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風雲跌宕，陰晴迭變，面對完全陌生的經濟環境，學者圈對經濟形勢的判斷及方案提供，極大地影響了中央政府的決策。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經濟學家對政策影響最大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是百家爭鳴，辯駁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個時期。
在1985年到1986年期間，經濟理論界發生了兩場影響深遠的大論戰。
先說第一場。
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成果，讓薛暮橋、馬洪和吳敬璉們興奮了好一陣子，不過很快，現實讓他們陷入了新的焦慮。隨著經濟的復甦，「一放就亂」的老毛病又犯了，物價再次大亂，通貨膨脹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躥。
從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貸增長已經嚴重失控，12月的銀行放貸總額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長28.9%，四季度國有企業的獎金發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國務院在11月份下發緊急通知，規定本年度增發貨幣不得超過180億元，而實際上全年增發了2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貨膨脹即物價全面上漲的前景已經明顯出現。這是自1978年以來，第一次在轉型中的經濟體制內部生成的通貨膨脹。
於是，一道大難題擺在了經濟學家們的面前：如何應對這種前所未見的局面？
12月，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和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聯合組成一個以吳敬璉為組長的研究小組，寫出《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的研究報告，緊急建議中央加強宏觀調控措施，以穩定經濟，這份報告在除夕夜由專人送達國務院主要負責人。1985年1月4日元旦假期剛過，國務院就開會研究了宏觀經濟形勢，並正式決定對基本建設投資採取「剎車」行動。接著，國務院在上半年連續召開了3次省長會議，要求控制信貸和消費基金的過度膨脹，並把全年工業總產值增長定在8%。可是，已經發動了的「火車」並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來。第一季度，工業產值同比增長22.9%，第二季度又增長23.4%，調控幾乎失效。
對於棘手的經濟局面，中央高層產生了分歧，主要是國務院系統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形成了「必須調控」與「反對調控」兩種意見。受此影響，在經濟學界也很快出現了對峙的兩派，一派學者認為，必須嚴厲調控，另一派學者則認為，不必調控。由此，引發了改革史上又一場重大的論戰。
調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經濟學家薛暮橋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他們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通貨膨脹不利於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中國的主要改革任務是價格改革，它需要一個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政府的財力要有餘地。因此，政府應該採取果斷措施抑制通貨膨脹，控制總需求，改善總供給，在經濟的體制環境得到治理的條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進。
反調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和青年經濟學家朱嘉明。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是經濟轉型和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而且，只是表現在結構問題上，而不是總量問題上，不應當採取緊縮政策壓制。
這派觀點的理論基礎是厲以寧提出的「非均衡理論」。
這位與吳敬璉同齡、曾經同在金陵大學附中讀書卻互不知曉的江蘇才子，中學畢業後被保送進金陵大學的化學工程系，畢業後在湖南沅陵的一家消費合作社當會計，後來他對經濟學產生濃厚興趣，於1951年考上了北京大學的經濟系，自此，一生未離此校。讀書時期，厲以寧從學於陳岱孫、陳振漢等先生，二陳均為哈佛大學博士，所以，他的學術根基中頗有西學的成分。大學畢業後，厲以寧留校，在經濟系資料室作編譯工作，主要是整理、編譯學術動態資料，在當時人看來，他是坐了「冷板凳」，而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年。日後他說，資料室的這段經歷使他閱讀了大量經濟學原著，獲益不少。「文革」期間，他還被打成「牛鬼蛇神」，先後在勞改隊、江西和北京郊區的農場下放數年。1978年後，厲以寧連續發表多部論著，特別以對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而日漸成名，1982年，他與羅志如教授歷時4年創作的《二十世紀的英國經濟——「英國病」研究》出版，引起了學界很大的關注。在80年代中期的爭論中，他提出了關於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在經濟轉型的時期，供不應求是常態。經濟的開放和搞活，客觀上要求增加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速度超過經濟增長是經濟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貨幣供應有限的超前對經濟增長是一種推動。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國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始終處於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狀態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貨幣供應量，不但不利於經濟的高速增長，並且會損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們對改革的支持的減弱。因此，緊縮的宏觀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當時的一些青年學者中，還出現了一種「起飛論」，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們認為通貨膨脹正是經濟起飛時期的典型現象，不應當加以壓制，相反，應當自覺運用通貨膨脹來加速增長。如果實行了從緊的宏觀政策，那就是打擊和反對了改革。可以看出，當時爭論的分歧之大，甚至，學術上的分歧在有些時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則性的高度。
在這一場空前激烈的大論戰中，吳敬璉屬於「調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報告中就已經明確指出通貨膨脹即將發生，需要進行宏觀調控。1985年年初，他又連續發表多篇論文，詳細分析了中國貨幣流通的狀況和通貨膨脹對發展和改革的不利影響，在學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響，對中央下決心進行宏觀調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時的吳敬璉如美玉生成，在學術上日趨精湛。1985年2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經濟改革初戰階段的發展方針和宏觀控制問題》一文，老一輩的政治家、理論家陸定一當時臥病在床，讀了此文後頗為讚賞，給老朋友薛暮橋寫信，內稱：「經濟文章寫得這樣『解渴』，實在難得。如果我編《人民日報》，必將此文登在第一版。」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與厲以寧發生觀點上的分歧，在後來的20多年裡，他們將在改革主戰場的選擇、對中國股票市場的評價、如何看待通貨膨脹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等重大命題上持續地發生針鋒相對的辯論。
正是在大論戰的背景下，1985年9月2號，一條游輪緩慢地從山城重慶駛出，順長江南下駛向武漢。
在這條名為「巴山號」的游輪上，聚集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對政策制定有重大影響力的一群經濟學家和學者型官員，他們決定「閉關推研」。這便是著名的巴山輪會議，會議的全稱是「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由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召開。中國政府對這次會議也十分重視，國務院總理在開會前就會見了全體外方專家，聽取他們的意見。
游輪上的中國參加者可謂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馬洪、安志文（時任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副主任）、薛暮橋、童大林（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等第一代宿將，也有劉國光、戴園晨等中生代經濟學家，還有吳敬璉、高尚全（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周叔蓮（時任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時任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吉元（時任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趙人偉等建國後成長起來的學者，同時，還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項懷誠（時任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洪虎（時任國家體改委秘書長）、楊啟先（時任國家體改委委員）、樓繼偉（時任國務院辦公廳研究室主任科員）、田源（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兼價格組組長）和郭樹清（時為中國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