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很多蘇聯專家向國內抱怨，中方的一些企業撤銷了按蘇聯技術方案和技術規程設立的技術部門，取消了必要的技術規格和標準，他們表面上仍留在崗位上，享受薪金，承擔合同規定的生產責任，但實際上已無法履行自己的職責。武漢冶金公司的12位蘇聯工程師說他們已經有三個月沒有工作了。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一設計院的中方領導有8個月沒有與蘇方專家見面。
最能生動地體現中國自主性的事件，是「鞍鋼憲法」的誕生。
鞍山鋼鐵廠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被稱為「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子」。「一五」計劃時期，鞍鋼共完成基建投資總額15.45億元，佔全國同期冶金工業基建投資總額的1/3。五年累計，鞍鋼共生產鐵1090萬噸，鋼846萬噸，鋼材566萬噸；分別佔全國同期總產量的54.3%、50.8%、42.91%，可謂是半壁江山。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寫了《關於工業戰線上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在列舉大量事實後，提出要「繼續徹底地批判堅持一長制、實行經濟和技術掛帥、依靠少數專家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路線，堅決地貫徹執行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依靠廣大群眾辦企業的無產階級路線；繼續徹底地批判和克服教條主義，進一步樹立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使運動一浪高一浪地向前發展」。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非常興奮，於3月22日作了重要批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10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去幹，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前的情形，這是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一長制，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
馬鋼即蘇聯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它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管理和技術標準，被尊稱為「馬鋼憲法」，是蘇聯工業模式的一個驕傲。「鞍鋼憲法」的提出，顯然是針對「馬鋼憲法」而言的。
「鞍鋼憲法」的核心經驗有兩條，一是「兩參一改三結合」，二是政治掛帥。
「兩參一改三結合」即是：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生產、技術、管理等改革和改進上實行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它被認為是「我國對工業企業實行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一條極具特色的重要經驗」。
關於政治掛帥，時任鞍山市委第二書記、鞍鋼黨委第一書記兼經理袁振的表述是這樣的：「『鞍鋼憲法』的基本內容，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堅持大搞群眾運動，堅持不斷革命，堅持總路線、大躍進。『鞍鋼憲法』是毛澤東思想在經濟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無產階級辦企業的根本路線。」遼寧省委書記李東冶則直接將「鞍鋼憲法」與「馬鋼憲法」進行了對比，他說：「鞍鋼憲法的實質是什麼呢？中央批示中指出，實質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問題，就是黨的領導，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馬鋼憲法』是什麼？一不要黨的領導，二不要群眾運動，三是單純技術觀點。」
5月23日，冶金部在鞍山召開現場會議，號召全國企業學習和推廣「鞍鋼憲法」。
一個多月後的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提出撤走全部在華工作的專家。在外交照會中，蘇方提出的理由是：「最近，中國方面在處理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問題上開始推行一條顯然是對蘇聯不友好的路線，這與條約的規定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間通常的關係準則是相牴觸的……所有這些都傷害了蘇聯專家們的感情，中國方面對他們的不信任引起了他們的憤怒，使得他們被迫向蘇聯政府提出回國。」從7月28日到9月1日，蘇方撤回專家1390人，停止派遣專家900多人，同時中止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343份，廢除科學技術合作項目257項。到1960年12月，留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只剩下一個人。
蘇聯專家的撤走，是中蘇兩國在多種立場、利益上的分歧的總爆發，兩國關係從此徹底毀壞。
「撤走令」事先毫無預兆，今日貿然下令，明天卷席走人，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充分體現了赫魯曉夫粗暴、獨斷的領導風格。就在這一年4月初，中國國務院外國專家局還呈送了一份報告，認為「專家工作有了很大的改進，專家們心情舒暢，幹勁充足，工作效率顯著提高」。5月20日，國務院按照慣例發出了下一年聘請蘇聯專家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各部門做好續聘和增聘工作，直到6月17日，國家科委和外國專家局還聯合制定了蘇聯專家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研攻關的分工管理辦法，並下發全國。這表明，儘管兩國在過去幾年有種種的摩擦、爭吵和不愉快，卻沒有導致決裂的必然性。可見，7月的「撤走令」來得有多麼突然和絕情，它不但擾亂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傷害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
不過，後世也有專家對「撤走令」的客觀後果有自己的觀察。沈志華在《蘇聯專家在中國》一書中便認為，蘇聯專家的全面撤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過去似乎估計過高。他認為：「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官方過分強調了蘇聯撤退專家在造成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困難中的作用。」據他的研究，自「156工程」完成之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援助重點放在了軍事工業上，特別是核武器的研發上。從1000多名經濟專家分佈來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國防企業及與國防工業有關的部委和科研機構中，還有一成多為冶金、化工和水電專家，在煤炭、石油、建設、輕工、農業及鐵路運輸等部門，都只有極少量專家，最少的1個人，最多的7個人，而在水產、糧食、紡織等部門則已經沒有蘇聯專家。因此，就如同在農業領域發生的問題一樣，蘇聯專家的撤走對工業經濟的影響並不是決定性的，經濟的衰退大多是因為決策的失誤。事實上，蘇聯人的撤走造成了兩個連帶性的後果。
一是因悲情而引發的新一輪激進。1958年之後，中美關係因台灣海峽問題持續緊張，美國太平洋艦隊游弋於東部海域；在西面，中國與印度因領土糾紛爆發區域性戰爭；而中蘇關係一緊張，整個北方地區又受到威脅。於是，一種孤立感以及因此而引發出的巨大悲情，使得中國領導人陷入更大的自我封閉和自傲情結之中。
二是因外來威脅的加大，導致了工業佈局的畸形化。一些原本設立在東北和沿海等地的重要工廠內遷到中部地區，工業佈局以「備戰備荒」為戰略指導，到1964年，開始大規模的「大三線」建設。
內外交困，時局艱險，年輕的共和國在它的第十個年頭遭遇了空前的困難。讓人歎息的是，在這期間，中央決策又因種種原因發生了幾次進退搖擺。
在災情初起的1959年，鋼產量指標仍然被高高地定在1300萬噸。這一年7~9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本決定對當前的失控進行反思，而最終的結果卻以更激進的方式閉幕，對「大躍進」持有不同看法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等人遭到嚴厲批判，會議最終達成的共識是：形勢大好，前途光明，繼續大躍進。
廬山會議的風向突變讓中國失去了一次清醒的機會。到1960年初，決策層內的反思聲音再起，各種經濟指標被壓了下來，可是，中蘇關係交惡後，激進情緒再度陡然升溫，又提出要煉「爭氣鋼」，爭取當年生產鋼2000萬噸。正因為這種政策上的失誤，局勢日漸惡化，最終釀成重大的悲劇。
一直到1961年，為了走出絕境，中央才逐漸調整激進的經濟政策，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當時主要展開的工作有兩塊，一是解決吃飯問題，二是把工業速度降下來。
當務之急，自然是緩解糧食危機。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糧食產量，是絕無可能的事情，而僅僅靠清華大學的「增飯法」，卻只能暫時騙騙肚子。於是，中央政府採取特別方式，從進口糧食和減少城鎮人口兩個方面下手施救。
1961年1月，國務院決定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先是確定進口150萬噸，很快就增到250萬噸。經辦此事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回憶，在對待進口糧問題上，當時黨內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因為不久前還在喊糧食吃不完了，現在突然要向萬惡、腐朽、即將滅亡的資本主義國家買米吃，丟不起這個臉，因此，糧食進口工作一直處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相關事宜是委託香港的中資公司華潤和中國銀行經辦的，先是從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法國訂購了大量糧食，後來連美國糧食也通過轉口貿易進來了。從1961年到1965年，國家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
進口糧食需要外匯，能夠換回外匯的商品不多，除了煤炭之外，主要的就是棉花，於是就縮減棉布的供應。1960年，全國居民所分配到的布票人均少了1尺。據外貿部的計算，每人減少1尺布，用於出口可得5美元，全國總計就是3500萬美元，能多進口10億斤麥子。
歷史學者陳明遠在《布票的故事》一文中記載，四川城鎮起初每年每人15尺布票，可以做一套衣褲，1959年，布票一下子減少為每年每人7尺4寸布票，個子小的還能做件上衣，個子大的就頂多混條褲子了。到1960年再減半，只發3尺7寸布票，當時買一雙襪子要二寸布票，也就是一個人一年分到的布票只夠買十多雙襪子。1961年上半年，上海市區每人只發給2尺6寸布票，一家四口的布票不夠縫製一套成人的衣服。山東城鎮每人的布票更只有1尺6寸。物資的空前短缺，可見一斑。
即便全國人民少吃減穿，還是無法緩解糧食危機。1961年6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精減職工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提出在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客觀地說，在糧食供應無法增多的情況下，這個不無殘酷的決策最終起到了緩解的作用。
從1958年起，為了大煉鋼鐵，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力被徵調到城市裡，在三年裡共新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城市人口從9900萬陡增到1.3億，這自然造成了糧食的供應緊張。當經濟突然大蕭條後，工廠裡馬上出現了人浮於事的現象，紡織工業停了500萬錠，食品工業三年增加了55萬人，很多工廠的工人無工可做。根據計算，從城裡精簡2000萬人，可減少供應糧食30億斤。中央的《精減通知》指出：「這次精減的主要對象，是1958年1月以來參加工作的來自農村的新職工（包括臨時工、合同工、學徒和正式工），使他們回到各自的家鄉，參加農業生產。」
從精簡政策實施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2800萬人。事實表明，這一政策緩解了城市供應的緊繃狀況，也對農業的休養生息起到了復甦的作用。以堅忍和溫順出名的中國農民從來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支撐者，他們在正常的年景裡貢獻廉價的農產品，一旦發生危機，廣袤的農村就成為成本最低的「洩洪區」，這種情景在日後將一再發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工商經濟的成長從來就在吃「農民的紅利」，城裡人虧欠農民的實在太多。
在2000多萬被精簡下鄉的人中，就有一個16歲的農村青年名叫魯冠球。
魯冠球的家鄉在浙江省蕭山縣的金一村童家塘，與杭州市隔錢塘江相望，他從小的夢想就是能夠進城當一個工人。1958年，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小學還沒有畢業的他就被徵調進了蕭山縣城，在一個打鐵合作社當上了鍛工。三年學徒期滿，工資從最初的14元加到了36.5元，這讓他很是滿意。可是就在新工資拿了兩個月之後，他突然被精減掉了，捲起鋪蓋回到了童家塘。很多年後，他回憶說：「那時，我想得很清楚，不種地。我覺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籌了110塊錢，搭起草棚開了一間修理鋪，開始為村裡修自行車。那時農村自行車少，生意很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