008年，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家電製造基地，但是仍然無法完整地製造出一台百分百的「中國彩電」、「中國冰箱」或「中國空調」。
在1996年，所有的危機都遠如天邊一朵若有若無的烏雲。人們目力所及的是一幅充滿了玫瑰色的前景，消費市場空前活躍與繁榮，本土公司充滿活力和激情。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也看上去是最成功的，北方的俄羅斯經濟正陷入困境，自1992年推行「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經濟改革以來，該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宏觀經濟持續下滑，居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30%—40%，甚至連人均壽命都減少了3.6年，嬰兒死亡率高達15.9%，成為世界上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國家，為了支持葉利欽政府，西方提出了102億美元的緊急援助計劃。
《新聞週刊》在今年的一篇報道中寫道：「中國正在每一個領域製造令人驚奇的巨大影響，從台灣海峽到美國商店的地板，這都是1979年鄧小平改革開放時候所沒有被預見到的。一個強大的中國開始出現。作為一股經濟力量，中國正進入和改變著全球市場，有些時候甚至書寫了他們自己的遊戲規則。」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在新出版的《亞洲大趨勢》中預言亞洲將會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而中國無疑將成為亞洲的中心。這段文字被人一再地引用，其實，這位大鬍子的美國人在那本書裡還說過一句更有寓意的話卻被人們忽視了，他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不是去趕超美國，而是應該造福於中國人。」在今年，更讓人們充滿了憧憬的是，明年將是香港的回歸之年，百年恥辱一日洗去，在很多人看來，「中國世紀」的腳步聲真的已經傾耳可聞了，受樂觀景氣的影響，上海的股市從年初的537點上漲到了11月的1200點。
這種高昂的民族自豪情緒還十分生動地體現在兩本暢銷書上。
5月，一本《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的政治評論著作一面市就引發熱浪，首版發行五萬冊，只用了二十多天就一售而空。這本書的五位作者都是大學畢業不久、三十歲上下的文化青年，書名明顯受到6年前那本著名的《日本可以說不》的影響，而其民族自豪的色彩也同樣的濃烈。90年代中期，中美之間自1989年以來的緊張關係仍在持續。美國政府遊說各國抵制北京承辦2000年奧運會，並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多加阻攔，1994年，賴斯特·布朗發表研究報告《誰來養活中國》，根據他的計算，中國未來三十年的浪蝕產量將呈下降趨勢，中國不但養活不了中國人，就是全世界也養活不了。
「布朗報告」引發很大的國際震撼和中國民眾的憤怒。《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最重要的觀點是，對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提出質疑，並猛烈批判中國國內的崇美、親美思潮，進而大膽地為中國的崛起吶喊。在「前言」中作者寫到，「美國誰也領導不了，它只能領導它自己；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這本書被迅速翻譯到美國和日本，美國駐華使館還專門約請作者交談，它被視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一個象徵性事件。【《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是，張藏藏、宋強、喬邊、古清生、湯正宇。1996年，中國出現了多本以反擊美國霸權為主題的政論類圖書，影響較大的還有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到了年底，一本商業圖書引起了同樣的轟動。曾經擔任過聯想公司公共關係部總經理的陳惠湘寫出了《聯想為什麼》，作者以親身經歷敘述了聯想公司的成長歷程，以及在這其間形成的管理思想和經營模式。這是應該算是第一本以中國現代公司為研究標本的商業書籍。聯想被認為是中國崛起中的一個榜樣，作者寫道：「學完美國學日本，到頭來能不能解決中國企業的問題？中國需要研究自己，中國需要集體英雄主義。」在書的封底，編輯者更是用黑體字醒目地提示說：「在這本書面前，我們只需深思一個問題：我們該怎樣愛自己的祖國。」
這種貌似深邃的設問背後，無疑飄揚著一股倔強的、捨我其誰的浩蕩意氣。
但是，世界真的如此令人著迷嗎？
【企業史人物】
一人三九
吳曉波
2005年11月19日，趙新先去北京頤和園遊玩，那天他的心情不錯，一路上讓家人拍了不少照片。在出園的時候，幾名警察攔住了他。第二天，趙新先出現在南方的深圳梅林看守所，它位於筆架山西南側的一個很冷僻的山凹裡，四周長滿細高筆直的桉樹和碩大樹冠的荔枝樹。趙新先被關押在一間只有幾個平方米的囚室裡，囚室的窗口很高，踮著腳往外望，瞧得見南方浩淼的星空。從這個地方向東走1000多米，再拐一個彎，就是三九集團的總部。
1985年8月7日，廣州第一軍醫大學下屬南方醫院的藥局主任趙新先受命到廣州城郊的筆架山上創辦藥廠，跟著他的有6名醫院的員工和8個聘用的工人。他躺在一個鐵皮做的狗棚裡，四周茅草叢生，滿目荒蕪。他用鐵鍬當枕頭，用軍衣當被子，曲身而眠。那年他43歲。
從狗棚到囚室，趙新先走了整整20年。
趙新先是三九集團的創始人。他把一家軍醫附屬工廠辦成了中國中藥企業中惟一一個把產值做到將近100億元的企業。趙新先是靠三九胃泰起家的。這個配方是幾年前他在粵北鄉間從老鄉那裡得來的，原料是南方特有的三椏苦和九里香，對治療胃病有奇效。當年推廣產品的時候，他不像別的廠家那樣扛著產品四處推銷，而是穿上整潔威嚴的軍服，到各大中心城市去開「學術報告會」。他把各地的衛生局、藥材公司、各大醫院和新聞媒體邀集在一起，大講「三九胃泰」的病理和藥理。趙新先一個月跑了10個城市，開了十場學術報告會，所到之處必刮起一陣「三九旋風」，等他回到深圳，訂單已如雪片般追蹤而來。辦廠第一年，南方藥廠就拿下1100萬元的銷售收入。
在廣告營銷上，趙新先有兩個發明。他是出租車頂箱廣告的中國發明者，1988年，他在一部美國電影中偶爾瞥見一輛車頂背著個廣告燈箱的出租車一閃而過，第二天，他就跟廣州市的出租車公司洽談，在400多輛出租車上安裝了「胃藥之王，三九胃泰」的頂箱廣告。這些車在市區四處跑，傳播效應出奇的好，這種廣告形式很快風靡全國。趙新先還是明星廣告的首倡者。也是在這一年，他說服著名的老電影藝術家李默然為產品做廣告，這則全國最早的明星廣告一在中央電視台播出，頓時就引起轟動。人們開始討論，明星到底能不能做廣告，李默然到底收了企業多少錢，這些爭議讓始料未及的李默然困擾不已，卻把三九胃泰的名氣越炒越大。某種意義上，在整個80年代，三九是最成功的市場化企業之一。
在企業史上，三九最出名的還不是它的效益驕人，而是它獨步天下的「一人機制」。在公司裡，趙新先是總經理兼黨委書記，下面不設副總經理，集團總部只設黨務部、財務部和人事部三個機構，甚至連總裁辦公室都沒有，趙新先之下設五個秘書，分別處理相關具體事務。三九的管理模式，在當時國內的所有國營企業中絕無僅有，甚至是不可想像的，它突破了僵化的國營體制對企業的束縛，帶來的結果是真正的政企分開，從而解決了國有企業十多年來始終難解的老大難問題。
關於「一人機制」最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1992年9月。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到三九集團視察，看後十分滿意，臨走時朱鎔基提出要跟藥廠的領導合影留念，他對趙新先說，「老趙，把你的那些副廠長叫來一起照。」趙說，「副總理，我這沒有副廠長，領導就我一個人，我是廠長、書記、總工程師一身兼。」
這個細節被記者寫進了報道中，「一人機制」頓時在國內傳為美談。1993年，中央電視台編輯播出了一套介紹國營企業改革經驗的電視專題片，第一篇是「海爾經驗」，第二篇就是「三九機制」。客觀的說，一直到趙新先退休的那一刻前，他一直牢牢地掌控著這家國有企業，而其得失成敗也可謂「成也一人，敗也一人」。
三九的興衰與多元化有關。從1996年到2001年，三九出手購併了140多家地方企業，平均每一個月購併2家。2000年，趙新先在資本市場上強勢出招，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一舉成為三家上市公司的主人，在當時的資本市場上，只有唐萬新的德隆系同時控股了湘火炬、新疆屯河及合金控股三家上市公司，趙新先不無得意地說，「在資本市場上，三九的表現僅次於德隆。」
為了實現全球最大中成藥企業的夢想，從2000年起，趙新先在國際和國內兩大戰線同時出擊，分別實施全球創建1000家連鎖中藥診所的「麥當勞計劃」和在國內開辦1萬家連鎖藥店的「沃爾瑪戰略」。趙新先是那種頗有戰略直覺的企業家，在產業的每一個轉型點，他都能很早意識到，並迅速地做出反應。但他在項目的執行上則總是顯得「大而不當」，在一次又一次的佈局和衝殺中，三九的企業規模越來越大，但是能夠給企業帶來直接效益的項目卻始終未現。2003年，四處狂奔而無所收穫的趙新先和他的三九衝到了懸崖的邊緣。秋天，媒體披露三九共欠銀行貸款餘額98億元，已經陷入巨額財務危機。此文一出，頓時把三九的資金窘境曝光天下，接下來的一個多月裡，銀行的「討債大軍」紛沓而至，三九總部一片混亂。
在這樣的時候，試圖自救的趙新先突然把矛頭對準了國有資產的擁有者。他認為，「三九負債率偏高的根源在於三九集團是一個怪胎，作為國有企業，其國有出資人是存在的，但卻沒有實際出資，國有出資人沒有履行出資義務。對於三九集團而言，國家不僅沒有出一分錢，而且也從未享受過債轉股、貼息貸款等優惠政策。」
很顯然，已經超過了60歲慣例退休年齡的趙新先不想再坐等下去了，他想利用此次財務危機，徹底———至少部分地解決三九的產權問題。
2004年3月，在北京的全國兩會上，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趙新先在接受中外記者採訪時，再度把矛頭直指國資委，他說，國資委應當擔負起企業股東為獲得發展的流動資金增加投資，投入新的資本金的職能。兩個月後，趙新先突然被免去三九企業集團總經理、黨委書記職務。2005年底，趙新先因涉嫌「向境外轉移資產被宣佈雙規。2007年6月，以「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深圳市羅湖區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九個月。
1995年，正如日中天的趙新先作為特聘兼職教授，受邀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元旦座談會，兼任院長的朱鎔基對他說，你放心。即使南方藥廠垮了，我還要請你當教授，為什麼？因為你可以從這裡總結經驗，企業是怎麼垮的？當然我不希望垮。
此言悠悠，竟藏無窮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