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河南封丘縣向中央報告，該縣的應舉農業生產合作社依靠集體力量，戰勝自然災害，改變了貧窮落後的面貌，毛澤東很振奮地寫下《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認定大集體化的農村組織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新發明。4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聯鄉並社發展生產力」為題，報道了福建閩侯縣把城門、下洋、龍江3個鄉合併為1個鄉、把23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為1個社的消息，將之作為重要經驗向全國推廣。這以後，各地迅速開始了小社並大社的工作。遼寧於5月下半月，即將9272個社合併為1461個社，基本是一鄉一社，平均每社約2000戶左右，最大的為18000多戶。緊接著，河南、河北、江蘇、浙江也相繼完成並社。河南由38286個社合併為2700多個社，平均每社4000戶左右；北京郊區農村，由原來的1680個社合併為218個社，平均每社1600戶。
5月19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宣傳部長陸定一在發言中形象地描述了主要領導者心目中的農村組織形態，他說：「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國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村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超過。」
公社這個名稱，出自歐洲中世紀，專指當時西歐實行自治的城鎮。1824年前後，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在美洲購置土地成立「歐文公社」，2000多人組成一個生產和消費的組織，進行未來理想社會的試驗。在公社內部，純粹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變為公有財產，產品按需分配，每個人可在公社倉庫領取必需的物品。史上最著名的公社當屬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公社」。在合併大社的運動中，初期的叫法五花八門，有的叫集體農莊，有的叫農場，有的叫社會主義大院或社會主義大家庭。「人民公社」一詞的首次出現，是在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上，它的首倡人便是當年發明了「四大家族」一詞的黨內理論家陳伯達，他此時的身份是《紅旗》總編輯。陳伯達在《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中說，新出現的農村基層組織「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據各種材料顯示，最早形成公社體制的基層典型，便是因為「放衛星」而名震全國的河北省遂平縣碴岈山衛星集體農莊。它第一個提出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公社模式，毛澤東曾讚揚說，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個公社，遂平「衛星」是第二個。而第一家公開使用「人民公社」名稱的，則是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時間是8月1日。到1958年底，全國原有的74萬個農業社變成了2.65萬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根據人民公社的章程，農村的一切財產和生產資料都歸公有，社員交出全部自留地和私有的牲畜、林木等，僅可保留小量的、供自己食用的家禽。農民實行集體勞動，早上排著隊、唱著歌一起去農田，晚上再一起回家，報酬實行工資（工分）制，糧食實行供給制，公社還實行全民武裝，青壯年都被編成民兵，接受軍事訓練。
農民之所以願意把土地和財產全部上繳、興高采烈地加入公社，除了對集體經濟的信心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得到承諾，從此將可以「放開肚子吃飯」。8月10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家常話」的特寫，新聞這樣寫道：前些天，我到郊區去，在李二嫂家裡一坐半天，快到中午吃飯的時候，總也不見她做飯。我想，大概拉起家常來，忘記做飯了。一會兒，她要我去吃飯，我開玩笑說：「你讓我去吃什麼呀？」我這一說，李二嫂笑開了，她一口氣向我介紹了農村辦「公共食堂」的新鮮事兒。
據李二嫂的描述，公社辦起了一個大食堂，農民從此將不需要自己做飯了，而且吃飯吃到飽，還不需要錢。到1958年底，全國出現了345萬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民佔全國農村人口的90%以上，「大鍋飯」一詞由此而生。江蘇省江陰縣馬鎮人民公社還傳唱出了一首民歌，「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幹勁衝破天；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活趕在男人前……做活想到吃飯不要錢，一分一秒都爭先；睡覺想到吃飯不要錢，越想心裡越是甜；為什麼心裡越想越是甜？共產主義快實現！」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一直開到四年後的1961年。
如果說，1956年的私營企業上繳意味著城市私人資本的徹底消亡，那麼，人民公社的誕生，則表明農村私人資本，特別是土地私有化的終結。事實上，從經濟治理角度來看，當統購統銷政策被確定下來後，土地的公有化便已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人民公社制度延續了20多年，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它限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成為短缺經濟的主要根源之一。這一制度一直到1982年底才徹底解體。
值得記一筆的是，在1958年，因大煉鋼鐵和搞人民公社，各地農村出現了一大批社隊企業，它們製造並修理農耕必需的各種農具，這些設備極其簡陋、製造水平極其低下的工業作坊日後將成為鄉鎮企業的最早胚胎。
在經濟史上，1958年是一個虛假的、帶有強烈自殘傾向的年份，它讓後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對當時發生的景象無法理解和充滿了驚悚感。對高成長的迷戀以及致命的自負，使得全國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瘋魔，理性被激情屏蔽，幻覺成為真實。當所有的「假想敵」都被消滅或壓制之後，缺乏約束和制衡的最高權力，最終成為傷害自身的、最尖銳的武器。這是一個令人扼腕的事實：在過去的十年裡，飽受百年戰亂之苦的中國終於獲得了和平與穩定，中央政府通過強有力的手段建構了一個計劃經濟體制，並因此通過「舉國戰略」，建成了規模化的產業體系，集聚了一定的國家財富，中國經濟在亞洲重新崛起。然而，到了1958年，僅僅用了一年時間，就把一切秩序全部打亂推翻，國力、財力和人力被平白消耗，國民經濟從此陷入長達20年之久的系統性紊亂。這種景象的產生根源，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命題，一直到今天還在被人們不斷地研究與反思。
除了發生在工業和農業領域的種種荒唐事件之外，在一向以嚴謹科學為立命之本的科研界也非常不幸地出現了無比浮誇的景象，它似乎意味著更讓人絕望的人文墮落。
早在2月份，中國科學院就舉行各研究所所長會議，部署科學工作的「大躍進」。會上，院長郭沫若號召科學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氣來，促進科學大躍進。2月21日的《光明日報》引用科學家錢學森話說，「我相信理想的、極樂的世界於不久的將來就會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建立起來」。
很快，耀眼的「科研衛星」從各個地方放了出來。
5月下旬，中科院北京地區共青團第二屆代表大會上傳出「捷報」，青年科學家們創製的產品有七項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有11項是以往沒有研製過的。
7月1日，新華社發佈消息：「首都科學界向黨匯報成果，許多研究項目超過英美水平。」其中，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對於半導體晶體管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頻率最高的半導體晶體，它比美國的同類產品還要高，更值得驕傲的是，這個成果是研究所在20天內突擊完成的。化學所研究出了「尼龍9」，而國外還沒有正式生產。地質所對於岩石分析、鈳鉭鐵礦分析、獨居石分析、鋰雲母分析等研究成果以及遠距離操縱，自動化研究所的無觸地遠距離信號設備、脈衝頻率制遠測設備「也大大超過了英美水平」。同日，中科院機關黨委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各研究單位共向大會獻出研究成果300餘項，「其中超過國際水平和達到國際水平的共有25項」。
過了12天，《光明日報》報道說，科學院北京地區研究單位完成1000項研究項目，其中100多項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這些成果中，有應用物理所的半導體晶體管、晶粒取向矽鋼片，化學所為研究海水淡化而研製的離子交換機，原子能所的鉗工萬能機、金屬三級油擴散真空抽氣機等。
在首都科學家們的鼓勵下，其他城市的科研機構當然也不甘落後。8月8日，上海舉行科學技術研究工作躍進展覽會，上海地方工業、上海高校、中科院和中央各部委在上海的研究機構共60個單位參展，共展出實物、圖片、圖表2600多件，「其中440多項達到或超過了國際水平，其餘更多是國內或上海首創的」。參加展覽的單位還提出了進一步的躍進計劃，如煤炭變珠寶，廢氣變黃金，陶瓷像鋼鐵堅硬，鋼鐵像陶瓷耐高溫，做到腫瘤低頭，高血壓讓路。
在科研單位拚命大放「衛星」的同時，高等學校的科研躍進也讓人咂舌。中國最重要、最著名的高校——北京大學自稱在半個月內完成680項科研項目，超過了過去三年科研項目的總和，其中100多項是尖端技術科學，有50多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僅僅半個月之後，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達到了3406項，其中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的有119項，屬於國內首創的有981項。而1952年至1956年4年間，北大定出的科研項目只有100項，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項。可這3400多項成果，從8月1日開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時間。這種恥辱性的記錄讓這家有著光榮傳統的大學蒙羞。
北大的科研「衛星」放出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國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經達到「國際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單、技術報告和資料。有關部門礙於兄弟國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關材料。很快，中國的「科研衛星」成了一個國際笑話。
南開大學的科研進展也很神速。8月10日開始，南開黨委領導4000多名師生掀起大搞科學研究、大辦工廠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2000多個科研項目，其中大部分是屬於尖端科學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開師生提出了「與火箭爭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號，從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項，其中理科各系試製成功屬於全國第一次生產的產品30多種，達到國際水平的19種，世界獨創的2種。
7月上旬，全國科聯和北京科聯組織中科院生物學部、中國農科院和北京農業大學的科學家，與來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種田能手舉行豐產座談會。會前，科學家們提出了自己認為夠高的畝產指標。指標是按照當時盛行的「兩本賬」、「三本賬」制定的：小麥1.5萬斤、2萬斤、3萬斤；水稻2萬斤、3萬斤、4萬斤；甘薯15萬斤、20萬斤、26萬斤；子棉3000斤、4000斤、6000斤。
可是，等到豐產座談會一召開，聽了種田能手的報告後，科學家們大吃一驚，先前準備公開的三項指標顯然大大落後於農民兄弟，於是，他們只得臨時修改自己的指標，提出「第一本賬」小麥3萬斤，水稻3萬斤，甘薯40萬斤，子棉1萬斤。而生物學部與農科院間也展開了挑戰賽，生物學部的指標是小麥6萬斤，水稻6.5萬斤，甘薯50萬斤，子棉2萬斤。
中央黨校的黨史專家羅平漢日後評論說：「出生於農家的毛澤東本來對那些放出來的農業高產衛星是將信將疑的，而科學家從科學原理對農業高產的論證，卻使他相信糧食高產是有可能的。」
就在這次豐產座談會開過不久，毛澤東在徐水等地視察，提出了「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疑問，很快，它被當成最高指示傳達給了中國科學院。中科院黨組將此作為第一緊急任務，組織全國頂級的科學家進行攻關，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大連石油研究所、北京化學研究所、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和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專家們紛紛獻計獻策，研究出了糧食轉化為工業原料的眾多方法。
可笑而可悲的正是，就當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裡為糧食轉化日夜鏖戰的時候，一場黑色的大饑荒降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