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王廷江領導的華盛江泉集團總資產將近70億元，他擁有對這家企業的絕對調配權。王廷江的一些親屬們開始成為億萬富翁。在當年度《新財富》雜誌推出的500富人榜排名中，王廷江最小的弟弟王廷寶名列233位，擁有6.6億元財富。他的侄子王文光據估算也擁有3.3億元家產。另據《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王廷江的一子一女也早已家財萬貫」。蔣錫培在捐產後也同樣當選為全國勞模和全國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過回購股權，又成為企業的資產所有者，據估算當時他的資產已超過10億元。王廷江與蔣錫培的經歷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後，那些在1989年「私產歸公」的企業絕大多數又都通過各種形式回復到了原來的產權性質，而在當時這確乎是人們恐慌心理的某種體現。在民間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省，則出現了一次企業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萬寶鄧韶深之外，還有深圳金海有機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寶德有色金屬公司的余振國等。根據新華社記者顧萬明的報道，到1990年3月為止，廣東全省共有222名廠長經理外逃，攜款額為1.8億元。
宏觀調控所造成的經濟驟冷，對通貨膨脹下的投資過熱確是起到了遏制的效應，不過卻也讓所有的商業活動變成一局亂棋。首先，匆忙恢復計劃性調控，造成商品從過熱陡然變成滯銷。以彩電為例，在1988年的搶購狂潮中，全國倉庫裡的彩電被一搶而空，國家某些部委大概認為這是一塊「大肥肉」，從2月開始徵收高額的特別消費稅和國產化發展基金，4000元左右的18英吋彩電要交900元，同時，宣佈實行彩電專營。上海市2000個銷售點被砍到120個，廣東省東莞縣29個鄉鎮竟只有3處被允許賣彩電，僅六個月後，全國庫存猛增到172萬台，還沒有從搶購的喜悅中回過勁頭來的廠家們頓時遭遇「冰火兩重天」，叫苦不迭，供求瞬間倒置，廠家給商業渠道的回扣從零增加到8%，最多到了30%。專營政策讓剛剛蓬勃起步的彩電業受到致命一擊，全國62家主要彩電企業的平均產銷率僅不到70%，一些反應較慢的國營企業被庫存壓得喘不過氣來，從此江河日下。
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政策的緊縮變動，企業之間原本正常的貨物和資金往來瞬間紊亂，資金的循環拖欠構成了一個無始無終的怪圈，於是一個新名詞很快成為經濟界的頭號難題：「三角債」。從年初開始，來自各地的消息就很不妙。在民營企業發達的浙江省，企業之間互相拖欠貨款造成資金全面緊張，工廠沒錢備料，商業無款進貨，外貿收購壓單，不少企業只好停工停產，在山東，全省三角債高達43億元，由此帶來的苦惱遠遠超過煤炭、電力緊張造成的困難，遼寧的三角債為45億元，黑龍江和吉林為60億元，江蘇則更突破了100億元。據銀行的托收承付款統計，到3月末，全國企業超過正常結算期的拖欠總額已達1085億元，再加上一些沒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數額遠遠超出了正常的商業信用範圍。這其中，受到衝擊最大的是那些原本就反應不太靈敏的國營大型企業。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製造廠——齊齊哈爾富拉爾基重型機器製造廠因「三角債」拖累，被迫熄火停產，走投無路的廠長接連兩次給國務院總理李鵬發了告急電報。
全國最大的鋼鐵基地——鞍山鋼鐵公司，因「三角債」搞得賬無存錢，庫無存煤，公司只好在20萬職工中發動集資解困，總經理李華忠在集資大會上含淚鞠躬，久久不起。當讀到李華忠鞠躬不起的新聞時，瀋陽電纜廠廠長徐有泮的心裡更不是滋味，因為鞍鋼還拖欠他300萬元的貨款。在機電部的8月座談會上，他承認：「現在外面欠我1.19億元，收不回來，我也欠人家5400萬元沒法還，說句丟臉的話，我為這事急得哭了三次。今年1、2月份，我的日子過不下去，四處乞求，找老朋友簽了3000多萬元，這都是靠老交情『騙』回來的，眼看人家再也不給了，成了一局死棋。」徐廠長其後的一段話最有意思：「改革雖然已經十年了，但從企業現狀看，眼下還不能沒有婆婆，企業不但要找市場，還得找市長，政府不幫助解決，光靠企業，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國營企業家「既要找市場，又要找市長」——這句妙論就是從這裡出來的，它後來成了所有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不二法門。
9月，北京舉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屆易貨貿易會」——後來就沒有辦過第二屆，短短三天，做成8億元的易貨生意。《北京日報》用悲喜難測的語氣評論說，「易貨貿易雖然是比較原始的交換方式，但在當前資金普遍緊張的情況下，不失為一條靈活而有效的克服困難的途經」。跟北京的易貨貿易會相比，一些受害頗深的地方政府則顯得更加急迫和極端，浙江、黑龍江、河北等省份相繼採取措施，設置過境檢查，限制外地產品入境銷售，改革後初步形成的全國大市場面臨再次被肢解的危險。在這一年的火車、飛機上，到處可以見到形跡匆匆、愁眉苦臉的討債人，廠長經理們的辦公室門口也日夜被這群人包圍，據說在很多地方，「討債學習班」成為最受歡迎的課程。5月，國務院宣佈，在人民銀行的牽頭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聯合起來，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地清理企業「三角債」。這項工作由於牽涉面廣、關聯複雜而推進得非常艱難。
黑龍江的一次清欠行動曾經被當做典型廣為宣傳：寧安縣百貨公司拖欠牡丹江市糖酒公司貨款近200萬元，而後者又拖欠寧安縣糖廠貨款140萬元。經過兩地政府和銀行協商，先由工商銀行牡丹江支行貸給糖酒公司140萬元，支付給糖廠，然後由工商銀行寧安支行收回糖廠的40萬元貨款，再貸給百貨公司，用於償還所欠糖酒公司的貨款，最後由工商銀行牡丹江支行從糖酒公司收回了同額貸款。通過這種複雜的「對等清欠」，總算解開了三家公司的280萬元三角債。
這個案例的特別處在於，債務發生在兩個縣市之間，而如果「三角債」的拖欠半徑稍稍擴大一點，其操作難度便會大大地增加，此外，銀行在期間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可是一旦它也套進去，則會產生一個新的債務關係。因此，到11月底，各地政府和銀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清欠約700億元，但是由於前清後欠，債務鏈總額仍然高達1000億元以上。「三角債」的解除要等到1993年經濟再次復甦後才逐漸完成，在客觀上，它是經濟結構嚴重失調和銀行緊縮銀根所造成的，而在深層次上，則直接映射出全社會信用體系的重大危機。從幾年前的晉江假藥案以來，受到商業利益的驅使，以及沒有相應的法律及時予以約束，公眾的價值判斷開始發生紊亂，全社會的商業道德終於露出了塌陷的裂縫。
銀根緊縮，消費降溫，工廠開工不足，鄉鎮企業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員增加，資金流通不暢。1989年的中國公司，一派蕭條氣象。9月，全國工業總產值僅比上年增長0.9%，創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紀錄。與此同時，原材料市場也出現異常的滯銷現象，在太原召開的秋季全國生產資料交易會上，多年來見原料就搶的情況突然不見了，交易會可供原料60億美元，實際成交額為4億美元。1989年就是這樣的一個年份。在之前的11年，人們開始從政治化的生活中逐漸脫離出來，轉向經濟建設，在這過程中，新舊體制的衝突非常嚴重，原有的國營企業日漸陷入困境，新的私人資本開始血腥的原始積累，絕大多數的人們還無法從心態上完全接受這種起落，於是，一種不平衡的全民心態在悄悄地積聚。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由於體制和政策上的設計，出現了一個官倒階層，一群人利用自己的職權將體制內的資源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體制外，它在一方面為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提供了一條灰色的通道，另一方面也因斂聚了大量的資產而被民眾病詬痛恨。
從6月底開始，國家著手對一些風議較大的公司進行整頓，全國各級黨政機關開辦的公司被要求清理整頓，共處理了17930個，占黨政機關公司的90.5%。8月16日，國家審計署公佈了對中國康華發展總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光大實業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和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等「五大公司」的處罰意見，認定它們存在違反行政法規的問題，共被處以罰款和補交稅金5133萬元，那些違規的行為都很有代表性，如炒賣美元、擅自進口汽車、倒賣煤炭鋼材、漏繳稅收、擅自提高信貸利率等等。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康華公司，在過去的幾年裡，它是國內最大的進口設備商和出國旅行代理商之一，同時因為隸屬於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而能享受特別的減免稅政策，在上一年的10月，國家稅務局已經專門發出通知，取消康華公司減免稅優惠，按規定繳納55%的所得稅和能源交通基金。而在這一年底，它被關閉。
1989年的中國是困難的，12年改革所積累出來的變革形象及成長銳氣遭到了挫折。美國政府宣佈對中國進行制裁，《財富》雜誌觀察到：「大多數在中國的西方公司已經停止運行，只是靜觀其變。一位美國商人說，那種感覺就像在參加一場大遊戲之前被鎖在屋子裡。我們的確認為我們能夠通過重開合同並且利用新的槓桿來做更多有利的交換。但當我們走出去，我們發現其實無處可去。」《洛杉磯時報》駐中國記者吉姆·曼出版了一本名叫《北京吉普：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短暫而不幸的婚姻》的書，它被《財富》雜誌列為年度推薦商業書籍。這是一個描寫美國汽車公司AMC與北京汽車製造公司合作生產並銷售吉普車的故事。吉姆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想要的是能使其成為世界強國的技術，而美國公司想要的是10億中國消費者以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以便使他們能夠在與日本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在80年代早期，北京吉普項目是第一次，而且是最大的一次美國公司在中國合辦製造業，合資公司成立於1983年，根據協議美國汽車和北京汽車製造公司將在中國共同生產吉普車。吉姆寫道：它是兩國領導人最常拜訪的地方。吉普是中國人確實需要的，而美國汽車公司正處於困境，需要北京吉普可能貢獻的每一點銷售額。雙方從一開始都認為這是一個天作之合，然而到1989年前後，夢境與現實發生了衝突。吉姆在書中寫道：「中國的確有10億消費者，但很少有人消費得起這家美國公司製造的東西——儘管勞動力成本已經很低。而且，中國的勞動力也並沒有像美國人期望的那麼廉價而高效。此外，還有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美國人無法忍受中國人午飯後要午休的習慣，而中國人無法忍受美國式的詛咒。在中國人的眼中，這意味著，你沒有被教育好。中國人從來不尊重說壞話的人。」這位擅長描寫的記者還記錄了一個景象，當時，中美合作雙方在美國賭城拉斯韋加斯舉辦了一場簽約儀式：夜幕平靜降臨，交易商似乎喝了不少，但儀式上他們似乎很沉著。美國汽車公司的新總裁JoseDedeurwaerder向交易商致辭，交易商吃完甜點後，燈光變暗，漸漸響起的音樂將晚會推向高潮。兩輛紅色的AMCComanche卡車開始在餐廳的地板上巡遊，穿著比基尼的姑娘在後面空地上擲著排球，兩個印第安土著捲起演奏台的簾子，「沙灘小子」開始演出——這個搖滾樂隊是專門為AMC的中年交易商們找來的。整個噪雜的環境中，中國代表處於中心，他們只是靜靜地圍坐在一張圓桌旁，一聲不吭。不久，中國高級官員吳中良（音譯）起身，面無表情地離開了會場。1989年夏天以後，北京吉普的合作項目就漸漸變得黯淡起來，儘管美方投注了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力量，中方也在財政支持上不遺餘力，但是，企業效益卻始終不理想。吉姆在書的最後無奈地說：所有的人都懷著夢想，然而這些夢想各不相同，北京吉普的這個例子就是很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