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孫冶方因肝癌擴散再度住院，眼看來日無多，他提出加快創作的進度。7月，他帶著寫作組一行人前往青島，住進海軍療養院「閉關」寫作。吳敬璉和張卓元均帶著子女一起隨行。在黃海之濱，日昇月落之間，伴隨著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孫冶方為自己的理論建構做最後一次衝鋒。由編寫組分頭寫作的章節都已寫出，但怎樣把這些「部件」聯結成一個邏輯一貫的體系？編寫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討論，可是仍然寸功難奪。
青島歸來之後，孫冶方似乎已經意識到了任務不可能完成。吳敬璉回憶說，孫冶方此後曾多次對他談及，對那一套計劃體制絕不能修修補補，而必須推倒重來。1982年11月，臥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吳敬璉和張卓元執筆寫出一生的最後一篇文章《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經濟保證》，對中國經濟的成長性表達了無比的樂觀，同時也沉重地指出，「必須對舊管理體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個月後的12月9日，他親筆寫下遺囑：「我死後，我的屍體交醫院作醫學解剖，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但不反對經濟所的老同事，對我的經濟學觀點舉行一次評論會或批判會，對於大家認為正確的觀點，希望廣為宣傳；但同時對於那些片面的、以致錯誤的觀點，也希望不客氣地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術史上，孫冶方是一個比顧准更大的悲劇。
顧准在離開這個冰冷世界的時候，儘管被徹底地遺忘和拋棄，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正確的答案，他所遺憾的僅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時到來，而他確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對於孫冶方而言，這位充滿了理想主義氣質、無比聰慧、富有勇氣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為之傾注了所有心力和熱情的理論大廈竟然建立在一片無法承重的沙灘之上。人世間悲劇的慘烈，莫過於此。
與東歐的布魯斯和錫克相比，在理論天賦上毫不遜色的孫冶方有著更多的遺憾。
跟他觀點酷似、一見如故的布魯斯後來對「蘭格理論」，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魯斯模式」進行了深刻的檢討，終而揚棄了「市場社會主義」。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蘭裔英國經濟學家K·拉斯基合寫《從馬克思到市場：社會主義對經濟體制的求索》一書，在書中他明確指出，把資本市場排除在外的「市場社會主義」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分權模式」，是一種「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從東歐教訓中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體制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條件，政治改革靠撤換領導人解決不了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而經濟改革往往因為觸動某些當權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們的反對。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人民大眾的態度和反應非常重要。在轟動一時的《從馬克思到市場》一書中，他徹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論，一方面承認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但同時又對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兼容和結合表示懷疑，從而轉向民主社會主義。
離開中國後的錫克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1989年，東歐爆發「天鵝絨革命」，錫克再一次投身於祖國的公共生活，他歸國擔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選總統哈維爾的經濟顧問，後來他又返回瑞士，繼續研究「當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終結以後，改革的問題不復存在，什麼是最好的國家道路」。1991年，錫克出版《今天的社會主義：正在改變內涵的社會主義》一書，將社會主義與自由、民主、人道主義聯繫起來探討。與布魯斯所選擇的一樣，錫克最終從市場社會主義走向了民主社會主義。
吳敬璉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還將孫冶方與同輩經濟學家薛暮橋進行了比較。他說：「孫冶方是一個傳統的共產黨員，其實，顧准、李慎之都是這樣的人，為國為民，毫無私念，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擊，這點非常可貴。但是在理論上，孫冶方甚至沒有達到薛暮橋那樣的高度，暮橋到底是搞經濟理論出身的，從經濟學原理上來說，暮橋那種觀念更先進。」
儘管如此，吳敬璉仍然認為，孫冶方是新中國第一代經濟學家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讓後來者從中汲取到比學術更為偉大的力量。吳敬璉對女兒吳曉蓮說，我一生做過的最慚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過孫冶方；而一生中最讓我感動的事之一，則是孫冶方出獄後對我不計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後事相托。
顧准和孫冶方的行事和風骨，無疑大大地影響了吳敬璉的一生，讓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表達對兩位師友的景仰。士風浩蕩，亦剛亦柔，道之所在，夢寐以求。在後來的很多年裡，吳敬璉言行一致，敢言敢為，不為名利所誘，對後輩學人多有提攜，這些風格自是顧孫遺風的衍及。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孫冶方的理論創新擱淺是一個象徵性事件，它意味著一代經濟學家試圖在計劃經濟體系內構建市場化環境的努力徹底失敗。不過它也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遺產」，那就是，使得中國經濟較早地脫離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路徑，走上一條體制外增長的道路。晚年的吳敬璉在《「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2005年）一文中對此進行了敘述。
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儘管嘗試了多種方式，企業搞活的任務卻始終無法達成。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決策層改變了改革的「主戰場」，從城市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這主要在三個方面展開：一是農村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二是對外開放，大量引進國際資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區」，實行改革開放的「地區推進」。正是這些體制外力量的成長讓中國經濟的格局煥然一新。
吳敬璉總結說，中國曾經按照「市場社會主義」的思路進行過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擴大它們在市場調節下的自主權的試驗與探索，但是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改變戰略以後，改革才進入了逐步前進的正軌。這一戰略在實質上是把重點放在創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長起來的條件上，而不是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上。這是中國經濟能夠順利發展起來的關鍵。在這樣一種戰略安排下，中國改革突破了蘇聯教條和對國有制的崇拜。
當然，這些即將發生的事實都已是孫冶方所無法看到的了。
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變化，讓吳敬璉和他的同事們既產生了巨大的亢奮，同時也陷入了空前的迷茫。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國家的面貌日新月異，復興的列車已經轟轟開動；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困難層出不窮，而我們在經濟理論上的準備卻顯得那麼蒼白，「蘇聯模式」的破產、孫冶方經濟理論的碰壁，以及對東歐改革經驗的揚棄，意味著中國經濟改革將走向一條充滿了冒險氣息的陌生道路。
可是，何去何從，路在何方？
1981年5月，在送走錫克之後，吳敬璉等人深感要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理論上的貢獻，需要尋求較之「政治經濟學」更堅實的基礎。他們一邊協助孫冶方整理書稿，一邊向經濟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國家學習經濟學。他們的請求得到了批准。1982年年底，趙人偉去了英國牛津大學，1983年的1月，吳敬璉得到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前往新古典經濟學的重鎮——美國耶魯大學。
是年，他已經53歲。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孫冶方在北京去世。當周南在電話裡把這個消息告訴大洋彼岸的吳敬璉時，他緊緊地握著話筒，著薄薄的嘴唇，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是繼顧准去世之後，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導師。孫冶方把身後的學術文稿整理工作交給了他們這些晚輩，而他卻深深知道，這條學術道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傾注了一個卓越生命的全部熱情與時光的結論竟是「此路不通」。
窗外，美國東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內心卻黯淡到了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