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依據國家憲法（基本法）建立透明的法律體系。所謂透明，就是要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有公民的廣泛參與，把政府決策和運行的程序和方式通過法律作出具體、清楚和有效的規定，法律必須要讓受調節者普遍知曉，法律不能追溯行使，等等。在確保法律反映民意的同時，也要充分徵求專家的意見，使之符合法律的技術性要求。
（3）要完善司法體系，實現獨立審判和公正執法。在執法方面，需要有高素質的、獨立的法院系統。所謂獨立，是指法官遵守憲法的原則，並按照符合憲法原則的法律規定，依靠理性和案例積累，獨立作出判決，而不受任何權力的干擾。
（4）要通過法治切實保護公民的基本權益（包括財產權、生命權、人身自由、隱私權和言論自由），切實保證政府在執行自己的職能時遵守法定程序，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以國家利益的名義侵犯公民的基本權益。市場經濟的活力來源於每一個公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而公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能否充分地發揮，又取決於他們的基本權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護。
（5）要正確處理黨組織對立法和司法工作的政治領導的問題。正像《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所規定的：「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就是說，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地位、權力、義務以及行使權力的方式、程序要通過法律作出具體、清楚和有效的規定，使之變得有法可依。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黨的各級組織應全力維護法律活動的程序公正，而不要干預司法。
2002年11月8日，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進一步豐富了政治改革的內容，除了重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口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敬璉和江平創建了上海經濟與法律研究所，法律學者梁治平出任所長。從11月底到12月，他們聯袂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長春等地出席各種論壇，大聲疾呼「法治的市場經濟」。這兩位老先生，一個是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一個是最著名的法學家，可謂是超級豪華的拍擋。更有意思的是，他們的年齡加在一起已經超過140歲，算得上是全球最年長的演講組合之一。
12月底，《財經》雜誌邀請吳敬璉、江平和張卓元以「法治中國」為題進行了一次對話，它被刊登在2003年1月的新年第一期上。編者在按語中說，「這樣的談話，以其所涉及的主題看，是富有挑戰性的」。果然，在這篇對話中，三位頂尖的學者圍繞經濟和社會變革進行了廣泛的思辨，思想的靈光耀眼地四濺。
吳敬璉等人提出了一些頗具震撼力的議題和觀點。
他們提出：「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大體框架已經基本建立，應該更多地強調法治，強調規範，強調製度建設，少談一點『大膽探索』，現在已經不是處處都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了。」
吳敬璉再提市場經濟的好壞之辯。「拿我自己的體會來說，在剛開始改革的時候，我們常常天真地想，只要衝破計劃經濟的那一套，把市場關係建立起來，一切就會一帆風順，中國的經濟也就很快騰飛。實際上，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現實迫使我們思考：市場經濟是不是也有好壞之分，什麼是壞的市場經濟和好的市場經濟的主要分野？在這種探索過程中，經濟學家們提出了法治問題。許多經濟學家指出，好的市場經濟應當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是『法治的市場經濟』。」江平附和說：「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種提法，令法學家們歡欣鼓舞。」
接著，他們就3個重要且敏感的經濟話題進行了思辯和對話。
——公法與私人財產權的保護。
江平談到：「中國過去是以公法秩序為核心的社會。隨著市場化走到今天，社會財富增長，人們的權利意識增加了，所以在法律上提出對私法的要求。私法就要向公法爭奪地盤，要求保障，其中還包括了要防範公共權力對私人領域的威脅。」
吳敬璉進而建議：「我看首先要把保護財產權利確定為一條基本的憲法原則，然後再根據憲法釐定各種法律和行政法規乃至政策。一切違反憲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都是無效的，任何人違反憲法都是可以被起訴的。為了明確財產權受到保護和不可侵犯，應當在憲法裡明確規定除為了合法認定的公共需要，並且有充分的預先補償的條件下，才可以徵用。」
——國資改革如何定規。
當時正在展開中的國有資產改革，已經出現了亂馬飛奔、各自為戰的混亂局面。江平呼籲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需要《國有資產法》或者《國有資產管理法》來進行規範。這個法醞釀了10年始終沒有出台，原因就是根本性的體制問題，到底是中央統一行使產權？還是分級行使產權？這還牽涉到國有資產的管理機構設置問題。這些都是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
長期從事理論經濟學研究的張卓元建議：「在國有資產管理的問題上，我的理解是『先定規矩後行動』，自上而下逐步推進。而各級政府要嚴格執行這些法規，不可隨隨便便處置國有資產，否則大家一擁而上，各行其是，國有資產就可能又一次流失。這就是法治精神在市場經濟中的具體體現。法治，就是要依法治國，法律法規不但要約束一般公民，也要約束政府。」吳敬璉也警告說：「現在下面一哄而上的勁頭很大，如果不加以規範，地方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了，就可能出現利用權力攫取的現象。」
——非政府組織的成長。
江平說：「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還是國家權力過於集中。要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出一個口號，要國家還權於民，即公民和法人。但僅僅提出還權於民還不行，還應該還權於社會。」
吳敬璉說：「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各方面都在呼籲拓展民間社會的空間，讓非政府組織來發揮自治作用。例如從經濟方面來說，每一個行業都有一些與自己共有利益有關的事務，應該發揮像商會、同業公會等自治組織的作用。這種自治組織代表一定社會群體的共同利益，處理某些公共事務，並且實行自律，能夠解決許多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問題。」
作為新中國民法學的奠基人之一，江平還講述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他說：「市場經濟本身就蘊含著民主政治，或者說市場經濟本身就推動著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要講主體地位平等，必然包含著平等的要素；市場經濟要講意思自治，自然與契約自由不可或分；市場經濟要講人為本位、權利為本位，則直指人權。市場經濟離不開這三大要素：平等、自由、人權。這恰恰是政治上的訴求。」
進而，他還談及新生有產階層與政權的關係。他說：「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我認為不要擔心市場中出現新貴，佔領政治舞台奪取權力，因為首先他要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權。『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的主題是非常及時的，關鍵是如何理解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什麼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當前要達到什麼樣的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
在參加了《財經》的這場「三人談」後，12月29日，在梁治平的主持下，吳敬璉和江平又在國家圖書館進行了一場關於「法治與市場經濟」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他們涉及了重要的憲政問題。
江平談到：「從法律的角度看，現在的中國處在追求法治和憲政的歷史時代。中國有憲法和各專門法律組成的一個法律體系，但是，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憲法不一定有憲政……一個法治國家一定是把憲法置於一個神聖地位的國度，這裡的憲法必須具備憲法精神。憲法精神的加入內容包括民主政治、權力制衡、司法獨立、人權保障等。符合憲法精神的法律才能稱為善法。中國應該建立符合憲法精神的法律體系，這才是法治的正途。」
吳敬璉繼而以經濟學家的視角對憲政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經濟學認為，憲法精神應該包括基本的制度的內容，包括提供一個好的經濟制度框架，來保障人們實現物質需要的滿足……我們的憲法應當提供維持市場經濟運轉的基本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財產權的保護。市場交換是交換產權，所以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就無所謂市場交換。要使財產權得到嚴格的保護，就不能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不受約束的權力主體，這就需要一個憲政體制。」
在對話中，兩人還圍繞憲政改革論及了相關話題。
譬如，關於法治與政府。吳敬璉認為，所有社會法律的總和就是法制的觀點與全能政府觀點的認識有一定關係，但最根本問題是要看，首先這些法律是在什麼樣的憲法基礎上制定的，該憲法的來源是否符合社會公正。其次，這些法律的制定過程是否透明，制定後是否為人民所周知，並可以為人民所預期。江平贊同他的觀點，進而指出有法律不等於有法治，有憲法不等於有憲政。法律並非多多益善，過時的、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律也是一種惡。
關於社會公正問題。吳敬璉說，中國現階段的不平等問題是機會的不平等，如果從結果平等的角度來講，極端的平均主義又會損害效率。平等與效率是一對永恆的矛盾，經濟學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到兩者之間的最佳平衡點，使其趨近於最好狀態。江平接著說，從法學的角度來看，在第一次分配中，要注重效率，而在第二次分配中，則要注重公平問題。
在談到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問題時，江平和吳敬璉均從自己的專業角度論證說，國家干預包括行政權的干預和法律的干預。對於前者，我們已經有所警惕，但對後者，仍然存在認識不足。法律干預更多的應該在社會法方面，如《競爭法》、《反壟斷法》等等。
《法治中國》一文的刊出以及吳、江兩人的多場對話，引起國內外輿論的熱烈關注。這樣的對話帶有極強的啟蒙氣質和破冰意義，它在中國思想界打開了一扇窗口，表明中國的思想界已經開始在一個更廣闊的學術背景下理性而獨立地思考建設現代中國的路徑。在後來的幾年裡，他們涉及的一些命題，有的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推進，如200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在保障私人財產上取得了突破；有的則被「不幸而言中」，如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中的混亂狀況從來就沒有被真正改變過；也有的一直在緩慢的演進中，如政府職能的歸位以及非政府組織的艱難成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