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
——白居易《鹽商婦》
盛唐的中斷是一個「突然事件」，好比通宵達旦的狂歡盛筵猛然間被一場粗暴的狂風所席捲，從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中央集權旁落的結果。從貞觀到開元的一百多年間，天下久治長安，治國者變得異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據的隱患。唐太宗時，雖然充分下放財權和兵權，但他用邊將有「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唐玄宗即位之後，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他最寵信的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獨立的諸侯。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另一面隱患－－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干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會寫《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鐵血強悍的漢武帝。
安史之亂歷時八年，最終被平叛，這場戰亂給北方中國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所有的繁華均如夢如幻如泡沫，怎麼經得起兵戈的蠻橫侵擾，在洶洶鐵蹄之下，「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據《唐會要》記載，戰亂初起之時，全國在籍人口有九百多萬戶，僅僅五年後就只剩下一百九十多萬戶，所謂「生靈塗炭」，從這對數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亂被平息後，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描述當時的景像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桑弘羊的「幽靈」再度出現，中唐之後，各項專營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亂時期，朝廷急著用錢，第一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向富商征斂。肅宗登基後，即派人到財富聚集的江淮、蜀漢地區向富商大族按資產徵稅，「十分收二」——也就是百分之二十的稅率，稱為「率貸」，各道節度使、觀察使也多向商人徵稅以充軍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處計錢收稅，從此「商旅無利，多失業矣」，盛唐以來「天下關隘無一徵稅」、「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復出現。
除了這種極端做法之外，恢復國有專營政策是另一個便捷的方式。戰亂期間，顏真卿據守河北抗擊叛軍，軍費困竭，為了籌措軍餉，他在河北首創了榷鹽法，對食鹽實行「官收官賣」。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設立了鹽鐵鑄錢使這一職務，對全國鹽業進行專營管制－－「盡榷天下鹽」，出任此職的第五琦仿行顏真卿的辦法，在產鹽區設置鹽院，規定民間（產鹽戶被稱為「亭戶」）所產食鹽一律賣予鹽院，否則以盜賣罪論。
第五琦的專賣政策與漢武帝時期的辦法基本相同，此舉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來，在170多年之後，再一次實行食鹽專營。其令一出，鹽價頓時上漲十倍，由原來的每斗十錢上漲到每斗110錢，鹽價騰漲又造成糧食價格的上揚，民間出現餓死景象。然而，以此為代價，政府收入大幅上漲，專賣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四十萬貫的收入。
第五琦之後，劉晏（公元716—780）主管全國財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財大師。
劉晏自幼聰慧，其「神童」之名被寫進了《三字經》。八歲那年，唐玄宗禪封泰山，劉晏獻《頌》，因文辭婉麗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職，算是全唐最年輕的官員。《三字經》中就詠道：「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
劉晏從青年時就開始當官，從縣令逐級陞遷，在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為度支郎中，即戶部主管財政收支的副長官，到叛亂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剛剛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副宰相，同時兼領人事和財政事務，成為帝國最重要行政首長之一。他前後主管天下財政長達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職時間最長的財政長官。
在財經思想上，劉晏並無特別的創見，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當時的知識精英階層，桑氏之名已然敗壞，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眾議地褒揚商鞅一樣，劉晏亦視桑弘羊為楷模，在一份致前輩長官的信中，他表示要「像賈誼那樣的為復興漢室而努力，學習桑弘羊的功利之術，竭盡全力，以報答前輩的知遇。」與桑弘羊相比，劉晏身處皇室權威急速下墜之際，當然更為凶險，為了重現中央集權，他的手段更加的巧妙。
第五琦的鹽政類似於戰時政策，過於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價權，市場彈性喪失，導致鹽價暴漲；二是官府賣鹽，多設機構，開支浩大。劉晏主政後後，對其進行了部分的修正。首先，他把統購統銷政策改為「民產－官收－商銷」，這個辦法大大減少了鹽政機構的人員龐大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國十三個重要產鹽區設立巡院，一方面打擊私鹽，另一方面則保護獲得政策牌照的鹽商的利益，其三，他制訂了「常平鹽」制度，以保證非產鹽地區的鹽價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囤鹽牟利。
若比較劉晏的鹽法與之前眾人——從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發現，他的「民產－官收－商銷」是一個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營模式。這些措施果然立竿見影，食鹽專賣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長了十五倍，以致於佔到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這也是財政史上，鹽稅占國庫收入最大比例的時期。
除了官營鹽業，劉晏還對全國的重要商品產銷進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輸制度重新搬了出來。他在各地建立常平倉－－倉儲和物流中心，設置了知院官，隨時瞭解各種商品價格的動向，然後「賤增貴賣」，以獲其利。《舊唐書·劉晏傳》記載說，「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銷動向，政府獲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場波動則得到了平抑，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術。」中唐在安史之亂以後，沒有陷入更大的亂境，與劉晏以果斷的專營政策迅速地改觀了中央財政的狀況有很大關係，因此，史家授予了一個桑弘羊式的評價——「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歷來史家對於那些主張工商管制的歷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認為他們是重農抑商論者，譬如宋代大學問家歐陽修在《新唐書·劉晏傳·贊》中就說劉晏「排商賈」。其實，這是絕大的誤讀。胡寄窗早在1960年代創作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中敏感地指出，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為桑弘羊、劉晏等人比誰都明白工商對國家稅收的重要性。
劉晏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務無論輕重，都能在一日之內就做出決斷。他上朝時騎在馬上，心裡還在籌算賬目，退朝後在官署批閱文卷，常常是秉燭達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執政的將近二十年，經濟元氣日漸復甦。
公元779年，代宗駕崩，37歲的長子李適即位，是為德宗。此時，中央財政已擺脫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書·食貨志》的計算，與安史之亂時相比，國庫收入起碼增長了十五倍，治國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適是一個跟太祖父李世民經歷很類似的少年英雄，二十歲時就被父皇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在前線與安史叛軍決一死戰。平叛之後，李適因功拜為尚書令，和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賜鐵券、圖形凌煙閣。他登基之後，決意學習漢武帝，徹底割掉藩鎮割據這顆大毒瘤。
然而，李適最終沒有學成漢武帝。在財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聽信讒言，居然處死了自己的「財神爺」劉晏。史載，劉晏死時家徒四壁，只有兩車書籍和幾斗米麥，天下為之喊冤。
劉晏被處死之後，專營政策並未更弦，不過由於後繼者再無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樣。
任何政權，當它以國有專營為經濟政策之主軌後，一定會產生如同毒癮一般的依賴性，其管制之升級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漢武帝時期如此，中唐之後的景象如此，後世歷代，概莫出外。當政府從專營事業中嘗到甜頭以後，為了增加收入，就日漸的變本加厲，欲罷不能。
在劉晏去世的兩年之後，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佈對釀酒業進行專營，下令天下釀酒產業均歸官辦，委派各州縣官員綜合管制，所有私釀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後，冶鐵、茶葉等產業也相繼被收歸國營。同時，對走私者進行了極其嚴酷的懲罰政策，民間盜賣食鹽二石，就要被處死。
公元783年，朝廷又宣佈徵收兩個新的稅種，分別是「間架稅」和「除陌錢」。
所謂「間架稅」，實際上就是房產稅，規定每棟房屋以兩根橫樑的寬度為「一間」，上等房屋每年每間徵稅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稅務官員拿著紙筆算盤挨家挨戶實地勘算；若有瞞報者，每隱瞞一間杖打六十。而「除陌錢」則相當於交易稅，無論公私饋贈還是各種商業收入，每緡徵稅五十錢；若是以物易物，亦當折合時價按照相同稅率徵收；隱瞞一百錢的，杖打六十、罰錢兩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