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晁錯
漢帝國初建之時，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開國皇帝劉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六匹膚色一樣的駿馬，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以牛車代步。
國貧民窮之際，如何對待創造財富的商人就成了關鍵。漢初的幾位皇帝，從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對商人採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漢律基本沿襲了秦律，對商人繼續實施蔑視和壓抑的原則。天下抵定後，亭長出身的劉邦對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世界上最討厭的人有兩種，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錢的人（商人）。他學習秦始皇的辦法，把十多萬戶六國貴族後裔及富豪之家統統遷徙到關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監管。他還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車騎，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困辱。到了他的兒子惠帝執政時，態度稍稍寬鬆，不過還是在稅賦上採取了歧視的政策，一般人交稅一份，商人和奴婢則要交兩份。
另外，漢初的幾個皇帝還徹底關閉了商人從政的路徑，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受到限制，所謂「禁錮不得為吏」。漢文帝規定，有三種人不能當官，分別是商賈（賈人）、入贅的女婿（贅婿）和犯過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貴廉潔，賤貪污」。其後的漢景帝在詔書中專門強調「有市籍不得宦」。《史記·平准書》還記載，從惠帝開始就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在分配田地的時候，有「市籍」的賈人也不能獲得土地，如果被發現違規，馬上就貶為奴婢。
為了緩解財政上的困局，漢初朝廷曾經實行過「納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甚至還有「入羊為郎」的記錄，就是有人牽著羊群換來一頂「郎官」官帽。可誇張的是，就是在推出這一「賣官」制度的時候，朝廷竟也規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學史集》中便考據說，「漢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選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內。」
就在對商人實施了如此蔑視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時，讓人驚奇的卻是，在實際的微觀經濟層面，工商業則得到了極大的解放。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記錄：「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說，政府改變了自商鞅以來的全面管制政策。「開關梁」－－開放關津，「弛山澤之禁」－－放鬆對山林礦藏資源的專營，這是兩大非常重要的政策變動，前者減少了地區之間的物流成本，終漢一代，從此沒有再設關徵稅，統一市場的優勢得以展現，後者則把利益最大的資源性產業向民間開放，這兩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導致物流交易的活躍和工商業的繁榮。
在放鬆工商的同時，朝廷對農業則採取了採取「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一度甚至還全免田租－－長達十二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盡量「委屈求全」，通過「和親」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
這樣的寬鬆政策－－可以說是「休養生息」，也可以說是「放任自流」－－實行了七十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時期，史稱「文景之治」。《史記·平准書》說，漢興七十年間，民間和國庫都非常肥腴，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中央糧倉裡的糧食多得更是陳谷疊陳谷，以「至腐敗不可食」，這當然是前所未見的盛世了。
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認定，「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從各種史料見，當時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個產業之中，分別是鹽鐵業、流通業、種殖業和金融業。
鹽鐵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時期就已經逼現，現在將之開放給民間，當然催生巨富。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例舉了西漢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稱之為「賢人所以富者」，其中，單獨列出、比較詳細地記載其事跡的有八位，前四個竟都是冶鐵業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區的卓氏。他原本是趙國人，世代靠冶鐵致富，秦滅趙國後，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兩人，推著一輛小板車流放他鄉。同行的流放俘虜中，稍微有點積蓄的都爭著賄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離趙國稍近的葭萌關一帶（今四川廣元縣），只有卓氏說，「此地狹小貧瘠，我聽說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裡長滿芋類，一輩子不至於挨餓。那裡的人們喜歡到集市上做事，喜歡做買賣。」於是要求遷得遠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臨邛（今四川邛崍），卓氏到了那裡後，就著當地的鐵礦資源大搞冶煉鑄造，運籌經營，把產品銷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裡的奴僕就多達千人。他們大起田池，射獵為樂，享樂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鄭，竟也是在臨邛致富的。他是從山東流遷過去的俘虜，與卓氏一樣從事冶鑄，銷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區，富裕程度可與卓氏一拼。
第三個鋼鐵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國大梁人，秦滅魏後，把孔氏流遷到南陽，他就在這裡冶鐵鑄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後，孔氏還投身長途販賣業，他帶著成隊車馬，往來於各諸侯國之間，各國由於他的商業活動而受益，人們稱呼他為「游閒公子」。他花錢如流水，卻賺得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裡累積的錢財達數千金。南陽一帶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為時尚。
第四個富豪是魯國的曹邴氏，他以煉鐵起家，「富至巨萬」。跟出手闊綽的孔氏不同，魯國人生來就節儉吝嗇，曹邴氏定有家規，「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還從事高利貸業，足跡行遍各地。魯國一帶的人受其影響，大都拋棄學術而追逐財利。
除了上述四位鋼鐵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齊國的大鹽商刀閒。齊國是東方的商業大國，以沸煮海鹽而聞名天下，刀閒的致富策略是敢於僱傭最多的勞力。一向富足的齊人對奴隸非常輕賤，認為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閒則大量地收留他們，讓他們去打漁曬鹽，然後帶著這些人四處販賣，結交各地的官吏，終於累積起數千萬的財富。那些跟著刀閒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來，因此當地流傳民諺曰「寧爵毋刀」，意思是「難道非要去做官嗎？還不如去給刀閒當豪奴。」另據史料記載，除了刀閒，當時還有兩個有名的大鹽商，一個是山東的東郭咸陽，以海鹽為業，另一個是山西的羅氏，從事的是池鹽業（「擅鹽井之利」）。
鹽鐵之外，第二大致富產業是流通業。
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特產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視。司馬遷記載，當時的大運輸商擁有上百乘馬車，上千輛牛車，有的還有大型船舶——「船長千丈，車百乘，牛車千輛」。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陽的師史。他家共計有上百輛運輸車輛，在各郡國周遊經商，足跡無所不至。洛陽地處、齊、楚、秦、趙幾個國家的中間地帶，四通八達，商風盛行，師史積累的財富達七千萬之多。
第三大致富產業是種殖業，司馬遷例舉了兩個商人，分別是任氏和橋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過看管糧倉的小官，秦朝敗亡時，各路豪傑爭著搶奪府庫裡的金玉，而任氏則獨獨挖窖儲藏糧食。後來，楚漢兩軍對峙，老百姓無法耕種田地，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於是，豪傑們搶去的金玉都歸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後，並沒有奢侈享受，他仍然從事於農業和畜養業，他還立下家規，「不是自家種的養的東西，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不得飲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幾代，被鄰里視為表率，連皇帝也對他頗為器重。
橋姚則是在邊陲地區致富的商人，他養馬千匹，牛兩千頭，羊上萬隻，家中糧食以萬鍾計算。其發跡故事與向范蠡求教的猗頓有點類似。
第四大致富產業是鑄錢業。
漢初允許民間鑄錢，不過鑄錢需有銅礦資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當時最大的兩個鑄錢商，一是吳王劉濞，他是劉邦的侄子，被封於現今的江蘇、浙江一帶，此地有豐富的銅山，可以開採鑄錢。另外一個是叫鄧通的「黃頭郎」。
鄧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時被徵召入宮，在未央宮裡當一個劃遊船的「黃頭郎」。據傳，有一次漢文帝做夢，夢見自己怎麼努力也登不上天，正著急之際，來了一個貌若美玉的黃發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順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遊船，陡見頭纏黃巾的鄧通，便認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貴人」，從此百般寵幸，官至上大夫。漢初諸帝都有同性戀的癖好，所以又有記載鄧通與文帝有「斷袖之交」。某次，一位善於看相的術士說鄧通「當貧餓死」，文帝不以為然，說「我就能讓鄧通富貴，怎麼可能貧窮呢？」於是，把蜀郡的嚴道銅山（今四川省滎經縣寶子山）賜給他，准許其自行鑄錢。鄧通鑄錢很注重質量，其錢幣光澤亮，份量足，厚薄勻，質地純，深得民眾喜愛，當時，吳王錢以發行量大佔優勢，鄧通錢則以質地優良取勝，兩幣流通全國，有「吳幣、鄧錢布天下」之謂，鄧通因此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後，「鄧通錢」甚至成了貨幣的代名詞。
除了上述四大產業中的超級富商之外，司馬遷還十分簡略地——僅以數數十來個字——例舉了當時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從記錄中可以看到他們所從事的產業。比如，秦楊以從事糧食生產而成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當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販賣業；桓發，從事的是「博戲」，就是今天的博彩業；雍樂，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販賣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妝品業；張氏靠賣「水漿」成了千萬級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飲料業；郅氏生產和販賣的是「灑削」，鏹剪子和磨刀，類似今天的小五金；濁式買賣的是豬羊雜碎製品，因此致富，這是今天的肉類食品業；張裡從事的是醫治馬匹的生意，類似今天的獸醫業。
這些人致富的秘訣是什麼呢？司馬遷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誠壹之所致。」就是專心一事，專業經營所帶來的。這是商業成功的不朽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