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蔣開儒：《春天的故事》，1992年
從年初開始，人們就在揣測87歲的鄧小平在南方到底講了一些什麼話。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間他斷斷續續地講了不少話。他的此次南下顯得非常神秘，連慣例應當隨行的新華社記者也沒有帶上，媒體沒有做任何相關的報道。當時負責接待工作、後擔任廣州市政協主席的陳新枝那時正在南海度假，他回憶說，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突然打來電話，說了一句只有他們才聽得懂的話：「我們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來了，請你馬上回來。」陳對南海的官員說：「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許很快可以告訴你們，也許永遠不能告訴你們。」鄧小平在視察期間的講話後來都被整理成文——「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搞上去，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講話的核心其實便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他似乎已經沒有耐心繼續在「理論」的層面上對那些糾纏不清的問題進行討論了。事實上，早在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元旦獻詞》中，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已經把主要闡述集中於經濟方面，涉於意識形態的話題只輕輕掠過。鄧小平在南方的講話則把這一思想推到了極致。根據凌志軍的記錄，「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先由小道上傳來，但官方不予證實，國內人們到處打探消息，境外報界紛紛揚揚，北京的新聞界則遵守新聞的紀律不讓此事見報，靜待上級指示。」3月26日，一篇1.1萬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深圳特區報》刊發，第二天，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轉發。以往，此類重大報道均由《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統一首發，這篇通訊的非同尋常實在耐人尋味。而通訊的發表之日，正值北京召開兩會期間，它所誘發的轟動和新聞效應可以想見，一時間，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為輿論之共聲。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巡」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中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從上一年開始，《解放日報》發表皇甫平系列社論，對一些思想進行系統化的批評，當時引起某些人士的猛烈反撲，然而，加快改革與開放，畢竟已成為全民的共識，此次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
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很快成為中央的決策主軸。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向省部級學員發表講話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他的論述將之前圍繞著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而展開的種種爭論給予了澄清。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報告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同時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入黨章。鄧小平出現在大會的閉幕式上，這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歷史在此刻完成了一個週期。1978年12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5年後，又是在他的一力主導下，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之後的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加速發展的階段，各項投資明顯加大，在主要的經濟指標上竟與宏觀過熱的1988年有得一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2%，工業增長20%，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6%，1988年的這三個指標分別是11.2%、17.7%和25.2%。２
1992年的春天，給喜好「大歷史闡述」的中國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於在後來的很多記憶中，這一年整個兒都是春天。鄧小平異乎尋常的南巡旋風，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動，同樣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那些諳熟中國國情的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了。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在江蘇的華西村，每天準時收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一看到鄧小平南巡的新聞，當晚就把村裡的幹部召集起來，會議開到凌晨兩點，他下令動員一切資金，囤積原材料。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處高息借貸，另一方面到處要指標、跑鋁錠。他的大兒子吳協東後來透露，「村裡當時購進的鋁錠每噸6000多元，三個月後就漲到了每噸1.8萬多元」。吳仁寶顯然不是唯一一個行動起來的人，南巡之後，全國立即出現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辦公司熱。從2月開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個月2000家的速度遞增，比過去增長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庫存的公司執照已全數發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緊急從天津調運一萬個執照以解燃眉之急。
在中關村，1991年的科技企業數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衝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蘇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當時中國最高的國際貿易中心大廈裡擠進了300家公司，「一層25個房間，最多的擁擠著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張寫字檯就是一家公司」。3月9日，珠海市宣佈重獎科技人員。珠海生化製藥廠廠長、高級工程師遲斌元從市長梁廣大手中接過價值29萬元的奧迪轎車鑰匙、三房一廳的產權證書和26.7184萬元的獎金，上百家海內外媒體拍下了他熱淚盈眶的情景。珠海重獎新聞很快誘發連鎖效應，遼寧錦州市政府拿出76.7萬元獎勵5個科技人員，四川用80萬元獎勵一位農學家和他的助理們，山東、安徽和江蘇等省紛紛用現金、轎車、住房或家電等獎勵當地的科學家。幾年前還偷偷摸摸的「星期六工程師」現在被允許公開承包項目，江西省規定，科技人員搞技術承包，可與所在企業分成，承包者所得不低於50%。除了科技人員，那些有商業創意的人也成為了新的明星。
7月29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別出心裁地刊出一條獨家新聞：《何陽賣主意，賺錢40萬》，消息稱，「思想、策劃、主意也能賣錢。北京一位名叫何陽的發明家光靠給企業出謀劃策，賺了40萬元。他創辦的和洋民用新技術研究所，目前已獲中國專利20多項，技術轉讓總收入100多萬元。」何陽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廠，1988年，32歲的他辭職下海，成為了一個「知識個體戶」。他想去《北京晚報》登招聘人的廣告，報社讓他先去人才交流中心開證明，中心的答覆是個體戶不能登招聘廣告，他情急之下就滿大街去貼廣告，結果下午果然來了四個人，定睛一看，是四個市容檢查隊的，讓他一張招貼罰款一塊錢。就這樣，何陽的「研究所」幾年下來只有他一個職員，而他卻靠給企業出點子創了一條路出來。一家塑料廠的一次性塑料杯大量積壓，何陽出點子說，把京廣鐵路沿線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個小地圖，在鐵路沿線的火車上賣。塑料廠一試，果然大靈。一家燈具工廠的檯燈賣不出去，何陽想起海灣戰爭中大顯神威的愛國者導彈，便建議工廠設計一種愛國者導彈形檯燈，樣品拿到香港的博覽會上居然脫銷，何陽收到6萬元酬金。
浙江的金華火腿已有800年歷史，但近年銷路不暢，何陽出點子說，為何不把火腿開發成罐頭食品呢？就這一句話，何陽收到10萬元的點子費。在任何時代，像何陽這樣的聰明人都是一個「寶」，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產品積壓和缺乏創意是所有大小公司共同的困擾，何陽似乎總是能夠一語點破天機，通過一些聰明的主意讓滯銷商品頓時變活。在《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之後，何陽迅速成為全國知名的新聞人物，他被譽為「點子大王」，各地找上門來求教的企業絡繹不絕，他四處演講，成為最受歡迎的「商業智多星」，他的演講會常常成為現場的咨詢大會，台下的人報出一個滯銷商品，何陽一眨眼就能說出一條「救活的點子」。一年多後，他順勢出版了一本名為《何陽的點子》的小書，它的發行量超過50萬冊，其中例舉了數十個新奇的產品創意，包括「刻著星期的筷子」、「避孕泡泡糖」、「魔術酒瓶」等等。何陽熱直接催生出了一個「咨詢策劃產業」，在他的身後出現了很多類似的聰明文化人，他們以善於策劃和出點子聞名，成為中國商業界一群活躍的身影。何陽的出名，讓每一個對商業沒有惡感的人都感受到了「知識就是金錢」，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青年人投身到商業活動中去。
同樣是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後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週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後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幹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薄熙成，他於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陳東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1992年，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誌《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致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照美國《財富》雜誌的模型，搞一個中國500家大企業的排行榜。就在這時，國家體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陳東昇認為這兩個條例「是中國企業發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他後來說，「當時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後，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來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