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篇論文發表的同時，吳敬璉與他的學生劉吉瑞合著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由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此書的主旨與論文完全一致，汲取了新古典經濟學資源配置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理論的精華，總結國內外尤其是我國前10年經濟改革經驗教訓，更為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體制轉軌的策略原則，並提出了許多對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改革發展的政策建議。在此書的序言中，吳敬璉以挑戰者的姿態寫道，「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同志開始懂得：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誌。」
據吳敬璉回憶，此書初稿完成後，江西一家出版社曾表示願意以最高規格出版，但在1989年的風波以後就放棄了。後來，工業經濟出版社表達了接受意向，不過提出要刪去「市場經濟」等字眼，吳敬璉斷然拒絕說，寧可不出版，也不能刪。一直到了1991年3月，書稿轉到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該社總編輯在終審意見中寫道：「我通讀了吳敬璉同志這部書稿，與初審姜志輝、複審袁中良同志有相同的看法，認為這是一部很有見地、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應及時、公開出版。但考慮近來報刊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我有些寒噤。」最終，在再三斟酌之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由社長、總編輯、責任編輯三人一起簽字——如果因此遇禍，則一同進退，決定「冒險」出版這部著作。
《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的發表及出版，在政經兩界引起極大震動。日後，它們被看成是中國學者在理論的高度上，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一次總揚棄和總清算，《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發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間的這場「計劃與市場大論戰」——事實上，這也是中國改革史上，對計劃經濟思潮展開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是吳敬璉真正成長為一流經濟學家的標誌性事件。他以罕見的道德勇氣和學術功底，捍衛了市場化改革的旗幟。這個個性溫和、在生活中從未與人紅過臉的江南人，在逆流橫飛的時刻表現出了倔強和無所畏懼的一面。
就在吳敬璉的論文和書籍出版的同時，富有戲劇性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歷史一把將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從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歲高齡的鄧小平南下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斷斷續續地講了不少話，他說，「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這就是中國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南方講話」。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
在煥然一新的大轉折的前夕，吳敬璉發表的論文《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出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為這場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經濟理論上的依據，「吳市場」之名迅速為公眾所知曉，他成了全國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
3月14日，在鄧小平南方視察的講話還沒有在國內報刊上得到正式報道的情況下，由吳敬璉任主編的《改革》雜誌和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聯合舉辦了一場「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杜潤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夢奎、吳樹青、厲以寧、周叔蓮、周小川及樊綱等70多位經濟學家與會，這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後，國內最先作出反應的大型學術活動。會上，眾多學者均一吐為快，表達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資格的經濟學家、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夢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經濟學家在香山飯店召開了一個加快上海改革開放的座談會，吳敬璉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市場體制的重要性，提出應當把「市場經濟」作為國家戰略真正確立下來。時任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的劉吉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明瑜覺得他講得十分清晰，便建議寫出來，送給中央決策層。
吳敬璉在李劍閣的協助下寫成一份建言書，於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題為《關於計劃與市場提法問題的建議》。在這封信中，吳敬璉回顧了10多年來關於計劃與市場的多場爭論，然後明確建議中央，應當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他從理論的高度上十分尖銳地指出，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市場化取向的道路，已經無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論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個決定性突破的時刻。他說，「其實，由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一直認為商品生產或貨幣經濟同社會主義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條主義的傳統觀念，即使採用『商品經濟』甚至『商品生產』的提法，也無法走出由於陳腐的教條與現實生活脫節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將『市場經濟』改變為『商品經濟』，並不能解決問題。如果沿著這條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強從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找根據，恐怕也只好回到『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這種1982~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這種提法是大多數人所不同意，並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棄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後的人們，細讀這段文字，仍然會為吳敬璉的赤誠和勇敢所感動。由這一段論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經超越了上一輩經濟學家在舊框架裡尋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論家的意義上，他表現得非常勇敢和義無反顧，他是伸出手指頭，真正觸破了那層窗戶紙的人。
就在吳敬璉上書的同時，中共中央正緊鑼密鼓地籌備即將於年底召開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是否採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已成一個十分敏感而舉國注目的話題。從種種跡象表明，爭論如暗潮洶湧，一直沒有停頓下來過。
6月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級幹部進修班上講話，他提及，理論界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有多種描述，其中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等，他表示自己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而耐人尋味的是，6月15日，新華社在播發江澤民講話的新聞稿中，略去了這段有關經濟體制提法的內容，表明領導層此時仍帶有試探性。可是使人始料未及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在高級幹部中並無反對意見。於是「十四大」這個基本調子就被定了下來。
8月，吳敬璉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做訪問研究後歸國，參加「十四大」編寫組的劉國光告訴他，「十四大」報告的起草工作不太順利，本來應該把「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放在總論裡講的，後來卻放到了次一級標題，當成方法，降到了操作層面，此外，還注入了「市場調節」的含義。吳敬璉當即意識到，如果這一次不能把體制爭論從目標和綱領上進行澄清，那麼，改革的進程仍然可能延誤。
於是，在9月5日，他再次提筆給江澤民寫第二封建言書，信中寫道，「日前讀到『十四大』報告徵求意見稿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部分，我有一些想法，現報告如下」。在信中，吳敬璉提出五點看法，懇切陳述說：「把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規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鄧小平同志所倡導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的進一步闡明，也是本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項最重大的發展，其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都十分深遠，應當用有份量的語言加以概括和評價。目前的文稿似乎體現不足。」
他還對意見稿中的一些提法進行了斟字酌句式的修正，例如，文稿上說「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使用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這種認識上的深化，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吳敬璉認為，「這是很不恰當的。對於近年來出現的認識上的曲折和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後退，只能在以下兩種辦法中選擇一種來加以處理：或者迴避，或者進行適當的批評。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對不恰當的提法曲意維護，甚至加以頌揚，則非但不利於在弄清認識的基礎上加強團結，還會挑起爭論，搞亂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另外，文稿還寫道，「要看到市場受局部利益的驅動，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因此要「在經濟的運行上，把計劃和市場的長處結合起來」，吳敬璉也認為大大不妥，他在建言書中說，「這裡使用的，是與1989~1990年批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時完全相同的語言，對提法的歷史作這樣的說明，只會使它變得模糊，甚至留下隱患」。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說，之所以要對意見稿中的文字如此挑剔，就是要盡可能地清晰表達，杜絕模糊地帶，以堵住任何可能的反覆。
10月5日，新華社記者對吳敬璉進行了專訪，向全國播發新聞通稿《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並非不相容——訪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很多觀察家看來，這似乎是在為即將召開的大會做理論思想上的預熱。10月12日，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江澤民在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至此，反覆折中、辯駁了十多年之久的「市場」與「計劃」的體制之爭宣告終結，中國改革在委靡和混沌多時之後，再次一躍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