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下卷) 第三部·1995年:收復之役 (5)
    在座談會上,政府官員、法學專家和商場老總們就「王海是打假英雄」還是「刁民」、「是新型消費者還是鑽法律空子?」爭論得面紅耳赤,在一些與會專家和官員的猜想中,這是一個「老謀深算、專靠損招兒發財的年輕人」,當長著一張娃娃圓臉、頭戴棒球帽的王海突然出現,楞頭楞腦地坐上主席台的時候,很多人都笑出了聲音。王海念了一篇別人替他起草的《我的困惑》:「……我很困惑,難道我做一件於國於民有益的事情錯了嗎?」來年3月,中央電視台創辦第一檔即興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主持人崔永元第一時間想到了這個名氣已經很大的「刁民」。

    王海很想上節目,但是當時已經有商家揚言要「滅掉王海」,他擔心在電視上露面不安全,二來,上了中央台之後,全中國的售貨員都知道他長什麼樣,沒人敢賣給他東西了。崔永元給他出主意,說可以化妝。王海被戴了個假髮套,粘上唱戲用的鬍子,再配副茶色鏡,一照鏡子,連他都認不出自己來了。進入演播室,見到中消協投訴部主任武高漢,王海叫了聲「武老師」,武高漢扶著眼鏡看了好一會兒,才弄清他是誰,武高漢的眼淚竟差點兒掉出來,他說王海得化妝才能亮相太可悲了。王海覺得化妝太假,但戴墨鏡這招兒挺安全,從此,他在公開亮相的場合都戴著一付墨鏡。

    王海的刁民行動當然沒有止步於北京城,他很快跑到南京、長沙和杭州各地「買假索賠」,邀請他的大多是當地的媒體,他們貼身跟隨王海,進行熱鬧的追蹤報道。於是,王海走到哪裡,哪裡的商界就陷入一片恐慌,有商家提出"防火防盜防王海",還有的商場向營業員派發王海的照片,讓她們一定要「死死記住這個相貌」,並設計好了婉言對付他的標準問答,一些商場發現王海來買假的時候,要麼找借口死活不賣,要麼故意把發票開得很不清晰。他到廣州的消息曝光後,當地幾個大商場的老總緊急徹夜開會研究對策,大家統一口徑,王海在廣州買了幾萬塊錢的假貨,所有商家都口徑一致地不賠不退,逼著他去打官司。

    王海講起話來慢條斯理,天生是一個思維很縝密的人,他的學歷不高,卻似乎很會規劃自己的人生。1996年底,他順勢成立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他的打假事業從此進入了公司化運作。大海公司開始接受企業委託打假。他的第一單生意,是幫廣東愛得樂公司打假。該公司是東南亞銷量最大的摩托車尾箱和頭盔的生產企業,但市場上每年都有30至50萬個冒牌貨,公司為打假已斥資300多萬元。走投無路下請王海加盟打假。王海東顛西跑了10多個城市,幫「愛得樂」取締了40多個售假窩點。王海的「商業化打假」自然又引起輿論的一場大爭論,他則很坦然地說,「我們可以給人當槍使,今天你請我們打他,明天他也可以請我們打你。這樣做既可以促進行業自律,我們也能從中得到利潤,最終還有益於消費者。」他的底線是兩條,「只要證據確鑿,只要沒有違法。」

    1998年,大海公司在為客戶調查一宗假藥案時,瞭解到性病游醫詐騙問題嚴重。於是王海就派業務員赴合肥、長沙、成都、太原、重慶等地調查。發現一個當年在福建莆田縣秀嶼鎮街頭賣耗子藥的家族,與各地上百家牌子很響的醫療機構"合作",藉著鋪天蓋地的廣告狂轟濫炸,發展成了全國性的"性病診治"集團,每年從性病患者身上牟取數千萬元的暴利。王海在媒體揭露了性病游醫"占氏家族"詐騙患者錢財的黑幕,同時,向衛生部舉報了"占氏家族"的違法行為,當年底衛生部下文對各地游醫進行取締。有人估算,此舉每年使消費者避免20億元的損失。1998年12月,為了紀念改革開放20週年。中央電視台拍攝《20年20人》專題片,王海與張瑞敏、吳敬璉、李寧、王石、陳章良一起入選,在一次節目錄製中,經濟學家吳敬璉在送他的書上題字「市場清道夫」。

    王海的打假越來越呈現出職業化的特點。他曾協助煙草專賣局取締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煙窩點,查獲555、紅塔山等假煙案值280萬元;協助浙江技術監督局查處全國最大的假閥門案件,案值400多萬元;協助工商局取締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窩點,該窩點年產假酒近2000萬元。他還與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合作,代理了世界名牌撲克牌、自行車在中國的打假。甚至,連搖滾歌手崔健要搞反盜版和反假唱運動也拉上了王海。2004年,他又有了一個驚人之舉,作為北京市的新居民,他宣佈要競選朝陽區人大代表,為此,他聘請兩個北京廣播學院的大學生義務當他的競選助理,到處散佈他為選民服務的主張。競選的結果當然是落選,他說,「結果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沒有當上正式候選人,參選的起點跟其他候選人不平等。不過5年後我還會參選,但參選之前,我會向全國人大等立法部門提交對《選舉法》修改的建議,因為現在選舉法明顯滯後了。」人們對這位當年的青島青年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這之後,王海受邀參與一個題為「社區自主治理"」的課題組,該項目經費來源於國家哲學基金,他曾起草《關於物業管理的立法議案》,經31位全國人大代表簽名後遞交給了全國人大。他還專門到紐約去考察非盈利組織NGO的運作模式,回國後,還真的籌辦了一個非贏利組織,招募志願者為公共利益服務,這個組織建立反欺詐網站,每天發佈各種商業欺詐行為和不誠信行為的警示,避免消費者受騙上當,同時將在社會上收集、核實各種欺詐行為和各種壟斷侵權行為的線索,向有關部門舉報、揭露。

    2007年,在購買假索尼耳機的12年後,34歲的王海說:「我的理想是在國內成立一個為公共利益服務的非贏利的反欺詐組織。」從青年「刁民」到有公眾服務精神的「維權專家」,王海一路走來,好像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企業史人物:管金生】

    萬國大佬

    1995年2月26日,國際金融界發生了一場大地震,有著233年歷史的英國老牌商業銀行宣佈破產,其誘因居然是因為一個多月前,它在新加坡的一位28歲的期貨經理的一個錯誤判斷。1月份,這個名叫尼克·裡森的年輕人看好日本股市,分別在東京和大阪等地買了大量期貨合同,指望在日經指數上升時賺取暴利。誰知天有不測風雲,月底,日本的大阪和神戶地區發生大地震,東京股市掉頭下挫,巴林銀行最後損失金額高達14億美元之巨,不得不宣告破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後,美國《財富》將他評為「影響二十世紀的商界領袖」。當時,華爾街爆發了美國通訊公司及安然公司的醜聞事件,巴森在獄中說,「我曾猜測巴林銀行的倒閉意味著國際金融市場加強審慎監管時代的到來,但是,近年來全球金融醜聞不斷,說明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的簡單。」】

    中國最大的證券公司萬國證券的總經理管金生在1月底就耳聞了「巴林事件」,他對上海的另一位「證券教父」、申銀證券的闞治東說,「中國要發生那麼大的事件,大概要等十年以後吧。」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造化居然如此弄人,幾乎就在他說這段話的同時,他一手導演了一場毫不遜色的大災難。

    此時的管金生正春風得意,萬國證券在他的打理下,從4個人、半間小辦公室起步,已經發展成擁有250多名員工、與國內外兩百家以上金融機構有合作、總資產超過12億元的明星公司。從去年的下半年起,上海證券市場的國債期貨交易漸起高潮,與股票市場的低迷相比,國債期貨的成交量日日放大,各個品種的價格也上漲得讓人眼紅心跳,當年就是從國債倒賣起家的管金生在這波行情中當然不會落於人後。1995年1月,國債期貨市場最大的一個懸念是1992年發行的三年期國債券會不會加息。這期代號為327的國債規模有240億元,將在6月份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補貼率,每百元債券到期應兌付132元,而此時在市場上的流通價為148元上下。當時,銀行的儲蓄利率為12.24%,市場普遍認為327的回報太低了,因此有消息稱,財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

    但是管金生不這麼看。他認為目前的宏觀局面是投資過熱,金融秩序混亂,特別是不久前發生的沈太福集資案,讓中央在利率提降等敏感決策上會採取保守的策略,因此,不可能從國庫中拿出額外的錢來補貼。於是,他下令萬國做空327。

    然而,這次他竟賭錯了。他的做多對手是中國經濟開發總公司,隸屬於財政部。2月23日,財政部宣佈提高利率,327國債將以148.5%元兌付。

    消息一經得到核實,327國債的市價就開始一路上漲,當日上午,價格就衝到了151.3元,比上日漲了3元多。這時候,管金生手中握有大筆327期貨合同,每上漲1元,就意味著他將賠進10多億元。被逼到死角的管金生急紅了眼,他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必須把價格打回去,萬國在市場上不斷放單,多空雙方發生慘烈的絞殺戰,市場上一派血雨腥風。到收盤前的最後7分鐘,已經失去理智的管金生孤注一擲,共砸出2112億元的賣單,硬是把價位打落到147.4元。

    管金生的瘋狂舉動,終於讓管理當局無法容忍。在這一天的攻防中,萬國放出上千億元的賣單,這至少需要100億元的保證金,它顯然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資本保證,毫無顧忌的違規操作幾乎是鐵板鐵板釘釘的事。當晚,上交所受命宣佈,16點22分13秒之後--也就是管金生用天單壓盤的那一刻前--的交易是異常的,經查是萬國證券為影響當日結算價而蓄意違規,故此後的所有327交易均無效。試圖虎口奪食的管金生終於被老虎咬住了,當時的局勢是,如果按147.4元的收盤價計算,萬國在327國債期貨交易中盈利10多億元,而按上交所後來的決定,萬國則巨虧60億元。

    5月19日,管金生被逮捕。9月15日,上交所總裁尉文淵因管制不力被免職。1996年,萬國與申銀合併,改稱申銀萬國。

    把中國股市攪得天昏地暗的327事件遺下很多疑雲,雙方爭奪的焦點其實就是327國債到底會不會「升息」。很多證券專家事後承認,「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升息,而且一升就是5個百分點。」至於市場上的多空絞殺更是失去約束,雙方都在保證金不足、惡意操縱價格等方面存在諸多的違規行為。

    對管金生的審判結果要到1997年的2月份才出來,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有意思的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因為327國債事件而被捕的,但是對他的指控罪名則是受賄和挪用公款,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指控,管金生利用職權,先後三次受賄29.4萬元,此外還挪用公司公款240萬元供他人進行營利活動,「犯罪情節特別惡劣」。管金生是中國企業史上獨特的「法罪錯位」現象的又一個犧牲者,這位從江西小山村裡走出來的股市梟雄功敗垂成,無語向天,他沒有委託辯護人,也拒絕法院為其指定辯護人。

    【法罪錯位:任何一場改革都無先例可循,因而,在一個變革的年代,很多改革的行為在一開始都是對現有體制的突破,因而「先天」地帶有違法、違規的特質。這使得改革者必須冒有絕大的風險。而當其變革行動受到質疑的時候,當政者往往不願意對其行為進行直面的辯正一一很顯然,這將對現有體制構成更大的挑戰,於是假借一些另外的罪名達到處置的實效,便成了最便捷和保險的選擇。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大變革時期,「法罪錯位」幾乎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三十年企業史,企業家落馬無數,而喊冤申屈之聲不絕於耳,一些被定罪的企業家往往犯事於東,卻獲罪於西,這就是非常隱秘的「法罪錯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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