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實在是太混亂了，蔣介石只好改變直接向各地委派接收代表的辦法，讓行政院副院長、經濟部部長翁文灝馬上拿出了一個新的接收法令。翁文灝帶著一群專家連夜研究，總算制定出了一套「接收大法」，中央成立「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對工礦事業、財政金融機構的接收以及資產處理進行了規定。根據辦法，金融資產由財政部、四大國有銀行、中央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負責接收，工礦企業則歸經濟部、交通部、農林部、糧食部、軍政部、聯勤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等單位分工負責。有意思的是，根據蔣介石的親自規劃，這個「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掛在陸軍總部下面，於是，黨務人員、政務人員與軍人混雜一堂，誰也不服誰，翁院長辛苦擬出來的「大法」很難被嚴格地執行。
早在9月14日，《大公報》主筆王芸生發表社評《收復失土不要失去人心》。文章警告說：「我們現在不但要收復失土，而且要撫慰受創的心……收復失土，接收敵偽所攫取的財產，迎接我們受苦的同胞，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起，登之衽席，這是抗戰的一項任務，既莊嚴，又神聖。骯髒的手，漆黑的心，都請遠遠離開，不要污染這一莊嚴神聖的任務。」為此他提出：「我們希望政府派至收復區的工作人員，要特別注意操守。潔己奉公，是當前第一官箴。」可惜，這些忠言都成過耳之風。到9月27日，王芸生再撰社評說：「京滬的情況興奮極了，也亂極了。在熱烘烘、亂嚷嚷中，這二十幾天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有早已埋伏在那裡的，也有由後方去的，只要人人有來頭，就人人捷手先搶。一部汽車有幾十個人搶，一所房子有許多機關爭；而長長的鐵路，大大的礦場，卻很少人過問。」王芸生以他一貫銳利的筆調寫道：「可憐收復區同胞，他們盼到天亮，望見了祖國的旌旗，他們喜極如狂，但睡了幾夜覺之後，發覺他們多已破家蕩產。」他的這篇社評有一個十分震撼的標題：「莫失盡人心」。
這種情形，連國民黨內部的有識人士也看不下去了，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將一首《重慶客》的七絕悄悄抄給蔣介石，其中一句是「誰知漢室中興業，流語民間是劫收」。蔣介石只好第三次更改接收辦法，他採納宋子文的意見，在行政院內成立「行政院收復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除了有關軍事系統的接收由陸軍總部主持外，其他接收工作統歸這個委員會。
在短短兩個多月裡，中央連續三次變更接收辦法，朝令夕改，可見當時的手忙腳亂。而日後的事實是，各地軍人的劫收從來沒有受到有效的限制，混亂一直在持續中。
後世流傳了很多類似沈醉、陳佈雷收集的「接收民謠」，譬如：「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躲在後方裝孫子，下了飛機變兔子，市上一轉變騾子」；「等了八年半，來了一群王八蛋」；「燒錯爆仗，拍錯巴掌，迎錯老蔣」；「寧願鬼子燒殺，不願國軍駐紮」等。有人在海南島的海口接收總部門口貼了一副對聯曰：「海內眾奸凶，屏之國外；乾坤有邪氣，在此館中。」更有人總結了所謂的「接收八法」，是為「搶佔盜偷，吞漏詐咬」。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個新名詞是「五子登科」。五子者，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也。
天津市的接收總部就設在市長張廷諤的家裡，整個接收期間，他只開了兩次會，而且與會者都是親屬和部下。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他一口氣接收了400多家企業，商店和醫院400多處以及住宅百餘所。這些大多從前門收進，從後門賣出，變成了張家的一根根金條。日軍在海南的工礦設備和儲存物資基本被全部盜賣，政府最後收進的只有200多條沒人願要的爛船。
經濟部被指定為接收的主管部門，但是這個部門裡的人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公務員，無論是跑路還是搶東西怎麼也比不過政客和軍人，他們甚至連辦公的地方都被搶走。專門負責南京地區接收的經濟部特派員董贊堯回憶說：「到南京後，我們去找經濟部，可是原址已為別的機關搶先佔用，經濟部無法接收。」更讓他驚駭的是，「我們到了這裡，除了檔案外，其他已沒有什麼東西可接收了」。他還回憶道：「經濟部主管的範圍很廣。例如煤礦和煤應歸經濟部接收，而鐵路局則強調運輸急需用煤，強要接收。又如麵粉廠和一些食品工廠，糧食部說這些廠是搞糧食加工的，應由糧食部來接管。對於紡織廠，軍政部軍需處的被服廠強調軍需，也要來接收。當時，我作為經濟部的接收人員，感到這種情況太亂太糟，而且忙著接管的部門來頭大，有的擁有槍支和軍隊，對之確實毫無辦法。」各地情況類似，據當過經濟部次長的何廉回憶，在湖北，應由經濟部接收的工礦企業有365個、礦場45個、公司行號82個、電氣事業26個，總計518個，最終被接收的只有40個，其餘均被別的單位或個人「劫收」了。武漢市有180多座工廠，劫收過後，能開工的只有30多座。
「房子登科」以北平和上海為最。戰爭結束時，日汪轉交的上海房產有8500棟，其中被軍方和黨政接收人員佔了5000多棟，房屋內的財物都被一併收下，這些大多成了私產。北平有敵偽房產14000餘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餘所。南滿鐵路公司在瀋陽房產1200棟，最後只剩下兩棟。
為了隱瞞私分事實，各路接收大員都有兩本「物資清冊」，一本是真，一本是假，可笑的是，就連那本假的也因為層層剋扣，最後不得不一次次地修改。投降的日本人也很熟悉國民黨的這些套路，他們在交出資產時故意留下一些不入冊，另以副冊交給接收人，做「買路錢」。日軍第6方面軍總司令岡部直三所部，在武漢投降後，留下大批現金、鴉片、軍糧、食鹽、輪船、汽車，另行呈繳給第6戰區副長官郭懺。這位接收委員會主任將大部變賣歸己，其餘的用輪船裝運南京，「贈送」上層官員。汪系官員金雄白說了一個極端可笑的例子：上海的日本駐軍有7個師團的實力，人數不少於20萬，可是，接收過來的槍卻只有6萬支，難道有14萬日軍是用菜刀或長矛的嗎？「這真是一件令人難以索解的事情。」
因各省接收專員的素質有高下，最後的結果天差地別。以華東為例，被委派到江蘇的接收專員比較清廉，而且動作較快，趁火打劫的人沒有來得及下手，於是匯總到的敵產總額為123億元，而浙江省上報的數字是2.88億元，安徽為1.33億元，放在一起簡直讓人難以相信。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各部委為了制止私分資產的現象，還專門制定了一個密報制度，對檢舉者進行重獎懸賞。誰知這又成了某些官員大發橫財的機會，很多非法行為遭密報檢舉，而主持密報工作的人則利用這些物資無底可查，再以清理為名拖延，最後將之隱匿吞沒。僅以第三方面軍為例，該軍在上海辦理密報物資，受理密報案1600多起，價值2000多億元，最後移交的僅74案，價值300億元，其餘都被私吞了。
至於「女子登科」則是腐敗的絕對寄生物，敵偽的妻妾、女秘書等都成了被接收的財產。這股歪風甚至是從最高層往下刮的。傅斯年就曾記述了一個細節：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就「時常在某家，一日，大宴會，演戲，文武百僚地方紳士畢集，他遲遲而來，來時帶著某家之某人，全座駭然」。傅斯年繼而說，「此為勝利後，北平人士輕視中央之始」。
10月24日，《大公報》登載了南京特派員張鴻增的通訊《休說重慶來！》。通訊開篇就說：「『重慶人』在收復區老百姓眼裡在跌價，江東父老對這些凱旋的人最初是刮目相看，再而是冷眼靜觀，現在差不多已經搖頭蹙額了……冷眼的江東父老觀察了近兩個月，得了一個結論：『重慶人』到了收復區，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車，第三件是買黃金，第四件是女人。他們原希望這些凱旋的英雄一來，地方秩序漸趨安定，物價逐次平復，從此脫離苦海。誰知這幫人卻是拚命享受，成了抬高物價的因素，一開始工作就是把郵資加了10倍，鐵道客運加了9倍，水電加了10倍。南京城內公然白晝搶劫，拘留所人滿為患，一般物價在跳漲。或者是由於妒忌作祟吧？收復區人開始恨『重慶人』。」最後，作者給出了一個無比激憤的忠告：「所以，我勸朋友們到了南京休說重慶來。『重慶人』的風頭叫這幫先遣人員出盡了，你來搶白眼吧。」
蔣介石到後來也意識到「接收之亂」的嚴重後遺症。1948年７月，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他總結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失敗的教訓時說：「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
資料顯示，在各收復區等待接收的日偽產業約為4萬億元，這幾乎是當時中國的九成家產。可是，群魔亂舞的接收大戰讓原本很有希望的戰後重建變得前途叵測。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國民政府在1945年執行的三大經濟政策——貨幣兌換、外匯開放與產業國營化更是讓上億民眾和民營公司陷入集體破產的絕境。
戰時，在中國市場流通的貨幣主要有兩種，一是重慶蔣政府的法幣，一是南京汪偽政府的中儲券，兩者的對價關係波動很大，互有漲跌。早在1942年，法幣與中儲券的流通比值一度在1︰2、1︰3左右。日本一投降，法幣身價頓時大漲，8月初，每兩黃金兌換法幣20萬元，到8月11日就跌到17萬元，數日後更到14萬元。而中儲券則大幅貶值。到9月中旬，以重慶、上海兩地物價為參照，法幣與中儲券的比率大體是1︰50，法幣更有持續上漲的跡象。淪陷區的民眾和企業呼籲重慶方面馬上公佈官定兌換率，以安定市場和民心。
在行政院的專門會議上，經濟學家、經濟部次長何廉提出的方案是1︰50，至多不超過1︰60，他在一塊黑板上詳細對比了重慶與上海的糧食、燃料和公用事業費用的物價狀況，還畫出了一張批發物價指數圖表。而以宋子文、陳行、徐堪為首的財政部則堅持1︰200，理由是，「法幣的價值在上升，有人在用繼續貶值的偽幣兌換正在升值的法幣」。當何廉再三表示反對的時候，以「不堪」聞名的徐堪竟以政治掛帥的理由來反擊。他說：「對法幣幣值的樂觀估計，也就是對黨國前景的信心表示。」耶魯大學畢業的何博士只好閉嘴。
11月1日，官定兌換率開始實行，比值正是1︰200。此案一出，兩億人齊聲慘叫。
何廉在回憶錄中認為：「高估法幣幣值的原因，部分由於對戰後形勢過分樂觀，部分由於交通所受的破壞，使法幣難於進入收復區。」但是，無論如何，中儲券被惡意貶值的事實是難以否認的。除了當時渝滬兩地物價的現狀之外，還可以從這兩種貨幣與國際貨幣的對價來看。戰時，日元與中儲券的比值是1︰5.55。戰後，美國規定日元與美元的比值是1︰15。到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辦法出台後，1日元約值70法幣，也就是相當於1.4萬元中儲券。如此計算，1945年一年前後，中儲券的貶值幅度竟高達254.5倍。當時全國總人口4.5億，其中2.57億為淪陷區人民，這些家庭幾乎在一夜之間集體破產。上海流行民謠曰：「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