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往猶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陳寅恪：《聞日本乞降喜賦》，1945年
勝利來得實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沒有作好準備。
一個叫斯凱倫德（Eskelund）的美國記者描述了1945年8月上海的景象：「重慶的軍隊進城了，歡呼的人群排起了長龍，向抗戰的英雄們致敬。海港恢復了活力，飛機在上空盤旋，機聲轟鳴，下方則爆竹連連……日本的士兵和平民從大街上消失了，其店舖也多關閉了，他們退出了。使團撤離，他們將要離開，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國小伙子、英國小伙子、上海姑娘們，盡到你們的責任吧！他們確實是這樣幹的。每個夜總會都擠滿了人，美好的生活從黃昏開始，無休無止，誰還顧及宵禁時間？戰爭取得了勝利，和平可能保持下來！在一個世紀裡，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足夠了。」
但是，真的足夠了嗎？至少在中國不是。即將發生的事實是，混亂的和平僅僅維持了短暫的十個月，緊接著是三年的慘烈內戰。
我們先來看看戰後中國的經濟格局。
在過去八年裡，一些新的變化出現了。在戰前，上海是中國唯一的、世界級的工商業大城市，在以它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聚集了絕大部分的華資銀行、半數以上的工廠，並承擔了超過六成的對外貿易。戰後，東北的重工業赫然崛起，南方的廣東和香港成為新的貿易和金融中心，由此，「東工西農、南輕北重」的經濟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個多世紀之後仍然未改。
在1945年前後，東北是中國乃至亞洲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如我們在之前已經講述過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張家父子（張作霖、張學良）治理東北的時候，就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和以糧食加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瀋陽的兵工廠是唯一的大型軍工企業，哈爾濱則是東北亞最大的國際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實際利益比較，哈爾濱濱江海關已超越上海海關和粵海關，穩坐全國六大海關頭把交椅，成為全國最大的麵粉生產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產基地。張家父子甚至建成了當時中國最強大的海空軍。
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本人控制東北，扶持成立了偽滿洲國。自此，日本對東北進行了持續的大量投入，將之建成亞洲擴張的「工業發動機」。從1933年到1942年，偽滿當局詳盡規劃了大大小小109個城市的建設。其中，長春是建設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亞洲最大的無線電台——新京無線電台，和最大的電影廠——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即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前身），是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管道煤氣和中國第一個規劃地鐵的城市。1945年，東北鐵路里程達到11479公里，為全國鐵路總里程的一半。1943年，東北公路總里程近6萬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國含東北在內公路總里程僅為8.09萬公里。
據統計，日本在中國企業投資，1930年為8.9億美元；1936年為16.29億美元，其中東北為13.24億美元，關內為3.05億美元；1944年日本在華投資達到最高峰時總額達到61.63億美元，其中東北為52.79億美元，關內為8.84億美元。
到1945年，東北工業規模不僅大於上海地區，甚至還超過日本本土，位居亞洲第一。從瀋陽到大連的沈大線兩側工廠煙囪林立，城市連成一片，成為舉世聞名的「綿長工業區」，瀋陽鐵西區被譽為「東方魯爾」。東北工業化水平迅速提高，1943年，東北以占中國1/9的土地和1/10的人口，生產了佔全中國49.4%的煤，87.7%的生鐵，93%的鋼材，93.3%的電，69%的硫酸，60%的蘇打灰，66%的水泥，95%的機械，形成了龐大的精細化學、特種鋼等當時領先世界的科技企業。據曲曉范在《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一書中的計算，1945年抗戰結束時，全中國的工業總產值中，東北占85%，台灣占10%，連年內戰的其他地區只佔5%。
大戰結束後，東北率先遭遇一場空前的「接收之劫」。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蘇聯軍隊把東北的工廠、礦山、電站等物資絕大多數拆運回國。從9月起，其後的7個月間，火車日夜不停，甚至連長春市政府的辦公傢俱都不放過。1945年11月15日前，僅從瀋陽每天就有200輛貨車開往蘇聯。到1946年初，瀋陽90%以上工廠都成空殼，連門窗都被拆走。東北鐵路機車的75%和貨車的93%被運走。著名地質學家、吉林人張莘夫在試圖阻止蘇聯工程師運走工廠裡的機器時被害。
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中認定：「當蘇軍佔領東北時，他們拆走了東北地區工廠裡大多數可以運輸的機械裝備。」曾經當過中共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邵式平在1948年5月到12月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目睹的情況：「大連鐵工廠，這是一個最大的機器工廠，可惜破壞得太厲害了。首先是蘇聯人破壞，搬走了許多好機器。
我看這也是一種掠奪行為……去瀋陽參觀軍工廠，該廠系日寇建設的，據說當時有工人萬餘，日本投降以後，蘇聯把一部分精造機器運走了……瀋陽兵工廠，據說是目前中國第一大兵工廠，現有各種機床七千台，能有效使用的約五千台，較好的都叫蘇軍運走了……我們參觀了瀋陽住友工廠，這個廠專做車輪，實際是煉鋼、翻砂並做機器、車輛等。機器、廠房都很大很新，但全部機器都被蘇軍搬走了。真不應該呀！」邵氏在日記中真實秘記這些細節，在當年是十分冒險的事情。據《鞍鋼史》記載，日軍投降後，鞍鋼遭受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從1945年9月下旬起，僅40天，發運貨車60列，鞍鋼的機器設備就被蘇軍拆走了2/3，連同其他被運走的物資共達7萬餘噸，其中以各種關鍵性的設備損失、破壞最為嚴重。1957年，當過中共上海市政府第一任財稅局局長的顧准去蘇聯共青城考察時還看到，在一家造船廠和一家機械廠的機床銘牌上，有大量的日文標識，這都是當年從中國東北拆遷去的。
1946年1月，國民政府宣佈，凡東北境內的一切敵產均歸中國政府所有。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卻對蔣介石說，蘇聯政府認為這一聲明「既無根據，且無效力」。蔣介石只好轉求美國幫助，5月，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對蘇聯提出交涉，蘇軍才開始停止搬運工作並班師回國。杜魯門還派出考察團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據初步估算，蘇軍拆走的工業設備價值共約8.5億美元。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記載：「日本在東北的工業設施在1945年蘇聯人搬走半數以上的資本設備後受到削弱，當時估計恢復原來的設備所需的費用至少要20億美元。」1947年1月29日，莫斯科《消息報》報道，蘇軍此舉是為了得到出兵作戰的補償，而它運走的設備價值約9700萬美元。
蘇軍對東北工業設備的野蠻拆遷，是中國經濟在戰後遭到的第一個打擊。如果說，這是一次外來的災難，那麼，重慶國民政府對淪陷區敵產的接收，則更讓人哀歎。
在日本宣佈投降之後，對日占區和汪統區的財產進行接收成為當務之急，狂喜之中的國民政府立刻擬定了《行政院各部會署局派遣收復區接收人員辦法》，「接收委員」頓時成為重慶最炙手可熱的肥缺。
接下來發生的接收故事，無論從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還是道德而言，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浩劫。從8月開始，各路「抗日英雄」就從地下天上紛湧而出。
上海無疑是接收大戰中競爭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一向崇洋的上海灘突然開始流行吃川菜，一個人「能不能吃辣」成了一道政治考試題，表明他在四川堅持了多久的抗戰。在這裡一下子冒出了四個「市黨部」。第一個是關在提籃橋監獄裡的國民黨三青團成員，當他們從電台裡一聽到日本天皇投降的聲音，馬上通知獄方，「我們今天就要出獄展開工作」。很快，這些人以「蘇浙皖稅務局」局長邵式軍在餘慶路的一棟洋樓為據點，掛出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招牌。第二個是在浦東打游擊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他們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盛文頤的一個宅所裡，也成立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第三個是陳立夫CC系的「地下工作者」，他們的據點在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上。當這三個「當地幫」正為誰是正宗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從重慶飛來的接收大員就到了，於是第四個「黨部」又出現了。
如同惡狗搶肉一般，這些黨部人員圍繞著龐大的事業、產業和經費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完顏紹元在《大接收》一書中講述了滬上一家報紙幾天內連改四個報名的「黑色幽默」故事：CC系的市黨部接收了一家《新中國報》，一天後，就被重慶派來的人搶走了，改名為《正義報》。新報紙在8月16日隆重創刊，誰知到了第二天，突然又改成了《革新日報》，原來是被金神父路上的人以軍事委員會宣導委員的名義奪走了。可是僅僅七天後，訂戶拿到的報紙又改成了《前線日報·滬版》，新的接收者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駐滬辦公處。汪系官員金雄白在獄中交代說：「從8月中旬到9月初的上海，只要與重慶的大員沾親帶故的，就以地下工作人員自居。有人自認為中統，也有人自認為軍統，但誰也不知道他們身份的真假與職位的高下。」
上海的四個「市黨部」並立的景象還不是最混亂的，在北平，竟同時出現了八個「市黨部」，尤其可笑的是，這些黨部需要等待接收的汪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支付開辦經費，後者誰也不敢得罪，於是索性就給八家全都發錢。
最熱鬧的是天津。蔣介石委派的接收代表是當過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的老政客靳雲鵬，他剛剛要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津代表辦公室」的牌子對外懸掛，就有人掛出了「軍事委員會抗戰建國工作團天津總站」。接著，「天津市黨部」、「三青團天津市支團部」、「中統天津站」、「軍統天津站」、「軍統天津特別站」、「軍統駐天津華北特別通訊站」等都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而它們唯一的工作就是滿天津城尋找接收資產。最後，弄得日軍駐津特工機關也傻了眼，只好登報請所有在津各系統的人員都來市府禮堂開聯席會議。開會那天，竟一下子來了十幾個系統的幾百號人，大家鬧哄哄一陣亂吵，最後也沒有理出一個頭緒。受到蔣委員長親自委任的靳雲鵬知道自己身份雖高，但遠不如各路小鬼跟重慶方面的關係親密，無奈之下，只好宣佈不開張了。
滬京津的亂象，是接收大戰中的一個縮影，其他省會及中小城市的混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杭州，居然先後出現了28個「市黨部」，有幾個竟是汪系官員「就地反正」的。最具諷刺性的是任職汪系浙江省省長的丁默村，他曾經長期出任南京偽政府特務首腦，捕殺過很多國民黨特工，此時居然也一轉身成了軍事委員會特派的「浙江軍事專員」，加入了接收的火熱事業中。曾經當過軍統局少將總務處長的沈醉在回憶錄中記下了一首流傳很廣的「接收民謠」：「河裡飄來的，不如地裡滾來的；地裡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鑽出來的；地下鑽出來的，又不如坐著不動的。」沈醉註釋說：「所謂坐著不動的，指搖身一變的漢奸，自劫自收比什麼都快。」