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取諸於商賈，非取諸民也。」
——錢大昕，《大學論·下》
滿洲人入關，以數十萬鐵騎征服上億人口的帝國，看上去很像是一個「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對反抗勢力的暴力征服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滿洲人在江南和廣東地區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殺也最是慘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嶺南」，從這些名詞中分明可以嗅出當時的血腥，繁華百年的工商經濟再度遭到毀滅性打擊。
政權初建時，滿人對漢人極端不信任，在商業上只肯依賴和扶持與自己有特別關係的人，因此也出現了類似於元代斡脫集團那樣的商人群體。不過，這些人不是其他少數民族，而是漢族中的早期歸順者，他們被稱為皇商，當時共有八姓家族，分別是范永斗、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史稱「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范家是八大皇商之首，當家人名叫范永鬥。
明崇禎年間，范永斗在張家口開設商號，從事馬匹買賣，他與王登庫等八個來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當地的馬市貿易。往來商客之中，來自東北的滿人是最大買家，他們用皮毛、人參等特產換回馬匹、鐵器、鹽和糧食，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講求信譽，「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在這過程中，他與滿族上層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滿人攻入中原後，馬匹、軍械等需用大增，范永斗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採購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家，順治專門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辭。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也就是專門為皇家服務的商人，籍隸內務府。清政府把張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賜給他們開墾，義務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以供皇家專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鬥，他受命主持貿易事務，還壟斷了東北烏蘇裡、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藥材的市場，由此，范家又被民間稱為「皇家參商」。
「戰爭是造就超級富豪的重要路徑」，介休范家是這條定律的重要實踐者。范永斗靠依附滿人，成為家產百萬級的富豪，而到了他孫子一輩，則靠發戰爭財成了千萬級富豪，也是實際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執政時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亂，由於路途遙遠，且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每石米運到軍中需120兩白銀。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準噶爾部再次叛亂。范永斗的兩個孫子范毓賓（香賓）與范毓奇（香奇）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聯名呈請當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三分之一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准。
從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為最重要的軍糧運輸商，他們多次「力任挽輸，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所運軍糧都是「剋期必至」。軍糧的價格－－包括糧價和運雜費在內，開始時每石為40兩白銀，以後主動降為25兩、19兩。不僅如此，范家還承擔了運糧的風險，《清史稿》記載，1732年（雍正九年），因敵寇侵襲，軍糧在運輸過程中損失十三余萬石，范家「斥私財補運」，為此花費144萬兩白銀。在康雍乾三朝，范氏總計運輸軍糧百萬餘石，為政府節省費用600餘萬兩。
范家對朝廷的報效當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1729年，雍正特賜范毓賓（香賓）為正二品的太僕寺卿銜，成為名符其實的「紅頂商人」－－後世另外一個更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被授從二品的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在官銜上尚不及范家。范毓奇（香奇）考上了武舉，從千總幹起，當過天津鎮總兵，累官至廣東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來字的小傳。
據山西籍的經濟學家梁小民考證，范毓奇（香奇）也是惟一一位被寫進了《清史稿》的晉商。換一個角度來說，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區區500個字給清朝最重要的商幫集團－－而且還因他是總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說是商人階層被正統史家邊緣化的一個佐證。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項是，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范家搖身而成鹽商之首。僅在長蘆一地，范家就持有鹽引10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計，就控制了食鹽2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條件十分優越，靠鹽場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網。1732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0多萬兩鹽課銀，面臨破產，范氏收購之。最興盛時，范氏供給1000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范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貿易。清初以白銀為本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原銅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本進口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電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本的銅，利潤極高，據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范氏聯絡張家口的五家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氏販銅每年60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後，年販銅140萬斤，占進口量的三分之一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極盛之時，家產遍佈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圍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隻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06頃，各地房產達千餘間。此外，范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參等貿易，並與英商進行玻璃貿易，開採鉛礦。范氏家族有五十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范毓賓（香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築范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地人尊稱為「小金鑾殿」。
范家因官而興，所做生意也大多與政府有關，所以，其命運的把柄也自然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軍情動盪，運糧業務遭遇損失，戶部追繳262萬兩銀子，范家一時拿不出那麼多白銀，約定分五期償還，由此種下衰敗的禍根。到了乾隆後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價值已然耗盡，就成了被圍獵的對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後，日本幕府政權以銅礦開採殆盡為理由限製出口，曾經暴利的銅業突然變得無利可圖，以皇商身份承包銅進口貿易的范家一時間進退失措，朝廷的官員們乘機催討官銅，范家只好到市場上去高價收購，由此欠下巨額債務。
兩年後，朝廷以欠款340萬兩白銀為由，抄辦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風光無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淒慘的盡頭。在這一部企業史上，介休范家的興衰史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標本，「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樣的故事一再重演，並且情節相近，結局類似，從來沒有什麼新意，這是最讓後人沮喪的地方。
大清帝國前後延續了268年，總共有十個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實際執政64年），從1661年到1799年，凡138年，佔了清朝的一半，這段時期被稱為「康乾盛世」。
盛世的標誌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時全國人口約在1億到1·2億之間，乾隆晚年時已超過了3億；二是中央財政日漸豐腴，康熙去世時，國庫盈餘有800萬兩白銀，雍正留下了2400萬兩，乾隆留下了7000萬兩。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間生活的安逸，商人階層由儉入奢，工商繁榮。
然而在社會進步的意義上，「康乾盛世」其實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下的週期性復甦，中國社會仍然在超穩定的狀態下平鋪式地演進，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沒有發生任何本質性的突破。民國學者傅斯年曾對此有深入研究，根據他的觀察，中國只要有70年穩定期，必定重獲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中興，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康乾盛世」無非是這一週期的再次重演。
如果站在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上，我們更會發現，這所謂的「盛世」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紀是一個智力大爆發的時代，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懷特海稱之為「天才的世紀」，在這一百年裡，出現了開普勒（德國）、伽利略（意大利）、笛卡爾（法國）、牛頓（英國）、費馬爾（法國）、萊布尼茨（德國）、帕斯卡爾（法國）等天才級大師，他們在天文學、物理學、數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個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並集體地奠定了現代科學殿堂的基石。
在科學啟蒙的推動下，歷史開始跑步前進，速度達到了令人頭昏目眩的程度。其後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新的生產力像地下的火山，猛然噴湧出來，洗蕩天地，工農業產量成百倍地增加。與此同時，政治文明的進步同樣迅猛，西方各國人民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了法律的籠子裡。
在清帝國的北方，一個叫俄羅斯的國家也開始了自己的近代化之旅。1703年，比康熙皇帝小十二歲、年輕的沙皇彼得一世力排眾議，決定將首都從莫斯科遷移到芬蘭灣和波羅的海邊的一塊沼澤地上，日後證明這是一個偉大的決定，它使得落後的俄羅斯由一個內陸國家變成了面向大海的帝國。彼得幾乎把全歐洲最時髦的建築都搬到了這座被命名為聖彼得堡的新城市中，在那個馬車年代，聖彼得堡的街寬已達20多米。彼得日後以「大帝」名垂歷史，他以及他的子孫們讓俄羅斯成為了一個新崛起的大國。
與西方相比，東方的情景則恰成對比。
清代的皇權專制尤勝於明代。明王朝取締了宰相制度，集獨裁於皇帝一身，不過它還有內閣制，大臣尚能公開議政，而到清代，則以軍機處取代內閣，將一國政事全然包攬在皇室之內，皇傢俬權壓抑行政公權，無復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