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塵僕僕的吳敬璉歸國，前腳剛踏進北京的家門，後腳，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馬洪就來了。
馬洪（1920~2007年）是當代改革史上一個十分傳奇的人物。他17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早年深得東北局書記高崗的信任，29歲時就出任東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東北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當時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輕幹部叫朱鎔基（1928~），朱自1951年秋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即到馬洪手下工作，23歲時被任命為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1952年，高崗被任命為統管經濟工作、號稱第二政務院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32歲的馬洪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秘書長，權重一時。
兩年後的1954年，高崗與饒漱石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高崗自殺，馬洪遭到撤銷黨內外所有職務的處理。後來，他被薄一波招到國家經委研究室工作，經常參與經濟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組的活動，與吳敬璉自此多有交往。1977年年底，馬洪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工作，並於次年初擔任副院長兼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朱鎔基調進工經所，任工經所國內室主任。1979年7月，陳雲領銜的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成立，組建了四個調查小組，是為體制組、結構組、對外經濟關係組和理論方法組，馬洪主管結構組，其中的成員就有吳敬璉。後來，以結構組為基礎，成立了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
馬洪對宏觀經濟管理和工業經濟非常嫻熟，曾參與多個中央經濟文件和戰略規劃的擬定。他寫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一書（主編陸斐文、馬洪、桂世鏞，三人共用一個筆名「馬文桂」）是「文革」期間發行量最大的工業經濟教科書。1982年，他出版專著《中國經濟調整、改革與發展》。也是在這一年的6月，馬洪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同時兼任國務院副秘書長，1985年起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事實上已成為中央經濟決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這一次，他登門造訪吳敬璉，是邀他同去東北參加一個發展戰略規劃討論會。
周南擔心丈夫的時差還沒有倒過來，想讓他在家裡稍事休息幾天。可是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著又登門來了兩次，說此行不累，可以一邊開會，一邊休息。架不住馬洪的再三邀約，吳敬璉在歸國的第七天，就隨馬洪北上去了東北。
一上路，吳敬璉就意識到情況遠非參加幾個討論會那麼簡單。馬洪從文件包裡拿出一疊文稿，題為《關於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吳一看筆跡就認了出來，這是他的兩位老朋友——已經擔任工經所副所長的周叔蓮和財貿所所長張卓元擬寫的初稿。
馬洪說：「拉你出來就是為了這個事情，必須馬上把它改定，因為，再過3個月就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了。」
這疊文稿的背後，風潮洶湧。
這其實涉及改革史上一個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詞解釋」之爭：到底該如何定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總的來說，主要是兩個名詞的選擇：A.計劃經濟，B.市場經濟。
是A還是B，看上去涇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於中國改革的漸進性特徵，實際的情況卻遠遠要複雜得多。日後我們知道，從A到B，我們整整走了15年。在這期間，發生了多次激烈的爭辯和反覆，還出現了多個階段性、交叉性的「中間態名詞」。從這種反覆及名詞中，可以讀出中國改革之艱難和曲折。
在傳統的經典表述中，市場經濟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同義詞，是應該堅決反對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義路線。而據考證，不管是鄧小平、陳雲，還是李先念，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都用過市場經濟的說法。不過，他們說的是經濟的部分運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總體目標。例如，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使用過這個名詞，在該年11月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時，鄧小平談到：「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
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不過，鄧的這個講話當時並沒有被當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進行傳播和傳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場經濟」這個提法仍是一個「禁區」。為了避免「因名廢事」，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在論及改革目標時，改革派進行了妥協，改之以「商品經濟」的提法。據當時中央編譯局專家的考據，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沒有「市場經濟」一詞，也沒有「商品經濟」這個詞彙，「商品經濟」是俄國理論家在20世紀之後「發明」的特有用語。使用「商品經濟」作為中國改革的目標，可以避免「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障礙，所以當時採取這樣的辭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顧問的薛暮橋為體改辦起草了一份題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文件，其中寫道：「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他在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對這份文件做說明時說，這個文件要解決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應當建立什麼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他認為，提出商品經濟這種說法「是對30年來佔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的挑戰」。
薛暮橋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對。從1981年到1983年期間，出現了一系列批判這一觀點的文章。它們均反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和「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論」，其理由是「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
1981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印發了一份《當前關於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的幾種觀點》的材料，它把國內的經濟學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堅持計劃經濟的；第二類是不那麼堅定地贊成計劃經濟的；第三類是不太堅定地贊成商品經濟的；第四類是主張商品經濟的。其中，鄧力群等列名第一類，薛暮橋、林子力等被劃為第四類。
在為預定於1982年9月召開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計劃派」力量佔了絕對的上風。起草小組成員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說：「在我國，儘管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佔有、聯合勞動關係，說成是商品等價物交換關係；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這樣就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將這封信作為定論，批發給宣傳口所屬各單位。
與之相呼應，媒體上也刊發了大量類似觀點的文章，中共中央的紅旗出版社還編成《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文集（第一輯）》，編者在前言中寫道：「實行指令性計劃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基本標誌，是我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在組織和管理上的重要體現。完全取消指令性計劃……取消國家對骨幹企業的直接指揮……就無法避免社會經濟生活的紊亂，就不能保證我們的整個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在這一派學者看來，薛暮橋的提法是「把落腳點放在商品經濟上，計劃經濟被抽掉了」。一些更極端的人進而反對「宏觀經濟由計劃調節，微觀經濟由市場調節」的主張，認為「這樣一來，宏觀就很可能被架空，成為『樑上君子』，結果就會削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在這種形勢下，中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因為在「十二大」開幕前夕撰文支持要著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主張，而受到了上級領導的嚴厲批評，多次檢討才得以過關。在最終形成的「十二大」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表述為——「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報告認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時，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也就是說，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由國家統一計劃，劃出一定的範圍，由價值規律自發地起調節作用。這一部分是有計劃生產和流通的補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後，吳敬璉認為，這無疑是一個倒退。
「十二大」以後，薛暮橋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關於體制改革理論的座談會上作了違心的檢討，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記錄了當時的痛苦心情：「感到相當為難……這次討論要由我來做動員報告，我必須表態，是贊成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呢？還是贊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傾向前一種提法，另一方面我有義務在公開場合遵守中央文件有關規定。」
此刻，擺在吳敬璉面前的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試圖推翻1982年的「定論」，為商品經濟「翻案」放出的一個試探氣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