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10月的美國《新聞週刊》在《中國人搜尋有用的舊設備》中，更是生動地描述說：「一批工程師、技術員和包裝工來到了法國的工業城市瓦爾蒙，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把已經破產的博克內克特冰箱廠的設備盡數拆去，5000噸設備裝上了輪船、飛機和火車，啟程運往天津，在那裡的一家工廠裡它們將被重新組裝成一條每天生產2000台新冰箱的生產線。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在整個歐洲，中國的代表團手中拿著想要物品的清單，到處搜尋二手貨的工廠和設備，這已經是一種趨勢。對歐洲的公司來說，這些設備如果不賣，要麼被毀掉要麼閒置不用，中國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貿易夥伴——因為它總是付現金。」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後來的研究表明，「大量的日本投資使用了二手機器，日本企業不能使用這些機器在國內盈利了。」一位長期在中國工作的聯合國高級顧問威廉·韓丁在一本名為《大逆轉》的書中披露說，「1985年前後，知情人士說很多不良貿易正在進行著。如果一個外國公司不能使政府接受合同購買他們的產品，他們可以下到省市級的單位完成未果的交易。就這樣他們賣給了中國大量劣質設備和過時技術。 由於對高技術的狂熱，任何稱為高技術的都能賣得很好，即使它根本沒有任何技術含量或者中國本來就有了更好的技術。」發生在全國各地的設備引進熱潮對後來的中國公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它讓很多設備陳舊、缺乏產品競爭力的老企業迅速地復活，得以用最快的速度進入正在爆炸中的消費市場，我們將看到，那些日後馳騁一時的明星公司都是當年生產線引進的積極者。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這一年在北京市場上受歡迎的冰箱品牌有，廣州的萬寶，蘇州的香雪海，嘉興的益友，天津的冰峰；洗衣機則有上海的水仙、廣州的五羊、大連的波浪、杭州的金魚、武漢的荷花、長春的君子蘭、寶雞的雙鷗。它們是中國家電業的第一批名牌產品，無一例外的是，它們都是最早引進了國外生產線的國營企業。與此同時，沒有規劃和秩序的引進熱也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和行業管制上的失控。其問題之一，是貪大求洋，不符合國情。
武漢一家軋鋼廠引進上千萬美元的設備，因動力問題無法解決長期閒置；四川花八億元從日本引進了一整套維尼龍生產設備，建成後發現天然氣供應無法解決，就算把重慶鋼廠的天然氣全部移過去也不夠維持一半的開工；大慶化肥廠引進一條美國生產線，將原有職工1520人精簡到315人，其後管理問題層出不窮，技工素質無法保證專業協作，兩年後不得不「改回去」。其二是，盲目引進，利用率低下。根據《光明日報》的報道，1987年，武漢市對引進工作進行普查，發現全市87家企業共有911台設備，價值5100萬元，長時間空置，有的連包裝箱都沒有打開。1987年12月15日的美國《商業週刊》估計，中國工廠的閒置設備價值約200億元，其中相當部分為兩年前的引進設備。其三是，成套設備偏多，技術性引進少。根據當時學者的統計，在引進熱中，成套設備占80%，單項設備占17%，而被當做目標之首的技術引進則只佔3%。
很多設備引進後，其生產所需的零部件和設備維護等仍然全部依賴國外公司。其四是，重複引進，缺乏規劃。1985年前後，上海共引進12條彩電生產線，兩年後，只有7條在運轉，其餘的全都閒置報廢。此類現象，在各行業和地區比比皆是。當年5月17日的《經濟參考報》便在頭版頭條刊出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的一份調查結果，《汽車工業盲目布點重複引進情況嚴重》，根據這家行業管理公司的測算，到1990年全國的汽車年銷量在90萬輛左右，而從目前的引進情況看屆時的全國年產量將達到200萬輛，此外還存在盲目引進散件組裝整車、同一技術多家引進、引進項目紛繁重複、互不協作配套等現象，有的地區為了便於自行批准上項目，還採取了化整為零的辦法，使一些大項目分批上馬，導致了引進失控的局面。在引進熱中，泥石俱下的事情常常發生。
青海省通過香港的一家貿易公司，從意大利和聯邦德國引進了一套混凝土輸送泵，結果發現竟是30年前的舊設備，整套設備除了標牌是新的之外，其他部件都已磨損不堪。8月份的上海《文匯報》便刊登了一篇讓人啼笑皆非的新聞，在題為《「洋豆腐」為何無人問津》報道中，記者寫道：6月下旬，閘北豆製品廠花160萬元從日本引進了一套盒裝豆腐生產線，原本希望它能豐富豆腐品種，增加市場供應量，誰知道，流水線安裝一個多月後，煩惱接踵而來，首先是豆腐成本太高，菜市場一袋豆腐只賣一毛錢，他們的成本就要四毛；其次是保質有問題，用傳統工藝做的豆腐變質後大不了發酸、起孔，這種日本豆腐一變質就成一包水；再者是流水線備件太昂貴，出一個小事故，單是給日本打個電報，至少也要20塊錢。記者最後無奈地說，看來這次是交了一筆昂貴的學費。
從1985年到1987年，全國各地共引進115條彩電生產線、73條冰箱生產線、15條複印機生產線、35條鋁型材加工生產線、22條集成電路生產線、6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僅廣東一省，便引進21條西裝生產線、18條飲料罐裝線、22條食品麵包生產線、12條傢俱生產線。其中最典型的引進案例是，9個省市一起向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引進了9條同一型號的「阿里斯頓」電冰箱生產線，每條生產線的價格均為3000萬元，年生產能力30萬台。
一時間，中國先後產生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樂、上海遠東、景德鎮華意、重慶五洲、寶雞長嶺、蘭州長風和中意冰箱「阿里斯頓九兄弟」。在其後的家電搶購熱中，這些企業都風光一時，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極盛時，「九兄弟」的產量佔到全國冰箱總產量的1/3。而10年後，8家凋零，僅美菱一枝尚存。1985年的引進熱在日後遭到了批評。大規模的引進熱浪，使得外匯消耗巨大，到年底，全國的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137.8億美元，相當於出口總額的52%。不過客觀地說，這次失控的引進熱對中國輕工產業的更新換代及消費品市場的啟動，產生了巨大的效應。這個時候的中國公司，就好像一個青春期的少年衝進一片正在瘋長中的草地，你聽得到他的骨骼與青草一起向上生長的聲音，過度的精力和熱情揮霍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在大量引進的同時，根據《商業週刊》的觀察，中國在這一年還開始嘗試著對外投資。11月份的報道披露，「中國開始向海外投資。第一站是香港，其投資達60億美元，佔在香港的外來投資的第三位。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兩家美國企業在華盛頓州購買一片價值3500萬~4000萬美元的森林，用於獲取建造中國房屋的木料。這是中國在美國的第一筆直接投資。」不過在開始，對外投資好像並不太順利，《新聞週刊》舉到了兩個在港投資失敗的例子：「兩家北京背景的公司——中國銀行和中國資源公司花了2280萬美元購買了Conic公司34.8%的股份。之後，中方向董事局派遣了官員。數月後，Conic的股票停牌，因為該公司的主席把他價值1000萬美元的股票都賣給了中方，並且在他個人的控制下從Conic貸款了2780萬美元。另外一件事情是一家中資公司起先宣佈花1.2億美元購買8棟在建的公寓樓，但是隨後又宣佈放棄。這一行為導致了股市的下跌，公司失去了信用。」這些新聞，在很多年後讀來一點都不讓人新鮮，不過在1985年前後，世界還是觀察到了一個封閉良久的社會主義國家嘗試著參與國際資本遊戲的努力，儘管這種努力顯得有點笨拙。
幾乎就在海南汽車案被中央點名制止的同時，國內還爆發了另一起重大的經濟事件，在廣東毗鄰的福建省出現了晉江假藥案，它直接導致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黯然落馬。晉江製造假藥的鄉鎮企業共有57家，其中45家集中在陳棣鎮，而這個鎮正是省委書記項南扶植起來的典型，它是福建第一個工農業產值超過一億元的鄉鎮，被譽為「福建一枝花」。從1980年開始，當地的食品工廠開始興起，為了追求暴利，漸漸地便轉向了藥品生產，當地的私營業主通過各級醫藥公司打進「公費醫療」這個特定的消費渠道。它們用低劣的銀耳加上白糖，製成「降壓沖劑」、「理肺沖劑」、「益肝靈沖劑」等假藥，牟取不當利潤。
新華社記者在後來的報道中稱：「假藥廠大部分是農民集資合辦的，他們沒有製藥技術人員，沒有質量監測機構，也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製藥設備，使用的全部是簡陋的爐灶、鐵鍋、竹器等原始工具，廠房則多為農村的舊民居，蒼蠅亂飛，垃圾成堆，包裝桌上積滿灰塵。這類藥廠是怎麼取得合法地位的呢？手續倒是很簡單，只要到村、鎮掛個戶頭，村鎮抽取產品銷售額的1%~2%，就可以得到銀行賬號和公章了。」成本低廉的假藥通過高額回扣的方式衝進公費醫療體系，自然帶來令人稱羨的企業效益，而當地政府為了經濟發展又聽之任之。到1985年初，晉江假藥已成洶湧之勢，連鎮工商所也辦起了保健飲料廠，生產銷售假藥。為了以更安全和合法的身份生產假藥，晉江人還想出了聯營工廠的方法，它們與廈門、陝西的一些瀕臨困境的國營工廠合作，以辦分廠或合股的名義偽造批文，生產假藥。當慾望之門被打開之後，如果沒有法律的制約，富有想像力的邪惡便會像野草一樣地肆意瘋長。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新聞報道《觸目驚心的福建晉江假藥案》，對晉江制售假藥的情況和原因進行了披露，稱當地假藥工廠生產100多種假藥，總數10萬多箱，銷售額3500多萬元，參與制售假藥者1000多人，此外還偽造衛生行政部門的藥品審批文號105個，私自印刷稅務發票。此後，有關部門持續清查，媒體持續跟進曝光，舉國一時鼎沸，晉江成為「假藥」和「騙子」的同義詞，以至於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當地人外出經商只說自己是泉州人，而不敢提「晉江」兩字。在這場打假風暴中，項南受到牽累，辭職下台。從晉江假藥案開始，在廣袤的中國農村，有意識、有組織、大規模地製造假劣產品，在今後20年的時間裡仍將持續地蔓延，從來沒有根絕。它成為很多地方擺脫貧困的捷徑，成為地方政府振興當地經濟的絕招，在晉江假藥工廠中，相當一部分的創辦人和經營者是當地的鄉鎮幹部，這個特徵在今後也將一再地呈現。中國基層社會那種流傳千年的淳樸的商業道德，從這時開始正可怕地在逐步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