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推出鹽鐵專營政策的一年後，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與匈奴主力再次決戰，與此同時，山東（太行山以東）發生重大水災，七十餘萬饑民無以為生，到處流亡。在軍費大增和緊急救災在雙重壓力下，桑弘羊和張湯向武帝提議，向全國有產者徵收資產稅，是為「算緡」。根據頒布的「算緡令」，凡屬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有無「市籍」，都要據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字，規定凡二緡（一緡為一千錢）抽取一算（兩百文），即一次性徵收百分之十的財產稅。而一般小手工業者，則每四緡抽取一算。
「算緡令」頒布後，有產者大多不願主動申報，出現了「富豪皆爭匿財」的景象。武帝為此還樹立了一個「愛國商人」的典型，此人名叫卜式。
卜式是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洛陽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餘頭，十幾年間，增殖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早在漢與匈奴開戰之後，卜式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輸作邊用。武帝頗為驚異，派遣使者問卜式：「你是想當官嗎？」卜式回答道：「我從小就是一個放羊的，不懂當官，不願意。」使者又問：「那麼你是有什麼冤情，需要朝廷來替你洗清嗎？」卜式答：「我平生與人沒有什麼爭執，鄉里關係和諧，沒有冤情。」使者再問：「那麼既然這樣，你到底想要得到什麼？」卜式說，「天子討伐匈奴，國民自當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只有這樣，匈奴才可被滅。」
後來，卜式幾次要求把自己的財產捐給國家。到了「算緡令」公佈的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二十萬錢，以濟國家之急。武帝聽到後，當即對他特別嘉許，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同時佈告天下，以示百姓。後來還讓他當上了僅次於丞相之位的御史大夫。
儘管有卜式這樣的例子，然而榜樣的力量卻很有限，商賈們仍然捂緊錢袋，無動於衷。於是，武帝只好使出了最強硬的招數，公元前117年，頒布「告緡令」，其內容就是鼓勵舉報，按規定，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的一半。
這個「告緡令」等同發動了一場「挑動群眾告發群眾」的「人民戰爭」，此令一出，幾乎所有的中產以上的家庭全數被舉報，社會秩序頓時大亂。朝廷內部對這一法令頗多非議，武帝不惜用殺戮的辦法來對付所有的反對者，時任長安行政長官（右內史）義縱不願嚴格執行「告緡令」，借口舉報的人都是亂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將他處以死刑。時任大農令顏異也對這一政策持不同意見，最後以「腹誹」的罪名被處死。武帝委派張湯、楊可、杜式等酷吏嚴格落實「告緡令」，而桑弘羊則是總執行人。
這場舉報運動持續推行三年之後，「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都被告發抄產－－「使商賈中產以上大率破滅」，政府沒收了難以數計的民間財產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連皇宮的上林苑裡也堆滿了沒收來的財物，不得不專設水衡官來管理其事。在民間集體破產的同時，國庫為之大飽。
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國家主義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負者，而他們以及他們所在的階級則是這一自負的最大得益群體。具有迷惑性的是，他們在口頭上都以「均貧富」－－救濟貧困，抑制豪強－－為號召，這能夠喚起無產者對有產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權統治，謀求財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國家的利益永遠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執行這一政策的官僚，因為要與民爭利，所以又必定多為嚴厲的酷吏，先是以鐵腕手段對付商人及中產階層，然後又私下作法敲詐，結成權貴資本集團。在這種政策邏輯之下，有產者的下場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諷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財政收入，大多用於國防軍備，平民階層因此而得到的實惠卻少而又少。在國家主義的政策之下，國強易得，民富難求。
漢武帝的這場「告緡運動」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社會財富被強迫「清零」，中產階層集體破產，工商動力喪失；第二，更嚴重的是，政府在這場運動中跡近「無賴」，對民間毫無契約精神，造成社會財富觀念的空前激盪，民眾的儲蓄和投資意識從此銳減，據《史記·平准書》記載，「自此以後，民眾喜歡偷竊，有好看的衣服馬上就穿，好吃的馬上吃掉，不再願意儲蓄投資。」其歷史性後果耐人尋味。
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是第一個真正建立了完備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大獨裁者。在全球範圍內，幾乎與漢武帝同時的另外一個獨裁人物，是羅馬共和國的凱撒（公元前102年－公元前44年）。這似乎又是一個巧合，就在中國構築了中央集權體制的時候，羅馬也從共和政體向帝國政體轉型，世界進入到了「獨裁者時代」。
從時間的角度看，無論是鑄錢權的上收、鹽鐵專營還是算緡、告緡，都發生在漢帝國與匈奴的長期戰爭進入到相持階段的關鍵時刻。上述政策的實施讓近乎空乏的國庫重新充足起來，《漢書·食貨志下》記載，「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這一財政上的改善為漢匈戰爭的最終勝利以及其後對朝鮮、南粵等地區的征服提供了強大的經濟保障。
還要補充的一個對後世影響很大的產業政策，是對釀酒業的國營壟斷。
中國的釀酒業源遠流長，商朝的末代國君紂王好酒，曾「以酒為池「，聚三千人一起牛飲。到了西漢，釀酒技術大為提高，當時已普遍使用制曲釀造的「複式發酵法」，酒類品種也非常繁多，有以糧食為原料的稻酒、黍酒等，也有以水果為原料的葡萄酒、甘蔗酒等。2003年，在西安發掘的一座西漢古墓中，還發現了一件儲存了52斤美酒的青銅鐘，據報道，「青銅鐘高達78厘米，通體鎦金，頂蓋密封，矗立著一個漂亮的朱雀。解開頂蓋後，裡面是透明的青綠色液體，一股強烈的酒香撲鼻而來。」文景初期，因為糧食緊張，朝廷曾頒令限制釀酒，不過酒業卻日漸發達，其利潤更是非常豐厚，《貨殖列傳》中記載，如果一年釀酒一千甕，其投資所得，相當於戰國「千乘之家」或漢代「千戶侯「的收入。
公元前98年前後，漢匈兵事再起，名將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武帝震怒，再發二十萬人出擊。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桑弘羊奏請武帝，實行「酒榷「，即酒類專賣政策。其辦法與食鹽專賣類似，由官府供給私營釀酒作坊糧食、酒麴等原料，規定釀造品種和規格，生產出來後，由官府統一收購和銷售，就是所謂的「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據史家吳慧的計算，酒榷的專營收入非常之高，每生產一千甕的酒，至少可得到25萬2千錢的收益，通過統購統銷，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桑弘羊將這部分收入「贍邊，給戰士」，大大緩解了財政壓力。
從此以後，酒榷與鹽鐵並列稱為「三業」，成為國家實行壟斷經營的主要產業，歷代衍續，從未中斷。
桑弘羊主持全國財經事務前後達二十三年之久，可謂是漢武盛世的最大功臣。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勢的一代雄主，他好大喜功，黷武嗜殺，對臣下猜忌無度，榮辱隨性，在桑弘羊之前，十年之內先後換了六任大農令，其中兩人被誅殺，只有桑弘羊署理此職後，再無更替，由此可見武帝對他倚重和滿意，時人評論說，武帝對他言聽計從，好比當年越王勾踐對文種和范蠡那樣。
不過，在朝廷內外，桑弘羊的政策還是遇到了眾多的反對者，其中尤為激烈的，包括當世最著名的兩個知識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記》作者司馬遷，另外就是「愛國商人」的典範－－御史大夫卜式。
董仲舒是漢代儒家的奠基級人物，他明確地反對國營化政策，認為應該使「鹽鐵皆歸於民」，他還提出享受政府俸祿的官員和貴族應該退出商界，不應該與民爭利。那麼國家如何才能富強？他給出了三個辦法，分別是：薄賦輕徭、重視農業和以仁義治天下。這三點似乎並無創見，是重複了孟子、賈誼等人的老調，在急於建功立業的漢武帝聽來，都是不值得一駁的書生之見。司馬遷的經濟觀點與董仲舒有類似之處，相對的，他對商人階層給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認可－－他稱那些大商人是「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認定《平准書》和《貨殖列傳》實際上是司馬遷為了反對官營工商業政策而寫的兩篇專門論文。
卜式是漢武帝非常寵信的大臣，不過他似乎從一開始就對國營化政策不以為然，早在鹽鐵專營政策推出的第三年，他就與孔僅一起上書力陳專營之弊，結果讓孔僅丟了官。卜式一再的提出反對意見，讓武帝很不高興，有一次，就以卜式不會寫文章為借口，免去了他的御史大夫的職務。可是這位養羊出身的前商人似乎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有一年，天下大旱，武帝讓大臣們想想有什麼辦法，卜式獻上的計策竟然是：「只要把桑弘羊放到鐵鍋裡煮熟了，老天就會降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書沒有記載武帝看到這份奏章時是怎樣的表情。
武帝當然沒有把桑弘羊煮熟了，不過到了他的晚年，確乎已經出現了重大的政策後遺症。對財富的嗜血般的追求，是隨著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一起來到這個世上的，在強大的國家機器的支配下，民生貧乏，怨聲載道，「天下困弊，盜賊群起」，幾乎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轍。公元前89年，68歲的漢武帝不得不頒布《輪台罪己詔》，內稱「本皇帝自即位以來，所做出的行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現在追悔不及，從今往後，凡是有傷害百姓、讓天下人勞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當務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減少賦稅徭役，恢復重視農耕和畜牧的政策，減少軍備開支。」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記錄在案的皇帝檢討書。以武帝的雄才偉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歷史的一個諷刺和警醒。
此後，中央政策趨於寬鬆，民間稍得喘息，終於避免了更大的動盪，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就尖銳地評論說，「武帝晚期其實已出現了秦朝滅亡時的跡象，不過卻僥倖地避免了滅亡的後果。」強勢的國營化運動在短期內能夠發揮「舉國效應」，迅速地提高國家的生產能力和財政能力，對外可以與最強大的敵人進行交戰，在內可以建成規模空前的大型工廠，甚至可以製造出原子彈，但是長期發展而言，則必然削弱了民間經濟的積極性，導致社會機能的退化，進而在長期造成了國力的衰落。所以，國家主義和計劃經濟基本上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後世所有信奉和實踐這一模式的治國者莫不陷入這一可怕的邏輯。
就在頒布《罪己詔》的兩年後，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漢武帝鬱鬱而終。臨終前，他將桑弘羊提拔為御史大夫，並與霍光、上官桀等並列為四位托孤大臣之一。然而，隨著武帝的去世，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走到了終點。
公元前81年2月，漢帝國的朝堂之上舉辦了一次關於鹽鐵專營政策的公開辯論會。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屬吏，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個叫桓寬的人如實地記錄這次辯論的內容，寫成一部流傳至今的奇書——《鹽鐵論》。
鹽鐵會議的舉行有政治上的背景，當時，大將軍霍光為了清洗桑弘羊，利用從朝廷到民間對國營化政策的反對情緒，專設此局。根據記載，鹽鐵會議陸續開了半年之久，站在桑弘羊對立面的是六十多位伶牙俐齒的儒生，他們都是從各郡國被選拔出來的「賢良」和「文學」。從《鹽鐵論》看，雙方言辭激烈，甚至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桑弘羊譏諷這些儒生「偷穿了周公的外衣，思想全然被舊的學術所限制」，儒生們當即反唇相譏說，「我們偷穿了周公的外衣，而你卻偷走了周公的官位，我們的思想被舊學術限制，你的思想卻被錢財給迷惑住了。」在這場大辯論中，桑弘羊明顯處於被攻擊的守勢，桓寬真實地記錄了他當時的種種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應」、「繆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俯仰未應對」、「憮然內慚，四據而不言」等，顯然是一付被告的模樣，他前後發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為專營政策做頑強的辯護，這也成為後世研究桑氏經濟思想的最生動和寶貴的原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